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方承担民事责任的医疗行为范畴与民事责任的认定

为了更好地解决医疗纠纷,在学理上必须明确医方承担民事责任的医疗行为范畴,以及如何认定医方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其实,只要医疗行为人的医疗行为没有尽到注意义务,损害了医疗行为接受人的民事权益,就应该承担民事责任。     

医疗合同法律问题研究

医疗合同作为一种民事非典型契约,在合同解释上一般应参照委任合同或者承揽合同的规定;应区别对待医疗合同在不同场合下的主体,强制缔约是医疗合同的重要特点;医疗合同权利、义务规定的特点在于医疗专家高度的注意义务与忠实义务;医疗合同履行中的加害给付导致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受害人可以选择有利的请求权基础。     

论过度医疗侵权责任

过度医疗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近几年在我国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过度医疗问题的彻底解决离不开侵权责任法的规制,然而,我国现行立法存在着过度医疗类型规定不全、过度医疗行为缺少认定标准、归责原则对患方不利、患方举证责任过重等不足.为了使过度医疗问题能够得到全面规制,需要从合理界定过度医疗类型、确立过度医疗行为认定标准、采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合理划分医患双方举证责任等方面加以完善.     

专断性医疗行为的刑罚界限

专断性医疗行为是欠缺患者有效同意的医疗行为,"全面入罪说"主张对所有缺乏患者的有效同意施以刑事处罚,而"部分入罪说"则主张仅在缺乏患者同意导致医疗行为严重脱离其业务规范时,方得动用刑法进行规制。专断性医疗行为由于具有医疗目的,因而只存在成立过失犯罪的余地。过失犯罪是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医疗行为的注意义务取决于一般医疗准则和具体的患者病情、体质与意向,只有当专断性医疗行为由于未取得患者同意导致不明确具体的患者病情、体质与意向,从而违反医疗行为注意义务时,才有可能成立过失犯罪;而在不存在患者选择可能性及缺乏"患者同意"与违反医疗注意义务无关的场合,都不因为缺乏"患者同意"而成立过失犯罪。同时,医疗目的、医疗适正性以及患者的有效同意都能够为医疗行为提供正当化基础。     

智慧医疗民事责任的内容革新与赔偿优化

智慧医疗是数字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建设健康中国的助推器。然而智慧医疗使用中的算法错误,会危及病患的生命权与健康权,给当事人造成难以恢复的损害结果。就其衍生的民事责任而言,可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框架内借助法解释工具予以处理：医疗伦理责任中的医生的告知义务应做适用性调整,基于智慧医疗的发展阶段与社会大众的接受度,动态要求医生履行不同标准的告知义务;就医疗机构的组织责任而言,应肯定医院负有更新医疗AI系统的义务,医院须证明自己尽到了完善、更新医疗AI的义务。未来随着智慧医疗的进阶发展,应优化赔偿模式,承认医疗AI的独立责任,以严格责任为归责原则,在证明责任上,采危险责任理论,要求生产者与使用者负担举证责任,而在医疗AI承担责任的财产来源上,应采多层次的强制医疗AI责任保险,确保受有损害的病患能获得及时有效的赔偿。     

试论医疗事务的无因管理

医疗事务的无因管理是医师自愿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一种法律事实。成立医疗事务无因管理应具备三个要件 ,即管理他人医疗上的事务、没有约定或法定的义务、管理人有管理意思。在医疗事务无因管理关系中 ,医师或医院应履行适当管理义务、通知义务和继续管理义务 ,患者应履行偿还费用义务、清偿债务义务和赔偿损害义务。经患者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亲属或关系人对医疗事务无因管理的承认 ,医疗关系回复到契约关系     

作为医疗过失判断标准的“医疗水平”认定——来自美国和日本的经验与借鉴

＂医疗水平＂作为医疗过失判断标准已为各国法律所承认,我国《侵权责任法》对此已经做出了明确规定,但该标准的内容到底由法院确定还是依＂医疗规范＂来确定是该问题的核心。美国和日本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呈完全相反的历程,向我们展示了该问题的复杂性。在我国,＂医疗水平＂的认定既不能单纯依赖＂医疗规范＂,又不能完全由法院自主认定,而应当采取以＂医疗规范＂为主并参考其他因素的做法,使得法学和医学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过度医疗侵权责任的构成、归责及赔偿

过度医疗侵权责任构成须具备存在违法过度医疗行为、造成患者严重医疗损害、过度医疗行为与医疗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医方存在过错四个要件.过度医疗侵权应适用过错推定责任进行归责,并应适用全面赔偿原则.并且,《侵权责任法》将过度医疗的范围仅局限在“实施不必要的检查”不足以充分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立法上应进一步做出扩充解释.     

会计师对第三人责任论

除了我国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情形外,会计师个人也应当对第三人的损害负责。会计师对第三人责任属于过错推定责任。就因果关系认定,应采相当因果关系说,但就证券市场而言,应当借鉴市场欺诈理论和信赖推定原则。会计师过错的认定应以会计师行业的普通一员为标准,遵循了执业准则不能作为其尽到注意义务的抗辩。在会计师对第三人责任中,应采合理信赖标准界定第三人的范围,应认可会计师免责声明的效力,并且通过补充责任和责任限额的方式对会计师责任进行合理的限制。     

程序法视野下医疗损害责任立法之适用困境及应对

我国《侵权责任法》医疗损害责任部分之规定在具有整体先进性的同时也存在局部不足,这会在诉讼中遭遇一些适用困境,为保证该法实施的统一性,有必要对其适用困境进行程序法视野下的解析和应对.该法第58条规定的过错推定是一种不可推翻的法律推定,原告只要证明存在三种法定情形即可推定被告有过错,不允许被告提出相反证据推翻.该法虽未规定医疗机构过错行为与患者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其仍为医疗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诉讼中应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但需予以缓和,实行有条件的因果关系推定.此外,我国应重构统一的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制度,充分发挥法官在医疗侵权诉讼中的主动性.     

试论容许的危险理论对判定医疗过失的借鉴价值

鉴于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法律应当容许该类行为在一定限度內产生一定的危害结果,对此结果不应以过失论之。但法律或法理上的容许与患方的同意和容许并非同义,容许的危险理论仅适用于对合法医疗活动中的过失评判,该理论从确定医疗注意能力、医疗注意义务及二者的关系三方面显现出对判定医疗过失的指导意义。     

侵权责任法中确立注意义务的原因探究

注意义务适应了现代侵权法平衡利益这一根本功能及其侵权责任扩大化的需要,也适应了过错客观化及其过错判断标准客观化的要求,因此,在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确立注意义务实有必要.同时,大陆法系各国侵权司法实践中已证明科学的一般安全注意义务理论以及已在我国各级法院审判实践中适用的安全保障义务都表明,注意义务在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确立完全具有可能性.     

医疗损害社会化分担之法理基础

医疗损害与医疗意外在导致人身损害发生的责任归属上存在不同,因此,医疗损害社会化分担应当适用不同途径。对于医疗过失导致的医疗损害,通过医疗责任保险分担风险;对于不可归责于医方的医疗意外,通过医疗保险分担风险,这也是国家承担对国民提供社会安全保险的义务与责任之所在。     

论律师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以证券虚假陈述为视角

证券律师的专业人士职责性及其社会责任的存在,是其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根据.律师对第三人民事责任属于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法律专业人士责任.在归责原则上,采用一般过错推定原则.在因果关系认定的层面,宜借鉴美国的做法,引入事实因果关系与法律因果关系的双层结构;在律师过错的认定上,应将"勤勉尽职义务"视为一种"合理的注意义务";在责任的承担主体上,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直接负责人)应对第三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论我国现行双轨制下医疗鉴定制度的改革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与医疗过错司法鉴定是在我国司法鉴定体制中长期共存的两种鉴定模式,它们各有缺陷,而且相互冲突,迫使我们进行必要的修正与改进.从更好地服务诉讼和促进鉴定意见更加科学、中立、可信等角度出发,短期内可以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为蓝本进行修正,破解“同行包庇”、证而不质及鉴定意见不全面等问题.最终而言,还应建立统一的医疗司法鉴定组织体系,完善鉴定启动程序,应配置科学的医疗鉴定机构,加强鉴定人的规范管理,才能破解现行医疗鉴定制度的冲突,实现二元归一.     

论英美侵权法上的医疗特权

医疗特权是医患关系由传统的医生家父主义向绝对患者中心主义转变过程中的残余物,是对患者绝对中心主义的必要矫正,符合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医疗特权的适用范围界定应采正面列举和反面排除相结合的方式,并且应当对医疗特权的适用进行必要的限制。我国《侵权责任法》仅规定了绝对的告知义务,过于僵化,建议立法对英美法上的医疗特权制度进行借鉴。     

论诊疗活动中患方的知情同意权

患方知情同意权是患方制约医方滥用诊疗权的一项权利,其产生源于患者对医师的不信任。随着医疗行业的市场化,患方的知情同意权逐渐得到我国法律的认可。知情同意权的行使涉及诸多方面,情况十分复杂。医疗机构滥用医疗同意书是由于医方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误解。在医师尽到说明义务且征得患者同意的情况下,医方虽没有过错,但仍发生了医疗意外,医方对由此造成的损害不负损害赔偿责任。     

医疗技术管理的伦理建制

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促进人类健康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道德风险,产生许多负面的社会问题。为了实现医疗技术的科技价值、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平衡,应该建立和完善医疗技术的伦理评估制度,恢复医疗技术活动的人文关怀,加强医疗技术人员的责任伦理建设,建立和完善医疗技术的临床准入制度。     

论专家民事责任中专家过错的认定

本文在过错归责原则前提下,认为应在主客观相一致基础上界定专家过错,提出我国专家过错的认定标准可考虑采用“专家标准”,对司法实践中如何理解“专家标准”做出相关分析,并建议专家过错的举证可考虑采用“表面证据”规则。     

医疗损害因果关系认定与责任分配研究

目前国内立法中并没有关于医疗损害因果关系认定标准与责任分配原则的规定,究其根源是《民法典》沿袭了《侵权责任法》的做法,未设置独立的因果关系条款.不仅如此,现行立法在坚持医方过错责任的同时,未对患方采取适当的举证责任缓和举措,这无疑让本来就困难重重的医疗损害因果关系证明更加雪上加霜.可以说,现行立法对于患者的诉讼利益不够友好,这也无助于医患纠纷的解决.因此,《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应当从建立因果关系独立条款入手,明确医疗损害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与责任分配原则,对患方适用举证责任缓和,切实保障患方在医疗损害侵权诉讼中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