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与回应：新生代的文化选择

中国传统文化正面临着来自全球化、高新科学技术、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部落主义的挑战,当代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倾向。新生代应该树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自觉增强文化认同,以开放的心态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中不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者和创新者。     

文化复兴与文化认同——黔东南苗族文化的变迁与现代转型

现代性、全球化对地方性原住民社会的草根文化发生的影响是通过国家,市场等中介来实现的.黔东南苗人在接触和接受现代性的经历中,文化变迁,文化复兴和自我认同随着具体语境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今天的黔东南苗人正在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将本土的地方性知识和现代性资源融合起来,以建构自己的文化转型和建构起新的文化认同.     

建国以来绍兴文化变迁及走向研究

建国以来绍兴文化既与时代和社会变迁同步,同时又可作为地域文化变迁的典型.建国初期,是绍兴文化的组织化、现代化时期;"文革"时期,是绍兴文化的政治化、"革命"化时期;改革开放之后,是绍兴文化的经济化、市场化时期.绍兴文化要继续发展,必须树立文化自觉:警惕文化现代化进程的工具理性,走出文化市场化的"两难",以及参与全球化进程中本土文化传播.     

全球视野中的文化认同与僭越——兼论儒家传统的现代意义

全球化的必然趋势给落后民族或国家带来深重的认同危机 ,在短期内经济无法赶上的情况下 ,它们都把重建文化认同来作为迎接挑战和解决认同的快捷手段。文章分析了中国建立文化认同的两种模式 ,即“文化决定论”和“文化支援论”。认为 ,只有资本才是解决民族认同的决定力量 ,文化决定论是文化的一种僭越 ,只会坠入历史唯心主义的迷宫 ;文化支援论把文化工具化、庸俗化 ,解消了其超越性的理想性成分。实际上 ,随着全球格局的变化 ,人类应该超越一种启蒙心态来重估文化的价值。从这个角度出发 ,文章分析了儒家文化传统的现代意义 ,认为儒家文化可以为人类的整体和谐与沟通行动作出自己的贡献     

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文化

针对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看待传统文化这一问题进行论述,分析了历史上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阐发了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并且对东亚经济的崛起和"四小龙"腾飞的原因作出解释.     

论作为和谐社会文化基础的公民文化

公民文化是一种混合现代化与传统因素、目前正处于政治渗透过程中的政治文化,它正在或即将取代种族、传统、血统等价值观成为人类社会的认同价值,这种认同价值由于其"非排斥性"产生了具备和谐社会特点的理性、协商、妥协的平衡利益冲突方式.因此,公民文化与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是一脉相承的.     

城市现代化与成都文化现代化

城市现代化首先应是城市文化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非常迅速。作为西部地区中心城市,成都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认识到"文化强市"的重要作用并付诸行动,但还存在相应问题。在当下成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要注意重点处理好文化产业化、文化资源发掘与文化传承保护、休闲文化品位提升、市民整体文化素质提升等问题。     

城市化进程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前景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建设前景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要在城市化进程中保护、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就要提高其"文化自觉性",调整其文化心态,加强其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调适、转换,进而推进民族文化的重塑和整合.     

“城市性”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文化转型

从一定意义上讲,"城市化"就是"城市性"的文化类型和心理状态形成的过程.中国由于受传统农业文化和前30年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影响,城市化进程中文化的转型明显滞后,传统的依赖人格、等极观念、小农意识、封闭保守心态等等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巨大内在阻力.只有更新文化机制,建立起与现代城市相匹配的以权利性、公民性、法治性为核心的文化系统,才能消除城市化深层文化障碍,实现社会的顺利转型.     

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与科学扬弃

传统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曾发生过巨大的影响,至今仍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丰富的智力资源。对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批评的继承。在继承中创新;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撞击中,去寻求合理的科学的认同和统一;在继承、扬弃、创新中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文明的、昂扬奋进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     

从文化管理到文化治理——文化领域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归宿

文化管理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要之举,是服务型政府履行文化发展与规范职能的重要载体.通过回顾政府文化管理模式的演变过程,发现文化管理也伴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而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特质,集中表现为“从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的转变”.围绕这一核心命题,对《文化管理学导论》有关内容进行了系统梳理与评价,并结合实践需要,提出了“文化治理范式是文化领域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归宿”的基本结论.     

文化传达的翻译取向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际翻译必然是介绍和传播源语所体现的文化,即文化翻译。翻译的目的在于实现源文与译文的文化等值。翻译不仅需要翻译技巧,而且需要有很强的文化意识和敏感性。文章对文化翻译提出了四种行之有效的途径,译者应该选择最恰当的翻译策略,以促进文化的交流。     

以经济文化一体化推动文化经济的兴起

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尤其是网络的兴起,文化的力量日益凸显,经济文化的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全球化进程的最终决定力量将是文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文化对经济已不单纯是影响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决定作用,文化经济时代已临近家门。文章阐述了当今时代出现的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据此阐述了文化经济兴起的必然性,并对文化经济的涵义和内容作了阐释,对如何发展文化经济作了探索。     

文化软实力与黄石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十分重要。文化产业具有很强的传播力、渗透力和影响力,是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的主要支撑性产业。树立科学的文化资源开发思路,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文化创新,着力打造文化品牌促进文化产业的大繁荣和大发展,才能把黄石建设成为文化设施好、文化企业多、文化产品精、文化机制活的全省文化强市。     

论文化自觉意识的养成

针对现代文化价值观的失落与文化失序问题,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角度,以文化哲学的理论分析方法,分别从文化超越意识、文化选择意识、文化边界意识等多个层面,对文化自觉意识的养成要素作了全面的阐述。强调文化自觉意识的养成不单是学理层面,更是实践层面的问题。对文化自觉意识养成问题的研究是对文化自觉在认识论领域的深化,也是对文化反思的创造性发展。     

文化多样化与民间艺术自觉

全球化语境中,文化多样性的政治意识和战略意义得到凸显,它同时也突出地显现于国家的文化战略和世界文化理论中。文化多样化和生物多样性一样,应该是人类的未来。民间艺术在全球化、现代化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激荡中开始走向自觉,同时具有丰沛文化多样性的独特优势。拓展民间艺术的文化空间、养护以民间艺术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是全新文化多样化景观实现的一个重要途径。     

关于批判性媒体或文化研究

媒体文化是社会运动和政治的再现。当今人们日益处于媒体文化的包围之中,是盲目认同还是批判性地接受,关涉到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建构起了文化批判的理论框架,批判文化产业导致传媒文化的商品化、物化和意识形态化,这一观点成为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批判仅停留于文化层面,未深入到政治领域。这项工作由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完成。他们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理论出发,认为阶级、性别、种族、民族和阶层等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博弈,成就当代媒体文化大观。因此,批判性媒体文化研究应具有三个组成部分,即媒体文化生产和政治经济学、媒体文化文本、观众的接受和媒体文化的作用。只有从这三个角度,才能采用多元的文化和观点批判性解读媒体文化,建构起分析媒体文化的框架。这种研究方法实质上是在社会的生产、分配、消费和使用背景下,阅读、解释和批评浮现于文本中各种各样的人为关系,分析阶级、种族和民族、性别和性意识在媒体文化文本及其相互交流中形成的政治表征;同时研究观众如何阅读、理解和使用媒体文化以及如何产生非主流文化等。     

探索繁荣与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现代化之路

社会主义文艺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精神灵魂,社会主义文艺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要载体。社会主义文艺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现代化的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不但彰显了中国人民这一我国文化现代化的主体的力量,更丰富了我国文化现代化的多样性色彩。其突出表现在对于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与多样化文化需求的满足上。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还应该不断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比如需能更为及时地回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新课题。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文艺还需进一步提升自身的表达能力,如其提纯转化人民美学的能力、与时俱进中国精神的能力,特别是其融合现代新兴媒介的能力。     

选择与会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

从制度文化的视角看，社会现代化转型伴随着文化自觉，这是文化现代性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文化主体和客体会通重构、整合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双重文化意蕴，既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又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中国化是中国近代历史对外来制度文化的必然选择，是中国思想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但是，文化传统的消极方面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曲折坎坷，留下了思想文化的教训。     

乡村文化的优势内核、发展困境与振兴策略

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也是乡村振兴的价值引领和精神动力源泉,其中所蕴含的乡土情结、生态伦理思想、耕读文化、德治文化是最能够回应当代乡村振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现实诉求的优势内核。然而在农业农村以经济发展为主要驱动力的现代化过程中,乡村文化被逐渐边缘化,面临着载体消失、主体缺位、价值认同危机与话语体系残缺的发展困境,非但未能发挥其应有的凝聚、引领作用,甚至成为了掣肘乡村振兴进程的短板。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城乡关系转化的关键期,要振兴乡村文化,就必须在继承其传统优势内核的同时,以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需求为导向,重新定位乡村文化的当代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提升乡村的主体意识与话语能力,讲好乡村故事,同时在全社会树立起文化共同体意识,从观念上彻底打破城乡文化的二元对立,也需要推进政府在文化治理方面的职能转化与能力提升,完善乡村文化振兴的法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