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我国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思考

我国正在开展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治理的视角审视我国的大学,发现其治理体系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在外部治理关系、内部治理结构、治理制度安排等方面存在困境。简政放权、动员社会参与,构建政府、大学与社会新型关系;规范权力运行,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加强制度建设,形成完备的制度保障体系,是推进我国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举措。     

大学治理理论及我国大学的治理对策探析

大学治理,是指调动与大学利益相关的各种力量,使他们之间通过权力分割、责任分担与利益分享,共同为实现大学教学科研的目标服务。我国现行的大学管理体制中存在一些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要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进行治理结构改革势在必行。建议我国从落实大学的法人地位、建立完善的校长遴选机制、扩大学术权力的地位和作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大学事务等方面着手推进大学的治理结构改革。     

国家治理视域中发展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由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主体由一个主体变为多主体,方式由刚性到协商,效果由强调落实制度到强调制度效能,标志着执政党执政理念的重大创新,理念创新必将引起党的执政方式、民主制度、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落实公平正义、践行法治等有很大发展,这些方面的机制创新将推动各项制度日益科学完善,进而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高校教代会在大学治理中的作用研究

我国高校教代会因其承担高校民主管理和监督作用,与学校党委、校长、学术委员会一起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大学治理体系。教代会的治理作用是与高校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原则等多种因素分不开的。应正确认识教代会在大学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加强自身制度建设,提高教代会的质量与水平,创新教代会闭会期间的工作机制,强化教代会代表的业务培训,不断提高教代会的议事质量,确保教代会治理作用的发挥。     

教师参与现代大学治理的几点思考

教师参与现代大学治理是高校教师的法定权利,这一法定权利的享有与行使是关涉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成败的重大问题。问题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教师参与"的内涵与外延上都存在原则性纷争。"教授治校论"者认为高校教师在学校管理中处于主导地位,管理权的范围应该涉及全校事务;"教授治学论"者则主张将高校教师的管理权仅局限于学术领域,其他事务不予干涉。笔者以为,当前我国大学内部管理中最严重的问题表现为权力配置失衡,学术权力缺乏实质性的话语权,改革的关键在于重塑现代大学理念,确立教师在学校管理与决策中的权威地位,构建以学术权力为主导的治理结构,实行学术自由、民主管理、教授治校。这应是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持有的价值取向。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视域下公共文化治理的转向、困境与适配

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富裕，也包含精神富足。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引领公共文化治理更能凸显治理的民生性、均衡性以及效能性，这对公共文化治理的主体、理念、内容、制度、结构、效能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治理虽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但仍面临服务供给与精神文化需求匹配性有待提升、公共文化资源均衡性有待改善、文化治理主体协同性有待发展、公共文化秩序规范性有待完善、公共文化投入协调性有待增强等现实困境。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亟须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导向，进一步提升文化服务供给质量，缩小文化发展差距，优化文化治理主体，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增强文化投入效能，助推公共文化治理体系高质量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动力支持。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指的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相互协调,日趋合理;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通过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促进各项制度日趋科学完善,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不断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增强依法按照制度治国理政的本领,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能力与水平。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党的领导,转变党治国理政的方式;注重国家治理的法制化和制度化,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责任;发挥党和政府的引导功能,培育各治理主体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的意识与能力;推动全面性目标的国家治理,提高国家治理的实际效果。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的实践思考

文化是社会治理体系框架中的重要构成要素,完善文化治理体系和提高文化治理能力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伟大复兴。认清新时代文化领域出现的新矛盾,找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的成功路径,需要针对国内外情况变化和文化治理对象的不同,改革文化管理机制,促进国家文化治理主体多元化;调整文化治理方式,推动国家文化治理方式规范化、文化治理理念兼容化以及文化治理机制系统化。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境遇、问题与旨向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是“边疆”“民族”“基层”三要素叠加形成的立体化时空场域，具有地缘特殊性、事务复杂性、问题敏感性、安全脆弱性等主要特征。进入新时代以后，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价值更为凸显、形势挑战更为严峻、治理任务更为艰巨。为推进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现代化，一要明确价值目标，二要立足现实境遇，三要聚焦突出问题，四要在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效能上提质，更好发挥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复合功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增效。     

国家治理进程中社会治理体系的制度化建构

社会治理体系是一套系统化的制度体系,包含了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体系、结构体系、功能体系、运行体系和工具体系等。社会治理体系的各个构成要素也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社会治理,影响社会治理的运行和效能。在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创新中,要坚守社会治理的价值理念,并以此指导社会治理的运行和操作,实现社会治理的高效运转和目标的达成,同时在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创新实践中,完善和更新社会治理理念,用先进的治理理念指导社会治理实践。     

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全新维度——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目标和要求,还是我国推进全面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因而其提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多是从上层建筑方面来提出的现代化,突出的是通过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适应性调整,来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加快生产力发展步伐。由此可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全新维度。我国现行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仅独具特色,而且有着巨大的优越性。一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要符合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规律,也要体现本国特色,与本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相适应。就我国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目标取向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因此,其标准必须既体现现代社会对国家治理的一般要求,又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要求相适应,其构成要素必须充分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国家现代化总进程的重要组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基本实现,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达到。现阶段,应当从四个方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用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三是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四是以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抓手,加快建设法治中国。     

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四化融合”治理体系的创新路径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我国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是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四化融合”的政策实践方向,有利于破解当前社会治理体系治理取向滞后、治理效能弱化,政社共治孱弱、多元主体缺失,社会转型加剧、治理需求凸显,新旧转换冲突、治理体系不善等诸多困境和挑战。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应构建以“四化融合”为导向的社会治理体系。“四化融合”彰显的四者之间的关系是以社会化为基础、以法治化为原则、以智能化为支撑和以专业化为保障,“四化融合”是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取向。     

我国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效能分析

对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进行资源消耗的投入、活动成果的产出、价值实现的"投入产出比"分析,对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投入分析表明,国家机关的社会治理资源投入存在规模过大和治理负荷过重的问题;企业组织的社会治理资源投入存在规模过小和治理负荷过轻的问题;社会组织的社会治理资源投入存在规模失范及其治理负荷失衡的问题。产出分析表明,社会治理资源的产出体制需要有重大的改进;社会治理资源的产出机制需要有重大的改进;社会治理资源的产出模式同样需要有重大的改进。"投入产出比"分析表明,社会治理效能分析需要进行合法性评估;社会治理效能分析需要进行合理性衡量;社会治理效能分析需要进行合适性判断。有关对社会治理效能(因变量)与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自变量)之间关系的理性思考,有助于揭示何种类型的社会治理投入模式和产出路径能够产生更好的社会治理效能。     

乡村治理现代化:基本内涵、发展困境与推进路径

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其核心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考察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向度,治理体系、治理理念、治理文化、治理方式、治理保障分别对应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民主化、德教化、精细化、法治化,统一于乡村"善治"目标。然而,当前乡村治理面临多元共治格局不成熟、治理机制不完善、治理"内卷化""碎片化"问题突出、治理主体能力普遍较弱、治理方式现代化水平不高等多维困境。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在统合传统与现代有益因素、把握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提升"一核多元"治理主体能力,优化乡村治理方式,全面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美国研究型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及对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启示

美国高等教育具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和治理结构,其表象是其教育制度设计、国民的教育质量和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其内涵为"师为重,学为本,服务为贵,合作为先,环境为体"。中美研究型大学之间真正的差距在于和谐共生、持久稳定的内部治理体系。学习与借鉴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内部治理体系和管理运营机制,有利于我国研究型大学开阔国际视野,改变思维定势、构建符合自身特色的内部治理体系。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大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它是由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各个领域的治理体制构成的一个整体结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符合时代潮流,现代化的治理必定是公共治理和善治。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但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要改进这些不足,需要以定型和强体为主线、以统筹和协调重大关系为前提、以法治和核心价值观为依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与系统构建——以南京市域治理为例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是新时代基层党建和社会建设的主线。南京市域治理经验表明,以党的组织体系为中轴的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决定了以党的组织建设再造社会治理体系,以党的功能建设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实践特征。其内在机理体现在坚持党的主导地位与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有机结合,坚持构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协同的组织系统,坚持党建创新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逻辑。新时代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系统构建的创新路径,必须坚持构建“市—区—街—社”四级联动的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组织体系,建构以提升党建能力引领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机制,并以党建品牌为示范,以制度为保障,实现党的建设效能与社会治理能力双提升。     

边疆民族地区政府治理能力建设探析

边疆民族地区是我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的特殊治理单元,其政府治理能力建设是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关键环节,也是边疆民族地区营造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前提,更是边疆民族地区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必然要求,为边疆民族地区全面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在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政府治理能力建设中,要不断突破历史传统、社会关系、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的制约因素,不断完善治理体系,创新治理机制,提高治理效能,实现政府有效治理。     

社会治理视域下的贫困治理

"社会治理"理论深化了治理理论,社会治理的理念、价值追求超越了社会管理,两者在主体构成、内容、实施方式、目的等相差甚异。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大国的超大社会治理",须建构国家与社会的"双轮驱动"。社会治理理论可运用于贫困治理研究。贫困治理可立足于大国的超大社会治理视野,其性质是社会资源的创造与分配。贫困治理应与社会治理"互嵌",因其目标同构,互为条件。大国长期发展应是贫困治理战略选择的基调,多主体合作参与是其基本命题。     

我国旅游社区的社会治理模式研究——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视角

旅游社区社会治理的创新生态系统是一种利用现代技术工具,以创意观点推动社区善治的社会资源整合,实现旅游发展各主体多方互动的社会建设工程。基于创新生态系统构建思路,从原则、参与者、内容和工具四个方面,来指导构建我国旅游社区社会治理的系统网络。这个系统网络是依靠政府、社区居民、公民组织、旅游企业、游客群体、高等院校和独立部门七个主体及其结构关系所构成,并在社区内外环境建设和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形成协同治理互动沟通平台。因此,我国旅游社区的社会治理模式由四大功能系统构成:政府服务系统、社区自治系统、辅助治理系统和信息沟通系统。它们分别体现着我国旅游社区自治的政府服务、三方互动监督的环境治理、社会组织蕴藏的社会智慧、各方主体参与的信息沟通四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