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特戏剧的自我救赎主题论析

著名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笔下的人物大多患有他所谓的"生存综合症",而疾病的根源是人的出生。本文试图从原罪、记忆、死亡等角度阐释贝克特通过戏剧创作,从文化上积极进行自我救赎的努力,由此探讨高度的时代责任感与自觉的文化修养对文学家创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实现了生存中的自我精神救赎。     

死了也不死，是诗人的诗──试论朱湘的诗

死了也不死，是诗人的诗──试论朱湘的诗杨泉良“静着！他没有死，他不曾瞌睡着，他已从生命的梦幻中醒觉了──”这是英国诗人雪莱在凭吊英年早逝的诗人济慈时所写下的一段文字，把它用在评价。朱湘身上当然也毫无唐突之嫌。朱湘，在他人生二十九载的风雨中，为我们留下...     

托付生命的故乡——浅论朱湘诗歌中的流水意象

作为文化现象的"朱湘之死"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阐释的诗性空间.诗人留存的4本诗集中,有许多诗歌描写了流水意象,这一意象倾注了诗人对生命的歌赞、沉思和追问.对朱湘诗作中的流水意象进行分析,既是我们把握其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的重要依据,又是我们领悟其生命哲学的重要突破口.     

《诗》源批评与赋的国家意识形态属性

无论是作为一种创作技法,还是作为一种文体,"赋"都与《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文体的赋,并非由作为创作技法的"诗六义"之赋独立发展而来,赋"文体化"的发生主要是基于"赋《诗》"言志行为的文本化。无论是赋《诗》之"赋",还是"失志之赋",都展现了士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关切以及对自身介入政治的渴望。     

略论朱湘的新诗及其诗论

扼要论述了朱湘诗评特点和以偏概全的毛病 ,以《采莲曲》、《猫诰》、《王娇》等为例 ,论述了朱湘新诗的成就和较优之作 ,同时指出了其诗的弱点 :过份地追求诗歌的形式 ,而对现实的认识流于一般化。     

唐王昌龄"意境"说的佛学解

学界关于唐人王昌龄的"意境"说,一向歧义互见,争论不断.本文试从佛学角度加以解读,认为王昌龄"意境"说,是其"诗有三境"说之最重要的思想成果.而其"诗有三境"说,主要由熔裁佛学"三识性"而来.所谓"诗有三境",指诗有三种审美心灵品格与境界.从佛教美学角度分析,所谓"物境"、"情境",仅"物累"、"情累"而已.惟有"意境"作为"真"境,才是无悲无喜、无善无恶、无染无净、无死无生之空灵的一种"元美"境界,在本体上,"意境"趋转于空与无之际.     

探寻虹影小说的救赎之道

忏悔意识自新文学时期始发至今,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在忏悔意识普遍缺乏的当代文化场域中,虹影的小说便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在继承鲁迅和郁达夫开创的现代忏悔意识的基础上,虹影将探索救赎之道也纳入创作主题。虹影明白"罪"是苦难的根源,忏悔是解开"罪"的钥匙,是救赎的前提,所以她在苦难中体认"罪"的存在,领悟苦难的意义;始终把对个体与社会的关注看作文学的使命,将写作看作一种具有忏悔和救赎双重作用的力量;最终,在徘徊和惶惑中回归童心,用爱治愈人性缺陷,找寻自我和人类精神救赎的终极奥秘。     

论朱湘的“纯诗”世界——基于中西纯诗诗学的观照视野

朱湘在中国文坛较早发出了"纯诗"的创作呼声,他耗尽毕生心血探索并实践基于"诗的真理"和"美"的本质与形式的诗学理想。朱湘的诗文在音节的考量、想象的摄入、构思的完备三个方面进行独特的实验,结合中西"纯诗"诗学的观照视野,在精致的音韵组合中迸发和谐悦耳的乐感,传递鲜明的旋律;在真实的经历中彰显想象的魅力,唤起审美的愉悦;在冷静构思中思辨人生的奥秘,统筹新诗的风格,从而营建起一个色彩斑斓的"纯诗"世界。尽管诗人的自杀看似"纯诗"世界灰暗的完结,但从反向诠释出在孤独苦闷中坚守与酝酿的纯粹诗学空间。     

女性救赎的虚妄——小说《那个人》女性主义视角分析

高长虹小说《那个人》在第一个叙事圈套里,通过对女性优伶、女艺术家"布满了悲苦"的现实生活的不幸遭遇的叙述,讲述了女性不幸的历史,针砭了男权社会和文化对女性的压迫和压抑,对女性不幸的遭遇表达出深深的同情,对男权社会和文化的虚伪与残忍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第二个故事叙述里,借小说家谢与同小说虚构的"花之女神",预设了女性冲破男权社会和文化的阴霾而获得救赎的"乌托邦"理想,而"乌托邦"的最后坍塌象征着女性救赎的虚妄。     

《诗经》之"比、兴"与春秋"赋诗、引诗"关系考察

作为<诗经>艺术表现手法的"比、兴"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作诗方面的"比、兴",一是用诗方面的"比、兴".该文着重研究的是<诗经>用诗方面的"比、兴"与古代典籍中"赋诗"、"引诗"之间有何逻辑关系.古代的"赋诗"、"引诗",虽不少是断章取义,但其基本意思不能完全脱离<诗经>本义.这些"赋诗"、"引诗"的传统不但可以证实当时人们多么重视<诗经>,而且从联想、想象的立场来看,"赋诗"、"引诗"本身就反映了"比、兴"之特性.由此而论,"赋诗"、"引诗"可以说是先秦对<诗经>之"比、兴"研究的一种引申和发展.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就可以理解春秋时代的人们早已借以"赋诗、引诗"的形式广泛地运用了<诗经>.     

论朱湘诗歌的外来借鉴与民族融合

新月派重要诗人朱湘在广泛吸收西方新诗的基础上,扎根于民族传统,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在中国新诗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以勇于创新、大胆试验的朱湘诗歌为例,从内容和形式上分析了诗人诗歌中中西合璧的因素,以及诗人对新格律诗的建设、发展和完善做出的突出贡献。     

荷花是美人的象征意象——对“圣洁人格”说的回应并续论《荷塘月色》的形式意味

《圣洁人格理想的不懈追求》把朱自清的创作思想简单地等同于时代的影响,把朱自清丰富复杂的感情简单地等同于朱自清的人格,把另外作品的意义简单地等同于《荷塘月色》的意义;对《荷塘月色》的解读恰恰离开了《荷塘月色》的文本形式。朱自清的荷花意象像女性那样的美丽,表现了荷花意象是美人的原型性象征;《荷塘月色》的创作动因来源于朱自清潜意识中的“情结”;采莲诗的运用和荷花的描写构成一种对应的结构,是朱自清潜意识的表现形式:荷花意象是美人的象征,而采莲诗则隐喻了对美人的爱欲。     

史容《山谷外集诗注》的诗学阐释

为探究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在诗学阐释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在历代特别是宋代诗歌注释重视诗学研究的学术背景下,以任渊《山谷内集诗注》为参照,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分析认为：史容《山谷外集诗注》总结了黄庭坚诗的重要用典技巧,并以＂心解＂的方法阐释言外之意,从而高度评价了《山谷外集》的整体价值;总结了黄庭坚诗高古、含蓄委婉的艺术风格,讨论了＂换骨＂说这一重要的诗歌创作理论;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对黄庭坚诗歌研究有重要意义。     

论宋诗之"趣"

与宋代整个社会的享乐之风相适应,宋诗表现出一种"乐"的时代主题、特征和审美倾向,尤其是对诗之"趣"的追求和表现更成为宋诗的一种普遍风尚.这当中,又以杨万里诗的情趣、苏轼诗的谐趣、黄庭坚诗的禅趣、朱熹诗的理趣更为典型.     

自然——司空图诗歌美学思想的本质

自《二十四诗品》问世,历朝历代均有人尝试注解,但就其主旨和立论问题始终没有令人信服的观点出现。作为一部影响深远的理论著作,在研究领域存在这样的盲点无疑是十分遗憾的。文章将试图从语言特征、批评手法和道家美学的角度探讨“自然”——这一《诗品》中体现出来的司空图诗歌美学思想的本质。     

还原与超越：于坚诗歌的自然主题

隐喻的缺席和文化的消解注定了于坚诗歌"自然"主题的原生态特征.于坚诗歌中的"自然"始终是作为"他者"存在而非人类文化的附庸物.亲近自然的同时也意味着于坚对于摧毁自然的现代文明的某种质疑.于坚诗歌昭示着中国诗歌一种全新诗学思维方式的出现.     

“白诗歌”文本:艺术主张与实证——读《白诗歌》创刊号兼评当代诗歌面临的新突破

"白诗歌"作为生长于广东的一个诗歌群体,在如何继承传统、发掘现实及口语的运用等方面进行了独特的理论倡导和有效的创作实践,这是当代诗歌发展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事件。本文对白诗歌的艺术主张、代表性创作进行了观察和分析,提出中国当代诗歌应该特别关注此类创作走向的吁求,并阐述了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言为心声与身世考索--以朱淑真"婚外恋"说为例

有论者依据言为心声的原则来考索朱淑真的"婚外恋"事实,这种做法值得商榷。言为心声这一命题的成立,应有相当的限度和合适的语境。由于创作主体和形式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言"与"心声"常表现出不和谐性。这一命题的合理意义更多地是在道德价值范畴里展开 ,恰是身世考索的结果为它的合理性提供依据,而不是相反。诗歌尤其是抒情诗的审美特质,使得"言"、"情"、"事"三者未必环环相扣,"以诗证史"时须慎之又慎。     

南渡词人朱敦儒悲剧心理及其艺术表征

朱敦儒作为著名的南渡词人,其创作以“靖康之变”为时间断限,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前期之词清新俊爽,而后期之作则沉郁曲折。即便晚年为后人所称道的隐逸词也是在故作放旷的掩映下透露出悒郁难言的哀思。与人生经历相对应,其心路历程的曲线走向呈现出先扬后抑,春风得意的早年与郁郁而终的晚年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从一个侧面展示出一代士大夫的内心世界与精神层面,与之相偕应,艺术上也表现出来了这种内心世界与精神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