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稷感生神话考

本文对《诗经.生民》记叙周族始祖后稷感生神话的某些词句作了考释,并认为《史记.周本纪》中的后稷感生神话不同于《诗经.生民》中的后稷感生神话,是另一异文。     

关于周人女始祖姜嫄的几个问题

后稷本是其母姜嫄参加社祭后与某个姬姓男子野合而生,而史籍载为"履大迹"、"履大人迹"、践"巨人迹",完全是出于儒家崇圣心理而对野合的巧妙掩盖;为了更神异其事,乃日"履帝迹耳",因为当时尚无"帝"、"上帝"的概念.姜嫄生活的时代,相当于中国古史传说的尧、舜、禹时期.当时盛行普那路亚婚(即外婚制),民"知母不知父",因而后稷被其母姜嫄抛弃,既不是因为他无父而生,也不是因为他要接受图腾仪式的考验,而是因为他出生时"胎生如卵"(带胞生),形体异常,古人以为妖异而不祥,所以被抛弃.     

壮族人文始祖论

人文始祖是民族的始祖神和文化创造神。汉族神话中的人文始祖女娲、伏羲、黄帝、炎帝已历史化。壮族的人文始祖洛甲、布洛陀仍在民间口传神话、古歌和民间信仰及宗教经典中传承。     

论古越民族与台湾原住民族的宗教认同

宗教认同是民族文化认同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民族认同的重要标识.民族间宗教认同的相似度越高,其民族的同源性就越强.通过比较古越民族与台湾原住民族在传说、典籍中所反映的宗教信仰,发现他们的宗教信仰非常相似,都表现为洪水神话、蛇生始祖的民族起源说和鸟神崇拜,可见古越民族与台湾原住民族在民族文化认同的根源上具有一脉相承性.     

"符离之窟"与"额儿古涅-昆"--阿尔泰语系突厥、蒙古语族先民隧穴信仰探讨

<周书>等汉文书籍所载古代突厥语族民族狼救助神话传说中的"符离之窟"和拉施特<史集>所载<额儿古涅-昆传说>中的"额儿古涅-昆"之间存在着相通性.两者并非指自然隧穴,而是神话传说中的幻想境界,是上述民族始祖"所生之窟"的象征.神话传说所描述的"符离之窟"和"额儿古涅-昆"的原型为山中自然隧穴,这些隧穴作为初民崇拜的神圣场所长期被古代突厥语族民族和蒙古民族先民所敬仰和膜拜.     

多维视野中布洛陀神话研究的佳作——评李斯颖《壮族布洛陀神话研究》

布洛陀神话是布洛陀文化的核心内容,它跨越了数千年历史时空,随着壮族及其先民的繁衍发展而流传下来,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注入特定时代的特定内容,使得神话内容日益丰富,神话结构也日益完整,即由原始的片断性神话逐步发展成体系性神话,对壮族人文始祖布洛陀信仰习俗和麽经布洛陀的传承,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与纽带作用.因而,对于布洛陀神话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是全面、深入进行布洛陀文化研究的重要节点,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是,以往对于布洛陀神话的研究视角较单一,视野较为狭窄,尚缺乏全面性、整体性和深入性研究成果.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青年学者李斯颖博士从神话学和比较文学的新视角,对布洛陀神话进行了多维度的深入研究,写成40多万字的《壮族布洛陀神话研究》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布洛陀文化的典型意义与独特价值

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广泛而长久地存在一种以民族始祖神话为根基、渗透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古老传统文化,其中壮族布洛陀文化具有典型的意义。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探讨这一类文化的发生、发展及价值。     

布洛陀:珠江流域原住民族的人文始祖

每一条大江大河流域 ,由于它们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 ,决定了它们的文化形态和文明类型也不相同。每一条大江大河流域的原生民族 ,在他们的共同文化创造中 ,必然产生他们自己的文化英雄 ,进而产生文化英雄崇拜。他们把本民族文化创造的功绩集中归结到某一个文化英雄身上并强化它 ,使之成为本民族的神话人物 ,成为本民族认同的人文始祖。布洛陀就是珠江流域原住民族———壮侗语民族的人文始祖。布洛陀文化与黄帝、炎帝文化在地位上是无法比拟的 ,但是作为大江大河流域原住民族的文化英雄神话人物 ,他们都具有创世性、始祖性、宗教性、广泛性、延续性的特征 ,因而他们是同质的 ,都可以称为大江大河流域原住民族的人文始祖。布洛陀文化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布洛陀文化与黄帝、炎帝文化的不同在于 :黄帝、炎帝文化具有政治性与民间性相结合的特征 ,而布洛陀文化仅具有民间性特征。我们将布洛陀称为珠江流域原住民族的人文始祖 ,完全是民间文化性质的 ,不带有政治意义     

壮族创世大神(女米)洛甲神话文化遗产之抢救、保护与研究

(女米)洛甲是壮族神话传说中的创世大神,她育了人,造了天地万物,也育了男性创世大神布洛陀,驯野牛成耕牛,育野生稻为稻米,是稻作民族壮族的女性人文始祖,在传承中变异为花婆.要加强对(女米)洛甲神话文化的抢救、保护、研究.抢救、保护(女米)洛甲麽教经典手抄本、古歌手抄本、口传神话和古歌,以及花婆庙和敬花婆民俗,并开展多侧面、全方位、立体性研究.     

20世纪中国神话学概观——《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增订本)序言

中国神话学是晚清末年现代思潮即民族主义、平民意识以及西学东渐的产物.蒋观云于1903年发表<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提出"增长人之兴味、鼓动人之志气"的神话价值观,夏曾佑、鲁迅等继之,中国神话学发端.20～30年代西方人类学派神话学等各学派传入,给初建中的中国神话学以强大影响和推动.中国神话学有两大来源,即以非西方民族田野材料为根基的西方人类学神话学和以搜神述异为主导的本土传统神话理论.中国神话学从诞生之日起,将两种思潮融为一体,显示了反传统和现代性的特点.20年代,"古史辨"神话学、田野调查研究、文学研究并辔而行,神话研究出现了第一个高潮.40年代,以大西南的学者群体为中心,把典籍神话与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融为一体,开创了文本研究加综合研究的新阶段,是为第二个高潮.80～90年代,全面推动了从文本研究向田野研究的过渡与兼容,学术理念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转换.20世纪初提出的"创造一个中国神话的系统"的学术理想,到世纪末已接近实现.     

弗雷泽与南岛语族神话研究

在中国,弗雷泽的人类学著作<金枝>一书影响很大,却少有人去注意弗雷泽的另两部著作--1918年出版的<旧约中的民俗>与1930年出版的<火种起源神话>.前一部书中一个章节讨论洪水神话,包括了世界各地的洪水神话资料,也包括台湾原住民的洪水神话;而后者则举了台湾阿里山邹族的火种神话例子.本文希望借由弗雷泽这两部著作,讨论这位人类学家对南岛语族神话的调查与贡献.     

中国西部突厥语民族创世神话母题文化阐释

本文以中国西部突厥语民族代表性创世神话为例,分析这类创世神话与人类在起源上相关性神话母题的特征和突厥语族创世神话呈现出的在特定历史、宗教背景下的文化形态,探讨了在这些神话中渗透出的鲜明的民族性和浓厚的地方特色,阐释了西部突厥语族创世神话母题的文化意义。     

论盘瓠、盘王非盘古——盘古神话来源问题研究之九

以往一些研究者认为盘古即盘瓠,二者音相近,所以盘古是由盘瓠演变而来。事实上,二者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神话传说与信仰,盘古是开天辟地、化生万物和再生人类的创世始祖;而盘瓠和盘王是瑶族的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     

壮族布洛陀神话破除中国无创世体系神话的旧说

神界的图景是原始思维再现的古代社会图景;神话的演化,既是古代社会演变的曲折反映,亦是原始思维进化的结果。在与世界各民族神话相互比较的研究中,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壮族布洛陀神话,有着特殊的历史价值、精神价值、文化价值、美学价值和学术价值。《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一书,向世界展现了壮族原生态的宗教文化和创世体系神话的风貌,破除了历来中外神话学界断定中国无创世体系神话的旧说,堪称世界文明的一朵奇葩。     

拂去历史尘埃,重现始祖灵光——“壮族始祖布洛陀”编造说辩正

布洛陀是珠江流域原住民族的人文始祖。桂西和滇南一带壮族民间一直流传着布洛陀开天辟地、创造万物、开创农耕、安排秩序、规范道德、构建和谐的神话传说,民间麽公一直传唱赞颂布洛陀历史功绩的经文;一直传承着始祖布洛陀崇拜信仰及祭祀习俗。近10年来,壮学研究者对壮族民间的布洛陀信仰、经文和祭祀活动进行调查和研究,对民间流传的布洛陀神话、经诗和布洛陀习俗进行梳理,诠释其中的文化内涵,阐明其信仰的性质、定位与演变,揭示了历史上壮族及其先民对于始祖布洛陀信仰及其文化的面貌。从理论和实践上辨正互联网上所谓的始祖布洛陀编造说之谬论。     

从宗教学看壮族布洛陀信仰

壮族布洛陀信仰属于原生型巫教,可称为原生型民族民间宗教,它与壮族的生存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壮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布洛陀信仰的活动在社会批判运动连续不断的年代,曾一度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宗教理论的改进和宗教政策的宽松,由于社会对民族文化(包括宗教文化)的重视和对民间信仰的关注,由于布洛陀信仰研究的开展,壮族地区布洛陀信仰开始了它的重建的过程。以广西田阳敢壮山为中心,壮族民众自发地恢复布洛陀祭祀和相应的文化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并得到学者的理论支持和政府的理解。这种民族信仰重构现象,表现了壮族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增强和布洛陀信仰的旺盛生命力及其对新的时代的调适能力,如引导得当,会丰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内涵,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充实壮族人民的文化生活。     

试论越族青铜器人面纹饰与农业祭礼的关系——兼析盘古化身神话的文化意蕴

上古越族的青铜器人面纹饰与祭先祖、禾神的礼俗有关,此俗可追溯到先秦两汉时代,实为原始农业血祭在装饰艺术形式上的反映;越族人面纹饰与南方民族的盘古化生神话皆为农业祭礼文化中的不同表现形式之一。     

Mad Max: The Car and Australian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car is an intimate aspect of the governance of Australia. The term 'governance' is defined as the techniques used to know, order and manage individuals. The film Mad Max II: The Road Warrior is used as a prism to separate out the roles that the car performs in governance. Three roles are identified: the car as identity, the car as myth and the car as power. Applying this framework to Australia reveals the car's complex involvement in Australian governance, from the knowing and ordering of others, to collective myths of possession and future prosperity, to the knowing of place from space, to the removal of indigenous childre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ar means Australia can be characterised as the petrochemical, chrome-plated cyborg republic of O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