鲁迅的革命叙事：革命与复仇的张力

复仇意识是鲁迅独特生命气质与存在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反抗非正当的生命境遇确立其作为人而非奴隶性存在的证明,也是鲁迅意欲构造国人新的精神与人格的切入路径之一。鲁迅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革命叙事,复仇被纳入其中。鲁迅的革命叙事一方面是书写革命运动被造反、个人复仇等动机混淆造成的失败;另一方面是呈现高渺的革命理念在真实的牺牲之痛与仇恨感、虚无感中的坠落。鲁迅在自然论与道义论叙事眼光之间犹疑,其革命叙事所呈现的道德困境和悖论正是后起的革命文学所用力弥合之处。在鲁迅的革命叙事中被点到为止的“处境的劣,即道德的善”命题,被后起的革命文学组织成为其革命话语的一部分而被权威化。     

心灵的颤动——浅谈鲁迅的复仇观念

鲁迅的复仇观念是复杂而深刻的。就复仇手段来讲,面对社会丑恶势力,鲁迅讲求“以暴抗暴”的武力复仇方式;面对愚昧落后的民众,鲁迅讲求形而上的精神复仇方式。同时鲁迅陷入了复仇的精神困境,一方面主张坚决而彻底的复仇,强调复仇的韧性与坚持不懈;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复仇”主张的怀疑感和复仇意义的虚无。     

向谁复仇，如何复仇？——重论鲁迅《复仇》《复仇（其二）》

周氏兄弟失和以后,《语丝》周刊创办,两人是最关键的筹划者、出资者和撰稿人,几乎每期都有署名文章。鲁迅从不参与《语丝》同人的聚会,从而避免与周作人相见的尴尬。被八道湾赶出带来的伤害和被围观带来的愤激,使他陷入极度的孤独和痛苦之中。这构成了《复仇》《复仇(其二)》最重要的创作情境。由此出发,分析文本中的复仇对象和复仇方式,可以看出他对亲情与友情的彻底绝望,并以最决绝的咒咀与过去进行着告别。它集中展现出最具鲁迅特色的复仇哲学。     

论鲁迅作品中的复仇主题

复仇精神是贯穿鲁迅一生的一个命题,鲁迅从幼年时代直至临终前,一直在不断地思索、实践这一命题。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浙东文化对他童年时复仇精神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鲁迅看到了存在于国民精神中的种种弱化复仇精神的消极因素,对这些消极因素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鲁迅所强调的复仇精神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坚决性,认为只有复仇精神与复仇行为合起来才是真正的复仇,真正的对于强者的复仇,才取得复仇的真意。鲁迅的复仇,有很强的针对性:对“看客”的复仇、对负义者的负仇、对统治者的复仇。鲁迅的复仇精神与现实紧密相联,他向国民中注入复仇精神以期国民与现实抗争。复仇可以代表鲁迅人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许由此我们能更接近鲁迅。     

论元杂剧的复仇精神

中国古代,允许无辜被害者的家属向加害者寻仇的法律制度,从春秋时期一直延续到元代,仍然被写进法律文本。它是元杂剧复仇精神的源头。元杂剧体现了传统文化背景下顽强的复仇理念。在复仇遇到阻碍时,为了达到复仇的目的往往借助清官侠客乃至鬼神     

鲁迅创作中的童年母题叙事

鲁迅不仅是乡土文学的开山祖,同时也是现代童年母题文学的创始者,其创作在反思品格、文化意蕴和叙事模式等方面给予现代童年母题文学创作以深远而显著的影响。鲁迅的童年叙事焦点大多集聚在对封建传统教育方式的批判与挖苦,对儿童所接受的与儿童身心发展极不相宜的陈旧观念的讽刺与揭露。从鲁迅的童年母题创作中我们可以体悟到,童年母题叙事不仅仅是一种叙事方法,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的主题类型,更重要的是童年母题的叙事还是作家的生存方式的体现。作为现代童年母题文学的倡风气者,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又增添了一层新的含义。     

鲁迅小说人物对话的独特叙事功能

鲁迅小说的人物对话极有特点,已构成鲁迅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鲁迅小说人物对话在文本中有直述与转述两种存在形态,人物对话的时空语境、主体间关系、对话过程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内蕴,在组织小说结构、表现人物性格、彰显交往理念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叙事功能.     

精神摧残与肉体毁灭——中西方复仇文学中手段方式及目的比较

对于复仇的手段及其有限性的思考 ,在西方萌芽得较早 ,最终发展到对复仇残忍失当乃至复仇本身的阻遏 ;古代中国人认为只要为了善的被损害去毁灭恶 ,手段的偏激过当可以被理解接受。西方复仇文学主题中罕见那种将被复仇者亲属奴婢一并诛戮的描写 ,复仇扩大化表现的程度、性质均不那么严重 (后期这种倾向更加明显 ) ,而偏重的是精神摧残 ;古代中国写复仇的扩大化 ,直至《水浒传》,滥杀无辜却仍有增无减 ,复仇偏重于肉体毁灭。     

鲁迅复仇观念的文化根源片论——兼及鲁迅对传统复仇观的继承和改造

鲁迅倡导超越于个体仇怨与小群体的复仇,但不排斥复仇的个体性与情绪性.他坚持弱者复仇基调,所关注的国恨家仇大多具有弱者复仇的基本性质和行为特征.他充分肯定复仇的否定性力量和非正统性质,而不顾及法律禁令.他对于自已有复仇偏好毫不掩饰,对复仇意念每多自矜自诩,砥砺与宣泄报复之渴望.鲁迅极为痛恨那些恩将仇报者,尤其是伪装朋友出现的小人偷袭.如果失却了多维多重富有个性色彩的复仇言论和情绪,鲁迅对于恶势力与国民劣根性的揭露与鞭挞,也就不会那么有力.     

复仇母题的解构叙事与审美倾向——沈从文《渔》与汪曾祺《复仇》之比较

文章主要从叙事策略与结构阅读这两个叙事学角度对沈从文的《渔》和汪曾祺的《复仇》两部作品的复仇主题解构进行对比分析,展现沈从文"回归自然本心式"的复仇解构与汪曾祺"超道德情感式"的复仇解构的异同之处,剖析"隐形矛盾"与"诗意留白"等细节之处两位作家所展现的具有个人特色的审美价值倾向。在此基础之上,通过简要的横纵向比较展现两位作家不同于传统作家以及同时期其他作家的审美价值。     

在典型叙事中弘扬时代与民族精神——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的当代意义

何建明是当今影响最大的报告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他报告文学创作的价值与意义,在于对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准确把握与成功探索。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时代主题、民族精神、典型叙事与史诗建构等方面。具体来说,又表现出选题的重大与题材的开拓、时代主题与民族精神的和谐统一、歌颂与批判的有机融合、传统精义与典型叙事的史诗建构,等等。但其创作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提出了某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何建明现象"再次说明: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学术关怀与理论建构势在必行。     

吴越人文精神与鲁迅的反抗复仇气质

区域文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越人自古以来自强不息 ,敢于反抗的人文精神 ,对于鲁迅复仇气质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濡染 ,这在他的思想、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     

论鲁迅笔下的儿童形象叙事

鲁迅作品中的儿童文学形象叙事特点为：儿童叙事形象鲜明,叙事声音传递童真、善良、美好;叙事视角、叙事距离多样化。时间上,成人世界与儿童视角的交织;空间上,异乡漂泊与乡土记忆的融合,让鲁迅儿童形象叙事别具风格。     

论鲁迅《铸剑》的色彩美学和复仇主题

在《铸剑》中,"红"与"黑"作为两种能被明显感知到的色调,始终贯穿于小说中,它们不仅构成了小说奇诡而瑰丽的美学风格,也包含了鲁迅深邃的复仇思想;而从叙述语调来看,"红"与"黑"又正好构成了小说亦喜亦悲、庄谐杂糅的艺术风格,两者的有机融合给作品的复仇主题蒙上了一层悲哀的基调。     

鲁迅与英国文学的摩罗精神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曾阅读了大量英国摩罗诗人作品的译作,被其作品中所折射出的摩罗精神深深吸引。摩罗诗人＂秉自由思想而探究＂的精神,对正统规范挑战、对正宗文化厌恶、对自由性格的向往以及对大自然的热爱都与青年鲁迅产生共鸣。鲁迅更视摩罗宗主拜伦为＂自觉勇猛、发扬精进＂的＂精神界之战士＂,在鲁迅的思想和作品以及他的个性中都可窥察到摩罗诗人摩罗精神的渗入与体现。     

民族复仇精神和反抗意志的抒写者——萧军与侠文化精神

作为一个深受侠文化影响和侠文化精神浸润的新文学作家,萧军在现代革命意识指导下,结合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对侠文化进行了现代性改造和创造性转化。他从侠文化中提炼出反帝反封建的精神资源和斗争力量,抒写着民族复仇精神和反抗意志,以唤醒广大民众的爱国救亡热情,从而使传统侠文化在抗日救亡的时代语境下呈现出新的话语蕴藉,体现了萧军的个人英雄主义人格追求和自由主义文化理想。     

“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女吊》的复仇精神与目连戏的反叛特质

作为辞世前留下的最后几篇作品之一,《女吊》对理解鲁迅一生思想有着特殊价值。然而近年来有学者提出,鲁迅在该文中“发明”了女吊身上本不具备的“复仇精神”。这一问题对中国近现代民俗文化研究与从根源上把握鲁迅的思想体系,都具备重要意义,故而研究希望通过对江南地区目连戏与民俗文化中“女吊”形象演变史的系统梳理,结合明清两代的历史文化背景,深入解读鲁迅视“女吊”为“复仇”象征的理据为何,进而指出在《女吊》中,鲁迅敏锐地发现了在官方的正统叙述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充满“报仇雪耻”精神的江南文化传统;因此,他以民间文化为立足点,通过提取出其中最富异质性、反抗性的地方文化核心要素,对“正史”和“正统”进行了重新解读与批判,更进一步,试图通过个人书写重塑新的乡邦文化,建构他所期望的地方文化传统和知识谱系,这同时也是鲁迅所秉持的启蒙精神的重要体现。     

论鲁迅与莫言鬼魅叙事的不同形态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鲁迅与莫言都对鬼魅叙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鲁迅不仅从文化角度肯定了民间鬼神信仰存在的合法性,也在“无常”“女吊”等鬼魅形象的创造中烙印上了自身的精神特征与批判立场。莫言从民间经验出发,从追求奇幻的审美趣味到借鬼魅来书写国家历史,一以贯之地使鬼魅或多或少地在小说中充当了作者叙事伦理取向的“代理服务器”。两位作家都以鬼魅书写超越了启蒙史观的线性叙述结构,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元的中国经验。     

文化批判：鲁迅张扬个体生命自由精神的独特方式

个体生命自由精神,是鲁迅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也是鲁迅人生追求的理想目标。鲁迅现代人学思想体系的建构,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工业文化的批判这种独特的方式实现的。     

欲望化的历史叙事——莫言小说创作的三向维度

莫言的小说创作中,欲望化的历史叙事成为关注的焦点,并据此形成了独特的话语实践方式。这涉及个体的生命欲望、性爱欲望以及最具野性的权力欲望等三个主要维度。生命欲望是理解历史知识的一般主题和最终目的,体现了现实中的想象书写、想象中的现实记忆以及非人性物体的人性化展露等三重变奏;性爱欲望实现了历史的主观把握与审美体验,不仅有野性与激荡同生的性爱,更有理性与俏皮并存的性爱;权力欲望下形成了一种生产与压制、控制与反抗、表彰与惩罚共存的生存状态,体现为逆境中抗争权力、外在的强加权力以及精心偷取的权力等内容。可以说,这三向维度成了莫言小说中欲望化叙事的鲜明特点,成了他揭秘历史真伪叙事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