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宗教散论

本文探讨了宗教与科学这两个对立面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作者认为:一、社会主义国家政教分离,宗教不会直接阻碍科学的发展,也不存在科学对宗教的迫害,二者易于建立一种协调互补的新关系。二、宗教在阶级社会确曾起过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鸦片作用,而社会主义社会,宗教的心灵慰籍作用超过了鸦片作用成为主要功能,它在感性上给人以多种满足。三、宗教通过其伦理准则、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的各类活动,对社会控制和社会治理起到不少作用。社会主义国家应对宗教加以正确引导,使它的社会治理作用在多方面得以体现。四、宗教及其影响在中国社会将长期存在,应努力使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克服消极影响。在当代中国,宗教在某一方面某种程度上还起到文化载体作用是可能的。五、应对宗教的消极作用加以限制、克服和超越,必须进行宗教的自我改造。否则,上述作用就无法发挥或充分发挥。     

当前做好宗教工作对改进公共经济管理的作用

宗教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服务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因此,宗教工作也是公共经济管理中的重要有机部分.宗教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具有长期性、群众性、特殊性等特点.宗教工作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本文通过分析宗教工作的特点,探讨如何做好宗教工作,改进公共经济管理,进而明确宗教工作在公共经济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从而达到公共经济管理的既定目标.     

论乡村公共权力体系的改革与完善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基层公共权力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使乡村公共权力无论在结构体系重组还是在运行机制的创新方面,都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新农村建设必须彻底转变乡村社会治理理念,强调多元治理主体,要求政府、市场、社会的良性互动,不断提升乡镇政权及村“两委”的治理能力,积极鼓励和支持为农村公共福祉和公共利益服务的各种组织参与治理,共同构建新的民主合作型的基层公共权力体系,实现和谐共治的乡村治理。     

宗教多元·理性沟通·体制保障——对“宗教共同体”相关问题的质疑

消除宗教彼此之间的对立冲突,形成多元通合、和而不同、和合共生机制的愿向是令人向往的,但理性的信仰之道和宗教共同体的提法则是不妥的。因为,宗教信仰虽然不必是反理性的,但就其作为信仰而言主要依赖于启示和神秘的宗教经验,理性的信仰之道实际上是把宗教信仰排除掉了。这样,宗教就等于哲学了。宗教必然是多元的,就其都想坚持各自的信仰而言甚至是排他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依靠宗教界自身的力量难以建立宗教共同体。必须依靠公民社会的政治体制的保障,才能建立一个跨宗教的公共交流的平台。有关这一问题,哈贝马斯有关宗教融入公共领域的构想具有启发意义。我们应营造一种让宗教参与公共领域内对共同关心的伦理、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商讨的机制,增进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相互理解,发挥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实现宗教和平与社会和谐。     

乡村民间宗教与村民自治:一项社会资本研究——兼论韦伯关于宗教社会功能的观点

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的民间宗教迅速恢复和重建,对在广大农村开展的村民自治产生了多重的复杂影响,然而现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中国乡村民间宗教在乡村社会的现状及其对村民自治运作绩效的影响,认为乡村民间宗教作为传统社会资本的一种主要形式,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论文还讨论了韦伯关于宗教社会功能的相关理论,并对中国乡村民间宗教及其社会功能和作用进行了具体分析。     

现代国家、公民教育与宗教

现代国家实施公民教育,努力避免某一宗教活动侵入学校教育的公共领域并获得优势;现代民主国家实行政教分离,在各宗教中保持中立的法律原则;在公共教育领域,国家保障公民人格教育的普遍一致.同时,现代国家承认各宗教的宗教教育及其教义具有正当性并给予合理支持;国家为宗教积极参与社会公众的事业提供必要的法律指导,宗教也积极适应现代社会,成为社会公益事业的一部分.     

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理性审视——基于公民治理理论的视角

公共治理是基于"多中心合作共治"理念的一种新型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公民参与作为民主行政的内在要求和公共治理实践的核心机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公民参与公共治理实际效应的评判却褒贬不一.在中国公共治理的实践中,公民参与对增进公共行政的民主、培育积极的公民资格、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等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同时,公民参与也将面临参与冷漠、能力限制、公民资格缺乏和效率悖论等困境.在此基础上,理性审视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实际效应,对推进公共治理实践,以及为实现公民治理理论与协商式民主的"对接"意义深远.     

西藏传统社会中的茶文化与西藏治理

西藏传统社会中,茶文化与西藏治理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主要表现在:宗教政治的传承、赐茶、入藏熬茶和抵御印茶等方面.对西藏传统茶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应该抱着传承发展与创新的态度去认真研究,使其在西藏社会生活与文化发展繁荣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新农村合作治理主体的培育与公共治理能力的提升

农村合作治理要求各治理主体均衡发展。一要增强农民教育培训内容的系统性和针对性。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二要加强政府引导、市场培育、科技保障、风险防范,培育各种新型经济组织;三要重塑治理理念、优化服务职能、转变服务方式、创新治理机制,提高基层政府公共治理能力;四要积极培育农村非政府公共组织,充分发挥其利益表达和实现、行为自律和协调、政府与社会互动,增进社会资本的载体作用。     

虚拟公共空间对基层治权的重塑——基于A镇实证调研

虚拟公共空间是数字信息技术造就的全新社会交往空间。自由、多元、便捷的虚拟交互技术正全面嵌入社会生活基础领域，解构传统社会秩序，推动基层治理结构转变。虚拟公共空间带来大量信息“孔洞”、促使公共话语权利体系重组、推动基层社会资源供给多元化。在虚拟公共空间的作用下，基层治理模式正趋向于多中心治理结构。在新治理结构中，社会信息传播更为分散，公共决策主体多元，政策实施由基层治权与社会主体共同承担。在治理技术层面，虚拟公共空间成为基层治权勾连各方的重要手段；在治理观念层面，平等尊重、交往互动、重视规则等理念逐渐为基层治权所吸收。但是，虚拟公共空间尚未生成完善的规则体系，存在共识危机以及非理性交往蔓延等问题。只有构建完善的虚拟公共空间行为规则，才能充分发挥虚拟公共空间正向作用，提高基层治理效率与效果，推动基层治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创设新的民主模式：社会风险治理的政治选择

在政治化的风险社会中,社会风险的治理离不开政治决策。传统的科层制政治结构将公众排除在风险决策之外,过度依赖专家政治,使风险决策失去了民主程序的监督,极可能陷入“塔西佗陷阱”。因此,在社会风险治理过程中,一方面必须发展参与性协商民主,平衡政治家、专家和公众之间的风险决策权力关系;另一方面,必须发展全球民主,构建全球风险治理体系,通过全球合作来解决全球风险问题。     

国家治理的现代转型与公共精神培育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治理的效度及能量。国家治理向现代性转型的内在逻辑说明,治理不能仅仅维系于体制革新等技术要素,而要受制于相应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正是以合作为核心的公共精神。因而,能否培育公共精神构成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公共精神对于现代国家治理如此重要．但是现实生活中公共精神的缺失和匮乏正成为阻碍现代国家治理的一大难题。基于此,要通过培育适应现代政治社会生活的“公众文化”,引导公众参与公共生活,充分发挥公民素质教育的效用等途径来积极培育公共精神。     

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设计的模式——公共行政隐喻的视角

从公共行政作为科学隐喻的视角看,理性设计是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设计的模式。从公共行政作为艺术隐喻的视角看,渐进设计是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设计的模式。从公共行政作为社会设计隐喻的视角看,社会设计是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设计的模式。实际上,依赖于科学隐喻、艺术隐喻和社会设计隐喻的中国城市治理主体综合运用理性设计模式、渐进设计模式和社会设计模式对环境治理的信息型政策工具进行规划。     

重大疫情防控中网络舆情治理的实践困境与策略优化

疫情防控关乎生命安全,舆情治理关系民心所向。基于重大疫情防控下的网络空间呈现出前兆性缺失、全民性参与、持续性诱发的舆情特征,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辐射效应,造成深层次的结构性社会影响,导致了社会心态的转变和非理性情绪的蔓延。以信息、情绪和制度为视角的网络空间中,信息场域混乱导致信息失衡、非理性表达导致消极氛围、制度效能不足导致治理式微的实践困局,网络舆情空间乱象频发。疫情防控下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应以维持信息生态平衡为基础重建信息场域,以引导正面社会情绪为指向重塑情绪氛围,以发挥制度治理效能为动力重构制度体系,以此构筑战疫精神堡垒,凝聚民族精神伟力。     

试析当前我国公共权力腐败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

社会治理腐败是发挥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社会组织和力量,对公共权力进行自下而上的制约和监督,以期实现"善治"的权力腐败治理的重要模式,在制约监督公共权力方面有着传统监督模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治理腐败存在社会组织受政府制约、参与机制不完善以及舆论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等现实障碍。有效实现社会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腐败的法律保障机制,完善社会治理腐败的行政公开听证参与机制,强化社会治理腐败的公众监督制约机制。     

社会管理与政府能力建构

作为主责人类权威性价值分配和管理公共生活的组织体系,政府的能力建构永远与其价值分配导向确立、职能实现以及治理绩效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适应社会发展要求和回应公共问题挑战,能力建构为政府破解各种困局、满足民众需求、履行公共职责提供了有力的改革思路和策略;另一方面,政府能力建构的方向定位体现了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和依据。中国政府正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强化社会管理职能的诉求,实现社会管理职能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的成功转型,而政府建构并发展与社会管理责任相适配的能力,是完成职能,达成绩效必需的基础条件。基于此,本文阐述了政府能力建构内涵、社会管理中政府能力建构的方向与依据、社会管理三个层次的政府能力建构等三个问题。     

多元协同治理的逻辑起点、必然与架构——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是由未知因素叠加引发的跨域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是新中国历史上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多元共治的治理思路。新冠肺炎疫情必须采用多元共治的逻辑机理,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体系的逻辑架构,树立多元协同的治理理念,提升多元协同主体之间的协同效应,强化舆情监测过程中多元主体的有序合作,健全法制体系以确保多元主体协同的运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要求,从而推动新时代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新冠疫情背景下网络谣言的法治化治理路径探析

新冠疫情背景下网络谣言的法治化治理是新冠疫情防控的需要,也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机制的基础.新冠疫情谣言传播呈现出渠道立体化、内容碎片化、扩散速度实时化、动机多样化等传播特点.谣言治理中存在惩处力度不足、政府单向主导化治谣、言论自由和网络谣言界限不清、“塔西佗陷阱”和“老谣新传”等治理难题.基于法律与政策关系、多维共治理念、比例原则、法律普及和技术治理等法治理念的考量,建议提高网络谣言治理的立法层次和系统化程度、培育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规范谣言司法治理的谦抑性、增强技术手段下辟谣平台和谣言预警机制建设、建立信息透明公开的社会沟通机制,维护舆论的正向聚合效应.     

政府与社会的双重建构:公共治理的实践命题

随着公民权利的扩张,提供公共服务已经成为民主政府兑现其对宪法与公民的承诺的基本方式。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公共治理的多中心秩序。多中心治理实践的社会网络形式以及对公民社团的依赖,决定了政府需要按照公共治理的制度逻辑和行动逻辑对自身及社会进行重新构建。对中国的现实而言,政府既需要提高制度化的能力,加强元治理,也需要推动社会力量的建设,并在治理网络中提升网络治理的能力。     

现代传媒与公共治理:以杭州为个案的研究

在公共治理领域,现代传媒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其规范性特征在于民主责任承担与民生事业关注两个层面.杭州民主民生的传媒行动,以现代传媒的实体化功能创新,建构传媒的场域效应、社会交往效应与治理效应.公共治理的现代传媒功能建构,关键在于建构合作治理的社会行动网络;其路径在于:导引社会行动,吸纳公众参与,促成制度规则体系的互动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