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城市社区福利事业论析

近代中国城市社区存在的庞大的贫民阶层迫使国家和社会开展救助活动。商人、士绅举办的救助活动成为民间福利事业的主体 ,基督教会举办的慈善救助和下层民众组织的互助亦是民间福利事业的重要形式 ,这些救助和互助活动致使在城市社区出现了一个公共领域。国家举办的救助活动反而居于次要地位。随着以公民权利和社会互助为组织基础和运作原则的现代型救助组织日益增加 ,互助型福利成为近代中国城市社区福利事业的本质特征。     

1927—1937年京津地区国家政权与民间慈善组织的互动关系

近代以来,民间慈善组织在社会慈善与救助事业的建立与发展方面,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国家权力对民间慈善组织在人事任免、日常事务管理、资产支配等方面都表现出日益强烈的干预态势,使民间慈善组织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受到了极大压抑,出现了所谓的＂国进民退＂局面。在此过程中,国家通过对社会慈善救助资源的整合,也加速了社会保障法制化的建设进程。     

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在传统中国,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以国家救济为主,民间慈善义举为辅。近代以后,地方士绅商人和宗教机构等创办的民间慈善机构及西方传教士经办的慈善事业作用突显。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化加剧,催生了一大批弱势人群,造成一些社会冲突。这些弱势群体的主体是社会性弱势群体,主要是由于社会原因引起的,因此,应当侧重从社会支持的角度考虑对他们给予救助。在对这些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方面,应确立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理念,即现代社会救助制度是国家责任性的制度性救助;同时,强化宣传民众在社会救助中的责任,尤其是高收入阶层的纳税责任;大力推动社会保险如失业、养老、医疗保险事业的发展;发扬中华民族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广泛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救助社会弱势群体;加强弱势群体自身素质的提高,让他们学会自救自助。     

另一领域的民主: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的政治学视角

本文以 1990年代以来浙江温州新兴的民间商会为个案 ,考察了我国现阶段的民间自治性组织与民主的关系。指出 ,温州的民间商会从产生、组织建设到日常运作 ,都体现出了现代民主的价值和精神 ,是温州民营企业家阶层自发进行的一场民主的实践。民间商会在企业、社会与政府之间构筑了一条行业和民营企业家 (企业主 )阶层利益聚合、表达的通道。根据对温州民间商会多年的观察和思考 ,作者从温州民间商会的行业组织模式、企业家阶层的政治参与意识以及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支持三个方面 ,尝试回答了民主为什么能够在温州民间商会发展起来的问题。温州民间商会组织和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基层民主实践 ,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社区:消除城市贫困的实践和机制

在制度性救助日臻完善的情况下,社区构筑与之互补的民间救助网不仅空间巨大,而且有许多行政所不具备的功能。如多样化服务、社会资源动员、促进贫困者参与扶贫、给困难群体以精神救助、促进不同阶层的互动以利于社会整合、根据困难群体具体需求细化服务等。本文对社区扶贫从机制创新角度进行探讨。     

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问题与对策探析

发展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救助作为政府救助的积极补充,以充分调动社会与民间的资源和力量,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是非常必要的。中国非营利组织在参与社会救助的实践方面有较大的发展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目前来看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与问题,有着很大的完善与提升空间。为此,需要建立社会救助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协作机制,加强非营利组织自身的治理,并拓展非营利组织在社会救助领域的活动范围。     

儒学教化中的民间结社——以社条、乡约为中心的考察

民间结社作为一种基层社会组织,经历了由民间自发组织到逐渐被官府控制,成为统治阶层的低级行政单位,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值得做更加详细的探讨.从晚唐五代敦煌民间私人"结社",到宋代吕氏<乡约>的制定与推广,再到元代"社"制的广泛施行,实际上暗含了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加强与儒学教化的深入.     

唐宋“劝富济贫”救荒政策研究

唐宋时期,随着富民这一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国家荒政愈来愈依赖于"劝富济贫"。从唐中叶到长庆前后,是这一政策从逐步出现到基本形成的时期。这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开始重视"劝分"之政,具体实施时区分富民赈粜与赈贷等情况,依据经济规律保护赈济主体的正当利益。自此之后,"劝分"之政被地方政府运用得更加频繁,但整体来说,富民仍然只参与到救荒的部分环节。至宋代,在中央政府的鼓励下,地方政府对富民采取了更为全面的"劝分"措施,或实行"纳粟授官"和优免赋税,或由地方官员垂范和规范民间赈借行为,或强制劝赈并倡导富民群体联合救灾等,由此在社会灾荒救济的各个环节均充分发挥了富民的作用,使之成为国家荒政之"第一策"。而由富民阶层的崛起导致国家荒政变化的"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应反映了唐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要特征。     

唐代富民阶层的崛起与乡村控制的变迁

唐代中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社会阶层结构从身份等级制向贫富分层转化,并产生了一批富民。富民阶层的崛起既是唐代制度变革的结果,同时又促进了新制度的产生。我国古代乡里组织的乡官制向职役制转化,即是富民阶层兴起后乡村控制变迁的一种调适。     

理念与现实的调和:宋代以降宗族重建思想的历史演进

宋代以后,宗族之所以能走向庶民化,其原因在于士绅—官僚阶层在宗法理念上的突破。原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动,使得乡村社会重新面临再组织化的问题,原有的士绅阶层在此率先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出于现实的需要,提出了在士绅—官僚阶层建立宗族,之后又把宗族的理念不断推向了民间社会。从北宋到清代中期的长时段中,宗族重建的思想也从原有的家世延续的血缘团体组织向地方的政治与社会功能组织单位转变。     

北宋前中期富民阶层与诗词生产

北宋前中期富民阶层在经济政治“新变”背景下得到迅速发展,富民阶层的某些属性决定了他们必然有诗词生产与消费需求。同时,他们也参入到诗词生产、消费与交换过程中,对诗词生产机制的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     

试析明清时期的“以民养民”论

传统的“立君养民”论在明清时期发生了一种明显的变化趋势,“以民养民”论大量出现,把救助困者、贫者看做是富民的主要责任,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日常社会生活中,主张以富助贫;第二,灾害发生时,主张以富救困;第三,主张宗族内部以富帮贫;第四,政府也极力主张“以民养民”。这一主张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一是明清时期富民举办社会救助活动的兴盛;二是富民借助社会救助实现基层社会控制权的扩张。探讨这种养民思想及实践,对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慈善事业的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论维吾尔族妇女中的民间互助——以新疆喀什地区为例

在政府不能满足国民社会保障需求的背景下,民间互助显得尤为重要.维吾尔族妇女民间互助的形式主要有家庭内、家族间的互助,邻居、群众自发的互助,清真寺、民间互助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的救助.维吾尔族妇女的民间互助能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并有利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本文针对维吾尔族妇女的民间互助的局限性提出促进其发展的合理化建议.     

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合化及其社会后果

晚清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阶层不分化、分化、合化、分化的交替进程,影响阶层分化、合化的三个自变量分别是资源特性、组织权力与公共权力。资源特性、组织权力在自发运作的市场中导致阶层分化的马太效应具有必然性,公共权力则具有选择性。当公共权力阶层与强力资源拥有阶层兼组织权力阶层结盟时,阶层分化加剧,社会有发展但是不稳定;当公共权力阶层与弱力资源拥有阶层结盟时,阶层合化出现,社会稳定但是不发展。要使社会既稳定又发展,阶层之间应该既分化又公正,公共权力阶层应该是不自由的,受制约于各个阶层并代表各个阶层。     

宋元社会生活的形象透视——以宋元小说中的儿童形象为视角

宋元时期商业繁荣,城市不断发展,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随之整个社会的文化重心开始下移,审美风尚趋于通俗化,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因此宋元小说中出现了一大批儿童人物形象.这些儿童形象从一个侧面对宋元时期的社会生活给予了形象的透视,再现了"孝亲"的家庭伦理关系,反映了商业经济的发展与娱乐文艺的兴盛,折射了佛教思想的流行及民间宗教信仰的活跃.     

晚清时期社会弱势群体救助方式的教育化趋势改革

西方社会救助思想影响、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力倡导与支持、中国近代工业出现和社会救助事业发展需要等因素促使晚清社会救助方式出现了"教养并重"的改革.此次改革具有以解放思想为先导,政府大力支持,先试验后推广,注重保护民众改革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特点,提高了救助对象的谋生能力,提高了社会救助效果.     

明清社会对"富民"作用的认识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富民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关于富民阶层的社会作用,时人有许多肯定的议论,认为他们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是社会内部发生变化的强大动力,在国家的赋役承担、经济发展以及地方的社会管理、经济文化、灾荒赈济、公共设施建设、助君"养民"等各项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核心概念、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

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这一概念，是在我国反贫困发生战略转向和迈向共同富裕的背景下，为了实现社会救助从“悬崖”到“缓坡”的转变而提出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是中国特色高质量社会救助的重要标志。国外社会救助体系一般由不同类型的救助项目组合而成，其面向各类贫困对象提供差异化救助，具有对象分类和救助分层的特点，可以提供综合性的救助帮扶，有值得借鉴之处。助推我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优化升级需要在充分厘定其核心概念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国际经验及其启示，从救助功能、救助对象和内容、救助主体和救助方式四方面入手，推进社会救助的高质量发展，为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筑牢坚实底板。     

江湖英雄:宋代“富民”阶层追求的另一种表达图式——以《水浒传》为考察对象

《水浒传》是以富民为主角、以富民无处不在为社会背景所展开的文本写作,这正是宋代"富民"阶层崛起、"富民社会"逐步形成的历史图景的文学叙事。《水浒传》所描述的富民并非"由富而贵"实现阶层上升的群体,而是力图"以富求贵"却难以达到目标的群体。他们大多数人走向为吏之路,说明了"富民"阶层在成长过程中寻求社会地位上升之路并不容易,他们试图通过多元化的选择在基层社会获取更好的生存环境和一定的社会地位。当这些努力未能达到目标时,他们剑走偏锋试图走"造反招安"之路达到"做大官"之目标。《水浒传》"造反招安"的故事叙述,深刻反映了宋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富民"阶层对社会地位的不懈追求。     

传统社会贫困人口家庭救助惯习的成因及当下走向

在中国传统社会,家庭担负着重要的救助责任。家庭救助的领域有:养老救助、教育救助、医疗救助、就业救助和灾荒救助等。在传统社会,贫困人口家庭救助惯习的成因有三:内在制度在伦理上强化了家庭成员间的互助共济功能;缺少外在制度对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民间慈善组织是一种较强的选择性救助。当前,由于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家庭价值观的变迁,致使家庭的救助作用在不断衰减。同时,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各种风险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和危害性,单靠家庭无力应对诸多风险。因此,国家、社会及个人均不可高估家庭的救助功能,反而应加强国家的社会救助能力建设;社会组织发挥积极的救助功能;国家可对家庭采取激励措施,以动员家庭积极参与对贫困家庭成员的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