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问题与自由民主政体——基于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的考察

犹太人问题由来已久,但第一次提出该问题的当属斯宾诺莎。在斯宾诺莎的时代,尼德兰沦为帝国主义势力的角逐场。结合这一时代问题与历史问题,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对于好的政体,即自由民主政体有着细致的描述与刻画。透过自由民主政体的表象深入斯宾诺莎建构理论的逻辑基地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运用历史主义和文献研读的方法,重构诸多概念,让神学与哲学、教法与世俗法分道扬镳,粉碎了犹太教固有的“永久选民”的优越感。其次,在《神学政治论》中,斯宾诺莎从人性观与自由观两个角度对犹太民族的民族基础予以重击。最后,斯宾诺莎在重构神学、重解犹太民族的基础上,建立自由民主政体。打碎之后建立的自由民主政体,作为后事之师不难发现其解决问题效力匮乏。在巴以冲突的当下,如何解决犹太人问题这一历史悠长的时代难题,也亟须学术界作出更多的研究与贡献。     

生态视域中的"单子论"

莱布尼茨是德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他几乎在机械论确立的同时就指出了其主要问题,并构建了自己的有机论自然观,即单子论。莱布尼茨认为单子是组成世界的终极的有机实体,无数彼此独立的单子,遵循前定和谐法则相互协调,构成和谐有机的世界。单子论由于其基本观点与现代生态学相关理论非常契合,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论莱布尼茨对基督教神学“上帝”概念的改造

论莱布尼茨对基督教神学“上帝”概念的改造江畅在确立和阐述个体独立自主和宇宙普遍和谐这两条基本形而上学原理的过程中，莱布尼茨遇到了种种难题。例如，作为构成宇宙元素的单子是不能自然地产生和消灭的，，那么怎么会有这些单子？单子乃至个体实体之所以有差异是因为...     

莱布尼茨的"单子"和朱熹的"理"之异同——兼论莱布尼茨对朱熹之"理"的理解

莱布尼茨的"单子"、朱熹的"理"分别是各自哲学体系中最基本的范畴.莱布尼茨以自成体系的单子论阐述朱熹理学,妄图要论证理学与其单子论是一致的,开启了西方以理性精神研究儒家之先河.但"单子"与"理"还是有所区别的.     

礼与杜恕《体论》

杜恕《体论》以礼为万物的法式和规矩,并赋予礼以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的权威,进而论述了礼对协调政治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功用。杜恕的礼治主张切中曹魏名法之治的流弊,是魏晋之际治国方略由“以刑为先”向“以礼为首”转化期间的产物。《体论》在哲学论证上的不足,又为魏晋玄学“名教自然之辨”、“体用之辩”留下了发展空间。     

朱熹工夫论的知行关系

朱熹从修己治人的工夫论角度解读原始儒学的《四书》,从而建构了一个不同于汉唐儒学的学术形态,即一种工夫论形态的《四书》学。这种工夫论以知行关系为内在结构,并构成儒家所特有的“精神—实践”的把握世界的方式。     

《君主论》的现代政治释义

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自诞生以来就争议不断,从现代政治学的视角来考量《君主论》在现代政治谱系中的位阶,依旧颇具意义。《君主论》在字里行间始终流露出一种对道德的漠视和对现实权力的强烈渴望,这为现代政治学＂权力政治＂出场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争＂埋下伏笔;《君主论》中展现的马氏政体观,政治与合法性之关系,政治传播观念和军事建制等都对现代政治统治艺术贡献良多;《君主论》之后,随着现代政治实践中＂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出场,也引发了一场道德合理性与权力合法性之间的内在冲突,如何正确界分马基雅维里思想与＂马基雅维里主义＂,亦需正本清源,重新回归《君主论》。     

论《明句论》对《中论》的诠释与歧出

月称的《明句论》作为《中论》的注释是解读《中论》的重要依据,尤其从宗喀巴确立了它在藏传佛教《中论》解释传统中的根本地位以来更是如此,也被当今中观学界所重视.舒尔曼认为月称的诠释其实有偏离龙树的原意之处,月称把《中论》第二品去来品中主体与作用的论理模式转换成以作用对象为中心的论理模式.与此同时,将《明句论》放置到汉译本《中论》及其青目的注释中来考察,可以显示月称确实有改造龙树中观学说逻辑企图,其逻辑理性呈现出客观化的倾向.     

王祎的正统论与《大事记续编》

王祎是明初重要的史学家，曾在修正欧阳修正统学说的基础上，批评正统问题论述的“妄”与“偏”等弊端，提出所谓“四绝四续”的正统论，并将这一理论贯彻于他的史学代表作《大事记续编》的具体叙述中，对历史做出自己的理论诠释。尽管仍存在对历史道德判断与事实判断的矛盾，但是王祎的正统论，还是对明初的史学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     

论莱布尼茨的理性主义美学思想

莱布尼茨作为德国理性主义美学的奠基者,其美学思想是以单子论的哲学体系为基础的。他从单子论的“前定和谐”说出发,论证了美的本质在和谐、秩序,而美的本源来自上帝预先安排,从而将目的因引入对美的解释中,试图在可感形象与理性世界之间建立联系;同时又从单子论的认识论出发,阐述了美感属于既明白又混乱的认识,是一种“混乱的知觉”,具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令人愉悦却不涉功利的特点,从而确立了美学在认识论体系中的地位,对鲍姆加登和康德的美学产生了直接影响。     

如何理解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中的四种感性的先行概念?——基于范畴表与动机论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列举了四种感性的先行概念,它们是道德形而上学的感性论。但康德没有直接说明这四种概念的排列原则,以及为何是这四种概念。借助范畴表以及《实践理性批判》中的感性论,可以对理解这两个问题提供一些启发。四种概念的逻辑关系呈现出范畴的秩序：道德情感、良知、人类之爱和敬重分别是从量、质、关系和模态的范畴来展示人在意识到道德法则之后的心灵活动。同时,《道德形而上学》中的感性论与《实践理性批判》中的感性论在内容与论述的逻辑顺序上都是一致的。后者的论述提示了康德为何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恰好提出这四种概念。不过,《道德形而上学》是从道德禀赋的角度论述这些心灵活动,《实践理性批判》是从动机的角度论述这些心灵活动。然而,由于敬重体现了理性与意志本质的关系,因而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的“诸动机”中实际上只强调了敬重这一种动机。这种理解也对敬重能否直接驱动道德行动的问题带来新的审视角度。     

亚当·斯密《道德情感论》中的仁论

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感论》把道德理论建基于人类的同感（sympathy）,这种诉诸自然人情而非抽象理性的取向与儒家仁论非常相似。有学者指出,亚当斯密可能受到孟子的影响,但未详言。以亚当·斯密的学术交游为始点,探讨书中论点与儒家仁论的会通,涉及以下各点：同感(仁)、推己及人、以自然感情作道德标准、应然义的“人”、无待于外的内在价值、天道、普世价值等。
      

《齐诗》情性论新探

汉代儒家学者接续先秦学者对情性的关注,运用情性论《诗》,在汉代经学视野下对于文学内部规律进行了有益探讨.汉代四家诗中,《齐诗》学者的情性论颇有特色.同出一脉的匡衡与翼奉对此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翼奉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情性,体现出汉代阴阳五行思想对于诗学的渗透.作为同受儒家正统文艺思想牢笼的汉代各家诗学,不管“匡氏”学与“翼氏”学,还是《齐诗》学与《毛诗》学,其最终目的都是干预现实,经世致用.     

《六经奥论》作者与成书考辨

有关《六经奥论》的作者和成书是一桩公案。通过全面考查,《六经奥论》为改编署名“二郑”的《六经雅言图辨》而成,编定时间大致在宋末。《六经奥论》夹行小注中标注出处和所指部分元初已有,其阐明原因和意义的部分盖出于明初危邦辅祖父之手。《六经奥论》内容确与郑樵有关,但也有许多并非郑樵的言论,所以使用此书应该审慎。     

全译求化机制体系建构的逻辑理路——《全译求化机制论——基于钱锺书“化境”译论与译艺的考察》介评

余承法新著《全译求化机制论——基于钱锺书“化境”译论与译艺的考察》是对钱锺书“化境”翻译思想的准确诠释、合理转化和系统重构，其建构的全译求化机制体系展示出严密的逻辑理路与不懈的探索精神。作者先从“全译”与“化境”概念出发，定位全译求化的关键问题，聚焦完整、客观、可操作、能验证的全译求化机制体系，进而建构“化境”理论体系，完成对“化境”传统译论的当代诠释与创新转化。     

曹魏政治与《典论·论文》

《典论·论文》历史地存在于曹魏政治这个语境中 ,与它关系至深。具体而言 ,则《典论·论文》表现的以才情衡人论文的新标准与曹魏政治中“唯才是举”的用人标准互为表里 ,其批评“文人相轻”又与曹魏政治中的打击“阿党比周”相呼应。两汉德治主义与两汉文评的道德评价同曹魏能治主义与此期文评标准审美化 ,形成鲜明对照 ,又逻辑地证明了这一结论。再者 ,曹丕的政治身份与文学身份的纽结 ,亦使这一关系不仅是可能的 ,也是现实的     

《彖传》诠释对《易经》的哲学突破

《彖传》之所以能在诠释《易经》的过程中实现“哲学突破”,关键在于它创建并运用了新的适当的诠释方法,即诠释卦象以为先导、诠释卦名以定基调、诠释卦辞以明义理、揭示文本隐含诠释空间以引申义理的诠释方法。而《彖传》诠释对《易经》“哲学突破”,主要表现为它立足时代前沿,在诠释过程中建构起了一系列新的重要的哲学理论,即“天施地生”论、“顺天应人”论、“与时偕行”论、“刚柔皆应”论。     

莱布尼茨“单子论”述评

“单子论”是德国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的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单子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元素，是一种精神实体。由于它的聚集及由低级向高级的运动而形成世界上各种不同等级的具体事物。最高的单子是上帝。是创造一切的单子。人们凭天赋观念的不断反省而得到关于由单子构成的世界的知识。从这一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中我们还可以挖掘出一些合理的思想，认识到它的一些积极作用。     

《典论·论文》三辨——从《典论·论文》看曹丕的文章写作观

《典论·论文》里提到的“四科八体”,其中的奏、议、书、论、铭、诔这六种属于应用文体。仅从这一点来看,说它是“文学专论”就不符合原著的内容实际了。曹丕《典论·论文》并非是“文学专论”,而是既包括文学创作又包括应用写作的中国古代文论。其中,“经国之大业”说、“文本同而末异”说、“文以气为主”说等三个重要观点,也同样是适用于应用写作的理论总结。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客观而深入地研读《典论‘论文》的原薯．我们便会发现,所谓《典论·论文》是“文学专论”云云,往往都带有以偏概全的毛病。     

解读《指物论》

通过逐层剖析公孙龙《指物论》,认为该文的本意是指:事物的名称以及人对事物的陈述之“指”,皆可以为“非指”,而作为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所处的社会地位及其职责,即“名分”之“指”与前者不同,它是与人俱生的;因此,“名分”之“指”不可为“非指”。公孙龙作此文的目的在于为“礼崩乐坏”下的“名分”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