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特殊的语言

凡以最精炼的形式，表现作者心灵感受，蕴含深厚，能弓发读者想象或能拔动读者心弦者，其语言即诗的语言。它与散文语言是有区别的。诗和其他文学体裁（抒情散文除外）内容之不同，在于它的心灵性，因而诗的语言是心灵的声音；诗人反映的世界是浸润了感情、“形质俱变”的意象，反映这些意象就不能不悖于表述实在事物常理的畸言规律，因而诗的语言不受语法约束，比较自由，“非规范性”；诗中的字、词组合为诗后，能创造神奇的氛围和境界，具有超越自身意义的功能，另外诗的语言还有一定程度的独立的审美价值，这是诗的语言功能的双重性。     

索绪尔语言符号的“能指”是什么——对我国语言学界“符号”观的批判

国内语言学界通常将语言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等同于“语音与语义”的结合体,这根本违背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观。能指是“音响形象”,不是“语音”。“能指-所指”一对概念集中体现着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观,而“语音-语义”一对概念体现的是索绪尔所批判的分类命名集语言观。     

语言的诗言说

语言的本质就是人的生存和生活行为。语言开口言说,使存在和事物获得符号的功能,这也是语言和言说的本质关系。人的存在必然指向人的生存和生活的行为,而人注定生活在看见和看不见的矛盾中。诗人站在生活的前头,用诗来言说自己的对生存和生活行为的独特感受。     

诗·语言·思:对抗与对话

文学与哲学的对抗与对话 ,贯穿了两千多年来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进程。在现代 ,文学与哲学谋求彼此沟通。“诗人哲学家”的出现、哲学家由思向诗的回返 ,一方面是基于对“纯粹理性”解决人类精神与心灵自由能力的深深怀疑 ,另一方面还跟现代人文科学的语言论转向相关。而“哲学家诗人”们则主张以一种艺术化的思想替代哲学家的冷峻面孔 ,以促使传统哲学走出历史困境。诗的言说与思的言说的浑融 ,本质上是由于它们都共同指向一物———存在。     

由诗之言到说之语--从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之阐释看其语言之思

海德格尔对诗怀有深厚的感情,在其后期论著中(20世纪30年代以后),诗总是能成为他所要表达之思想的传神之笔.通过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中的几篇演讲或论文中海德格尔关于诗之"语言"乃至全部语言(道说)的沉思,我们将发现,海德格尔不仅洞见到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在人们语言观上的烙印:将语言作为一种对象化的工具来使用,而且,他还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语言思想:语言是自行道说的,它揭示出了那自身遮蔽着的"存在"(sein).实际上,在海德格尔看来,诗与思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诗:语言深处的生活方式

诗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一种最本真的生活方式,是人与世界在语言深处的本质交谈。从这个哲学社会学研究的深层次看,诗作为生命的希望,不仅解放了语言,解放了世界,也使人真正成为文化的创造者。     

语言的本质与表象--谈思维方式和语言表现的关系

如同哲学上难以分清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思维和语言也呈现出先后顺序无法分清、相互依存的关系。可以断言:没有思维产生不了语言,而没有语言也就无法思维。思维是语言的本质,语言为思维的表象。思维方式和语言表现具有较强的稳固性,即使变化也呈表里性。欧美人的思维方式是个体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集体的、日本人的思维是整体的,所以,欧美人的语言表现为清晰、简洁,中国人、日本人的语言表现则含蓄、委婉。人们习惯于用自己的思维方式理解对方的语言,而不愿意用对方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对方的语言,这便是许多冲突的导火索。因而,如果只注重语言的表象,而不涉及其本质——思维方式,确实难以找到语言所表达的真实内容所在。     

语言符号和副语言符号的文化信息处理

文本中存在着大量承栽文化信息的语言符号和副语言符号。翻译界的“归化”与“异化”、“忠实”与“叛逆”争论不休,使得这些符号的翻译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依据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而拟定的翻译标准,对文化信息符号的翻译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商品拜物教到能指拜物教——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解读

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鲍德里亚批判了马克思的经济拜物教理论,他认为,马克思商品拜物教只是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交换价值"的崇拜,而无法面对在今天居统治地位的能指拜物教.今天真正支配和奴役人和物的是符号,而在符号系统中,真正起支配作用的不是所指,而是空无的能指.意识形态真正统治和支配人的地方不是异化了的上层建筑观念,而是无处不在的结构性能指符号编码.     

语言诗性功能的还原——以《乡愁》的分析为个案

本文以余光中《乡愁》为个案,运用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分别从语音、语义、语法结构等方面入手,分析了诗歌语言的音律特征,“反常化”手法,虚构性、情节性特点,“悖论”语言运用及诗歌语言的暗示性与隐喻性,力图探析出诗歌语言诗性功能的生成机理。通过分析,文章得出结论:对诗歌文本绝对客观的语言分析是不存在的,语言的诗性功能要站在文化阐释的高度,才能从总体上认识和理解。     

论语句真之所指

塔尔斯基的语义性真理定义标准仅用一个被指称的语句来说明名称语句之真,(T)公式虽然在语言范围内反映了X与p的不同层次,但并不能说明语句的真假。按照弗雷格的观点,X是真的和p实际是同一个东西。类似于p当且仅当p这样的分析性公式并不能揭示出一个综合命题的成真条件。只要问到语句的真假,我们就是在问它是否符合事实。真理问题一定是一个与认识论态度紧密相联的问题。语义性真理定义标准应该重构为:在语境C中的X是真的,当且仅当相对于C存在X所指的事实p。据此可以说明,通过语言使用歧义混淆了不同语言层次的悖论是不指称任何事实的假话。     

关于思维符号与传播符号的哲学思考

在信息传播中,任何信息都携带着意义,任何信息也都必须通过符号才能得到表达和传递。人类的思维符号与传播符号是传播活动中很重要的因素。思维是符号化的意识活动,思维符号是人的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反映。传播符号是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总和,包含了意识与非意识的表达。思维符号与传播符号两类不同的符号在传播活动中显现相互依存、相互转换、相互贯通的对立的同一性。     

网络语言——21世纪重建"巴比塔"的工具

本文通过分析网络语言的种类,了解网络语言的基本特征,进而对网络语言在我国的发展作出评析。     

符号与意义——巴特符号学与现代语言学的比较研究

罗兰@巴特执著于语言却屡遭语言学界排斥,他对语言学的运用也被视为对语言学的曲解.但正是这种误读产生的新质,使符号学从语言学中独立出来.巴特对现代语言学的"歪曲"和"改造"有四个方面1.重新确立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关系;2.为意义正名;3.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复杂化;4.语言学模式与文学要素的结合.     

达米特对于弗雷格指称概念的新阐发

指称概念是弗雷格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而难解的概念。达米特从语义作用的角度阐发了弗雷格的指称概念, 论证了指称概念等同于语义值概念, 论述了弗雷格指称概念在意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达米特的工作澄清了关于弗雷格指称概念的误解, 为研究弗雷格意义理论奠定了基础, 它是达米特对于意义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中国古代校对符号述略——兼谈藏族传统典籍的校对方法

本文从中国校对符号的角度入手,探讨了在文字校对过程中的方法和意义,记述了在敦煌 经卷抄写中所应用的校对符号和具体的校对办法,它对传承优秀文化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人们对符号 的创造和智慧性应用为后人提供了借鉴。     

数字卦的解读以及《易》卦起源

数字卦的准确解读是理解和阐释数字卦的基础.数字卦是古人占筮的直接记录,所以在解读中必须要把数字卦与筮法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要针对可能发生的变卦情况进行归纳和判断.因为古代的筮法仅有"大衍之法"流传下来,所以我们可以对李学勤先生所归纳的两类数字卦的变卦情况进行假设并进一步推测每一个数字卦所代表的吉凶含义.这里,两个并列的数字卦和旁边刻记有文字的数字卦可以为我们的假设及推测提供一定的检验依据.仅仅依据商周时期的数字卦,并不能够推断六十四卦符号的起源;根据数字卦的所谓演化过程把六十四卦符号的最终形成时间放在战国时期,这就意味着本末倒置.     

货币符号的象征意义

货币是一种最能直接表征人性的社会符号,一种社会关系。它作为特定人类共同体的行为体系的一部分而存在。货币的不同功能,不过是反映了货币在不同的社会情景中的职能扩展。由此,货币获得了一种符号的象征意义,即信用与权力;由此,它也成为彰显人性的基本符号:既给人带来自由,又异化着人。     

《野草》的人格符号初探

"散文诗"的文体视角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野草》研究的理论视野,无法对《野草》的"人学"内涵作更为深广的发掘。细读《野草》文本,可以感到《野草》在本质上是人格化的寓言诗,而不是单纯托物言志的散文诗。《野草》中的人物并不是单纯的人物形象,而主要是一种人格符号。这些人格符号指向全民族的"国民性",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性格的全面的显现或某一侧面的显现。在符号学视角下观照《野草》的人物性格,其中蕴含正面人格、中性人格、负面人格。《野草》整体上完全是一部宏大的寓言诗剧,作为寓言诗的《野草》,不仅是鲁迅人生哲学的精髓,也是鲁迅创作的"纲领性"文本。     

西方微笑传播中的身体表情与心灵符号

微笑传播是人类身体表情的象征性表达。在西方历史的、民族的和个人习惯的社会条件下,微笑传播作为西方文化对于生命与智慧的思索、神圣与人性的媒介、幽默与诙谐的狂欢、身体与权力的规训、社会与交流的共享,承载着人类心灵的符号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