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环保督察何时起效？——中央环保督察对城市环境质量的时滞效应研究

不同于常规的环境规制政策,中央环保督察因具有运动式治理特征,对被督察城市环境质量的影响值得研究。为探究中央环保督察何时起效,本文致力于中央环保督察的时滞效应研究,采用2012—2019年中国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央环保督察对城市环境质量的时滞效应及其相关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中央环保督察的效果存在时滞效应,且对不同类型污染物减排的时滞效应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异质性;(2)中西部地区城市具有明显的运动式应对特征,中央环保督察对中西部城市的气体污染物影响呈“U”型;(3)中央环保督察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不同污染物起效时间不同。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多重环境规制对区域产业结构变动的时滞效应

探究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时滞效应是理解政策在时间维度上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关键.选取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作为研究区域,通过量化分析2004年~2016年中央层面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研究“中央+地方”多重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时滞效应.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时滞效应是多期的,不同时期的影响效应不相同.产业结构变动亦是多期环境规制政策作用的结果,多期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呈现倒“U”形.2)环境规制政策通常在颁布当年由于“冲击效应”对污染企业产生规制作用,但冲击往往是强烈且短暂的,会导致污染企业在短期内做出暂时性应对行为.3)环境规制政策从颁布后的第三年开始对产业结构变动发挥持续稳定的规制作用,使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第二产业结构向政策期望的方向变动.     

生态效率视角下的资源诅咒:资源开发型和资源利用型区域的对比

从单一的经济增长视角拓展到多维的生态效率视角来考察资源诅咒是否成立,对于区域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新的数据包络模型测算2001年-2011年中国省域生态效率,比较了资源开发型和资源利用型区域的生态效率差异,测度了规模效应的贡献,提出并利用结构控制法构造对照样本,考察了资源开发型区域中两类部门的效率差异及其贡献。研究发现:基于经济增长维度的比较表明资源诅咒现象不明显;资源利用型区域的生态效率平均为资源开发型区域的1.6倍以上,表明基于经济、资源和环境等多维视角时资源诅咒现象显著存在。对资源开发型区域的进一步研究显示,其生态效率有60%以上来源于规模效应,且其资源利用部门的效率严重低于资源开发部门的水平,对总体生态效率的贡献不到40%。资源诅咒现象和生态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不是资源开发,而是资源丰裕环境下的资源浪费行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改变资源开发策略,而在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城市环境治理制度创新的对策

城市环境治理制度创新,是指在充分总结中国城市环境治理实践经验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成熟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城市环境治理制度的完善和创建。制度创新是城市环境治理的基础,制度创新包括对组织机构内部的政策规定进行经常的评价和改善,以鼓励环境治理行动,清除影响环保政策实施的障碍。通过实施有效的治理来调节城市中的社会经济活动与环境的关系,改善城市环境,并运用法律、     

基于超效率DEA模型的中国省际生态效率时空差异研究

建立了基于DEA模型的生态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对中国30个地区1995～2007年的生态效率进行了测度,将测度结果按照东、中、西、东北4个区域进行了时空差异分析,并对生态效率变化趋势进行了收敛检验。结果显示:1995～2007年中国的生态效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效率均值的高低排序依次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其中东部、西部、东北呈生态效率下降趋势,中部呈上升趋势,只有东部地区生态效率均值高于全国均值,其余地区生态效率均值都低于全国均值;通过收敛检验可以看出1995～2007年间,中国生态效率呈发散趋势,即差距在逐渐增大,其主要受东部地区生态效率变化的影响。     

中国工业污染物排放密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污染供需分析框架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污染供需分析框架下,选取中国2001-2006年34个工业产业的面板数据,分析影响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烟尘等三种污染物排放密度的主要因素。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污染密度均与能源消耗密度、相对工资水平和国有资本比重正相关,与企业规模、环境管制指标和外资比重负相关。要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和社会参与的节能减排机制才是根本出路。为此需要做到:(1)鼓励节能型技术的研发和应用;(2)强化对地方政府的环境管制政策执行力度的监督;(3)加强对中小企业的监管力度;(4)理顺政府对环保信息的披露机制;(5)充分发挥社会公众和非政府组织的监督作用;(6)提高外资进入的环境标准。     

西部地区工业生态效率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算2011—2020年我国西部12个省份的工业生态效率的基础上，借助Dagum基尼系数和Kernel密度探究工业生态效率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趋势，并运用Tobit模型甄别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考察期内，西部地区工业生态效率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2)西部整体的区域失衡问题有所缓解，西南—西北地区区域间差异有所下降，但西南地区内部差异远大于西北地区，且新型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区域部分交叉重叠问题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3)西南地区内部差异总体表现为缩小态势，西北地区差异呈扩大趋势，并且两地区均存在极化现象和梯度效应；(4)经济发展水平、工业聚集度、对外开放程度对西部地区工业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明显，而环境规制、城镇化水平对其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全面客观真实地反应了我国西部地区工业生态效率，为进一步提高西部地区工业生态效率提供决策依据。     

新时代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三阶段DEA和Malmquist模型静动态测算新时代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效率,采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2年以来长三角城市群整体生态效率尚未达到技术效率前沿;上海达到有效且在全国排名第一,江苏处于边缘非效率状态,浙江和安徽效率值相对较低;技术进步是影响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原因,且需着力提高技术效率;第三产业占比、R&D经费占比和环境规制强度与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效率提升呈正相关关系,产业单位产值能耗与水资源消耗量则呈负相关关系。在此研究基础上,本文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环境态度、支付意愿与产品环境溢价——实验室研究证据

本文以环保电池与非环保电池为产品估值目标,在实验室中检验了环境态度对个体支付意愿(WTP)的影响,并通过改变电池电量信息(即产品质量属性)来检验此类信息对参与者报价的影响程度。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包括:(1)个体愿意为环保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即环境溢价);(2)提高环保产品质量能够有效地提高个体的支付意愿,同时能够降低个体对非环保产品的支付意愿;(3)电量差异这一产品质量信息因素并没有完全进入参与者估值函数中,表现为参与者不愿意为电量的提高增加等比例的支付;(4)对于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环保产品,多数参与者表达了希望政府进行补贴的意愿。此外,在研究方法方面,本实验中关于预测其他人给出平均价格的设计和检验,从技术方面丰富了目前条件估值方法(CVM)的使用。     

产业结构变迁与收入不平等——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产业结构转变既是理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变量,也是探讨居民收入不平衡的关键因素。本文考察了改革开放至今(1978~2015年)约40年的产业结构变迁与居民收入差距关系,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对收入分配具有积极的改善效果;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清晰。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来看,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界,之前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会扩大收入差距,而之后则有缩小收入差距的趋势。政府在制定产业结构政策时,应注重三次产业间的协调发展,同时密切关注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收入分配恶化现象。     

特朗普税改的世界影响及我国对策

本文构建了基于产业竞争性、资本异质性和赤字约束的多条件税收竞争模型,揭示了特朗普税改的可能影响,并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特朗普税改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直接影响和由此可能引发的国际税收竞争效应。本文的结论是:(1)由于中国与美国产业结构差异较大,特朗普税改对中国经济的短期负面冲击并不太大,减税将可能导致中国GDP下降0.60%;(2)中国要高度关注欧盟和日本可能参与税收竞争带来的叠加影响,这种叠加影响将可能导致中国GDP下降1.34%;(3)中国参与国际减税竞争的收益只有0.10%的GDP增速,应对特朗普税改,中国应重在优化产业环境和提高资本净回报率;(4)从长期影响看,特朗普税改可能对中国产业结构产生低端锁定效应,针对特朗普税改的行业影响,中国应实施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5)特朗普税改将可能使中国贸易条件恶化0.10%,降低中国对外贸易经济效益,中国应积极应对由此引起的进出口变化。     

基于PMC指数模型的PPP政策量化评价——以2014-2019年80项PPP发展政策为例

以2014—2019年中央政府层面80项PPP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构建PMC指数模型进行量化评价及凹陷指数分析。研究表明(1)一级变量中政策主体、激励制约、政策重点的凹陷指数较大;(2)以政策P1为例的优化改进路径为X4-X9-X2-X7-X3;(3)政策对比分析表明,P46应主要从政策视角、政策领域、激励制约三个方面优化改进。     

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地区差异研究——基于SBM和Tobit模型的两阶段分析

目前,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正面临重构,为了提升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需要进一步提高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本文考虑生产过程中的非期望产出,将制造业废气、废水、固体废物排放量纳入产出变量,首先构建SBM模型对我国2000-2016年30个省市的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进行测算,接着对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地区差异进行深入分析,最后采用Tobit模型对全国及东中西地区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全国历年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均值为0.44,总体处于中低等发展水平,省际差异显著。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纯技术效率较低是制约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上升的主要原因。统计期内东部地区综合效率值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但规模效率显著低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的影响最为显著,其影响效应分别为0.079、0.123、0.172和0.104。除经济发展水平外,研发投入、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影响程度均不相同。为了提高我国制造业整体能源生态效率,缩小空间差异,总体上应采取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升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改善国企公司治理等,而各地区应依据综合效率分解结果及各因素影响效应采用相适用的对策。     

高层言论

温家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坚持就业优先战略，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调整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时，优先考虑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创造良好就业环境的需要，探索建立经济政策对就业影响的评价机制，把就业完成情况纳入政府综合考核体系。     

基于SD模型的榆林市环境发展趋势研究

为研究陕北能源化工基地环境可持续发展状况对科学合理地开发与利用区域能源资源的影响,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对榆林地区的环境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该地区的空气质量有所好转,工业废水和工业固体废物污染较重。基于此,提出提高污染处理能力、减少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环保投资、落实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以及加强环保监督等改善陕北环境状况的对策与建议。     

出口企业竞争战略对产品创新的影响:以市场导向为中介变量

本研究基于220家中国制造型出口企业的数据,探讨了两种竞争战略(差异化战略和成本领先战略)如何通过顾客导向和竞争者导向影响企业创新倾向和新产品绩效。研究结果显示:(1)差异化战略通过促进顾客导向和竞争者导向间接改善创新倾向和新产品绩效;(2)成本领先战略直接正向影响创新倾向进而改善新产品绩效;(3)差异化战略对出口企业产品创新的影响更为显著。研究为中国制造型出口企业如何改善竞争战略执行、提高产品创新绩效提出了管理上的启示意义。     

环保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的拓展分析

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问题是环境审计的重点内容之一,本文在分析现有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基于成本效益分析法,提出将环境改善价值指标作为环保资金绩效审计评价的辅助性指标,以更好的评价环保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果,为环保资金的合理有效分配提供有益的指导。     

2015年世界经济走势及应对之策

2015年是我国经济走势最难判断的一年,世界经济因不同因素存在诸多变数,中国经济并未达到软着陆状态,应从源头上找出危机,进行一系列反省。文中以世界经济走势为研究视角,介绍了我国的经济走势状态及应对策略。对此,中国应立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扩大国内需求,以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为核心推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以推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重点改善外部发展环境     

区域一体化战略、社会网络与商业信用——基于京津冀一体化的证据

区域一体化战略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渠道是事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但学术界尚未有深入研究.本文以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实施为研究场景，从企业商业信用的微观视角检验了区域一体化这一正式制度推行对社会网络这一非正式制度作用发挥的替代性影响.基于京津冀“区域内非本地”的综合社会网络关系研究发现，区域社会网络较低的上市公司在一体化政策全面实施后所获得的商业信用显著提升，且结果主要体现在信息不对称较高的企业，竞争程度较弱的行业和供应链依赖度低的企业，以及更多地体现在无高管政治关联、高管兼任网络中心度较低的企业和工作网络类型中.结论表明区域一体化政策有助于系统性降低整个市场的交易成本，从而改善营商环境，为区域一体化战略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微观机制检验，从而也为粤港澳、长三角等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政策启示.     

我国内陆地区消费力分析

基于因子分析,对2010-2011年我国内陆地区消费力的变化情况进行研究,以提出促进各地区消费力提高的政策建议:东部地区应发挥区域优势经济并进行产业结构重组和优化,同时注重对外交流和文化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中部地区作为东西部地区连接的纽带,应加强与东西部的互动交流,促进我国经济整体发展;西部地区应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效利用各种资源如矿产,地热,旅游等,同时政府应加大对西部的资金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