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与权利--重新解读"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

对于1910年长沙的抢米风潮,官方和普通民众大都归因于灾害发生后粮食供应不足、米价腾贵而致.本文作者在对当时湖南粮食产量和米价及居民生活消费水平等因素进行分析基础上,认为粮食供应不足、米价腾贵对长沙抢米风潮的解释显得十分勉强,长沙抢米风潮的深层原因实际上是占长沙市人口多数的城市工人和外来灾民在面对粮食危机时,由于其在社会经济等级结构中的劣势地位,导致在对食物的控制能力(大米交换权利)上的丧失所致.     

从《申报》看清末的赌博与禁赌

清末是中国历朝赌博最为繁盛的时段,赌博方式种类繁多,既有传统的赌博方式,也有新创的方式,还有从西方传入的方式.赌风愈演愈烈,给个人、家庭乃至社会均造成极大危害,官方禁赌势在必行.禁赌的时段主要集中在新年、庙会唱戏、节庆之际及农产品收获之时;禁赌的地点主要集中于公共领域,烟馆、茶肆、会场、戏场及学校附近.禁赌的对象除无业游民外,商人、匠人、士兵、学生、旗人和官员均纳入序列.禁赌的举措以颁发禁令、颁布告示为主,执行过程中的得贿包庇,成为清末禁赌的顽疾和不治之症.     

清末民初士人命运与时代悲慨——以《申报》“了青”事件为核心

了青是《申报·自由谈》1912-1914年间的一名普通作者,但他的逝世却引起海内外士人的广泛关注.了青事件之所以能够在《申报》上成为一个公众传播事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了青境遇所折射出的清末民初广大士子文人的命运悲剧和深刻的时代悲慨.     

民国社会舆论对匪患之反应——以《申报》和《大公报》为例(1912～1934)

匪患是民国时期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民国时期的社会舆论对于土匪的一般认知和态度,对土匪现象的评论、治理对策及其反映的历史现象是十分有意义和饶有兴味的研究课题。上海出版的《申报》和天津出版的《大公报》无疑是反映民国社情的标志性报纸。1912～1934年期间,在《申报》和《大公报》充分提供的时评版上,知识界人士站在政治风暴之外对民国匪患的成因等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就治匪问题之方方面面贡献方案,以提供政府作为治匪政策和策略之参考。他们借助报刊论政,表现了极强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提出的许多解决民国匪患的建议和设想,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也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民间舆论的总体倾向。但是书生论时空悲叹,由于民国政治当局的腐败和复杂的社会纷争,他们治理匪患的建议和设想没有被当政者采纳,流为无法实现的空想。     

甲午之前的《申报》发行与读者阅读

甲午之前,《申报》作为最具影响的全国性大报,其发行管道较为多元,并从都市社会逐步向城镇社会逐步渗透。《申报》在创办之初,便关注"市肆之人"的阅读问题,注重文字的浅近和新闻的广博,尤其是通过文艺栏目与口岸文人建立较为密切的"读-写"关系。而官绅通过阅读《申报》而感知时局的变动,对新闻纸有着别于书籍的阅读体验。围绕着《申报》,处于不同时空的读者,对新闻的回应自是千差万别,但是《申报》为读者建构了新型的"阅读共同体"。甲午之前《申报》的触角已进入江浙的乡村社会,尽管乡绅的阅读比例还很低,但《申报》在士人观念世界的影响,却不容忽视。     

新闻史的回声——甲午战败原因的《申报》考量

时值甲午战争两个甲子,本文从甲午战前20余年的《申报》新闻和评论中取材,从新闻史的视角回顾中国甲午战败的原因.本文提出了四个以小见大的问题,分别是:“水师还是海军?”“练兵还是表演?”“军人还是杂役?”“传统还是洋务?”利用《申报》报道和评论对这四个问题进行回答,给出了甲午败因的新见解,同时也思考了近代报刊与社会舆论的互动.     

艰难的救赎——《米》的新历史主义意蕴

20世纪90年代新历史叙事风格的小说突破了正史或者追求正史风格的传记式文学作品,在新的探索中走向与此对立的个人记忆,并通过文本介入个人经验的想象从而与历史接轨。在《米》中,苏童以对历史边缘人物的洞察,颠覆了20世纪理性主义衍生出来的历史观,或者说对人的欲望本能的发现补充了阶级论的历史观,描述了边缘人生存的困境和人在历史中的生存恐惧和绝望。     

中法之争期间郭嵩焘的外交思想——以《申报》舆论为参照

中法之争中郭嵩焘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体现其外交思想中务实的精神实质,而这一点在清政府满朝虚骄的背景下显得难能可贵。然而,郭嵩焘希望在清朝国力衰弱的情况下能继续保有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在西方列强一步步进逼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     

现代舆论控制与清末湖南社会变革

较之传统舆论,清末以报刊为媒介的舆论更多地加入了现代元素,所控制的地域范围增大、人数增加,极大地推动了湖南社会变革。同时,作为一种控制民众思想的手段,舆论形成的过程即是对舆论激烈争夺的过程,随着清末湖南舆论控制力量的增加,统治者也逐渐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     

试析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舆论导向

近代中国人在什么条件下对西方的立宪制度产生了兴趣呢?尤其是对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大国来说,能主动走出国门,考察东西洋的宪政制度,是一件大事。"五大臣出洋"正式拉开了清末预备立宪的序幕,当时的舆论是如何看待这一轰动事件的呢?体认其时代背景,明察时人、时论对宪政的认识,详细探究时评的舆论导向,自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清末的立宪活动。     

关于舆论监督与监督舆论的哲学思考

舆论监督与监督舆论,是新闻宣传中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发展的一对矛盾。正确处理好这对矛盾,对于我们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进一步弘扬正气,鞭挞歪风,唱响主旋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充分认识舆论监督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我们进行各项实践的根本指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正确分析和深刻领会新闻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则是每个新闻工作者都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通过学习与探索,笔者认为,实行正确的舆论监督,其重要性则在于：1是…     

清末十年民变研究述评

清末十年,民变风起云涌,构成一种十分令人关注的社会现象,加剧了社会局势的复杂动荡。对清末民变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开始,但迄今尚未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和评述,力图摆脱政治史的框架,厘清民变概念,确立民变研究的自主性。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社会史的角度对清末民变中若干值得关注的内容,如民变复杂生动的过程及其蕴涵的多方面的社会变动和互动关系作了思路上的阐述,希望有助于该项研究走向深入。     

清末社会转型与广东治安情势恶化

清末10年,广东社会治安情势日趋恶化。这与广东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加速转型有密切的关系:社会加速转型增加和刺激了社会治安恶化的因素,又使官绅对城乡控制能力大为削弱,无力应对新旧治安问题。两者交互作用,造成恶性循环。     

民意调查中真实性“公共民意”获取的方法论路径

通过民意调查,真实地反映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社会态度和公共民意;使前者成为社会变迁预警系统的构建基础,后者成为引导与确证公共政策问题形成的起点。既往的民意调查方法,由于简单地移植了一般社会调查方法的技术工具,无法克服伪装型社会态度和虚假型公共民意的出现。通过定期统计网络特定多数议题的修辞框架,把握真实性民意的社会态度;通过行政吸纳政治的制度培育路径,发掘和引领公共民意的价值生成;是完善和创新当代中国民意调查方法的重要路径。     

公共空间与晚清散文新文体

作为公共空间的晚清报刊是晚清散文的重要渊薮,对晚清散文新文体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 用。晚清报刊聚合了知识分子类群,为他们的思想表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化条件,造就了数量可观的报人 散文家队伍。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晚清主流散文因而具有了新的特质,主要表现为选材上对时务的关注、立 意上的世界视角和对西方现代自由精神的接受、语言表达上的平易求新等。晚清论说体散文在整体上亦存 在思想偏至的倾向,与审美散文有一定距离。     

也谈晚清和“五四”

十多年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语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常见常闻的关键句之一.但这是一种诱导性提问,意在强调晚清作为文学阶段的重要性,而质疑"五四"的开创性意义.五四时期出现了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有理由命名为"新"的文学,而如今问责"五四"者往往混淆了文学史和文学史叙述,将窄化了的文学史叙述作为批评"五四"的依据,透露出其对"五四"的反思也肇于逆向观照的运思逻辑.     

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价值取向

晚清输入西学的主体为传教士及其他来华外国人及相关机构、清政府官办机构、中国民间知识分子及民办机构,这三类机构与人物,由于其立场、出发点有别,重点活动时期不一样,因而输入西学的价值取向有明显不同.官办机构输入西学有强烈的为用而译、急用先译的功利主义倾向,重应用技术,轻基础知识,重自然科学,轻人文社会科学,其缺陷由传教士及其他来华外国人及相关机构作了弥补,这是传教士在十九世纪末中国上层社会能发生重要影响的原因.官办机构中的译员,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西学传播的内容,但比较有限.庚子事变以后,中国民间资本在输入西学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官办机构、传教士机构均相形见绌.     

新闻学视野的民意调查与舆论引导

民意调查是精确新闻学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推动政府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服务于公共政策的决策和传播。欧美国家都比较重视运用民意调查进行舆论引导。发挥民意调查在舆论引导中的作用,应利用科学的调查和分析方法．确保民意调查机构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