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左联与上海中国左联关系辨析

本文以"东京左联""广州左联"为参照,从组织关系、工作关系两个方面论证了"北方左联"的相对独立性,对"北方左联"与中共北方局的组织关系、与上海"左联"在办刊上的合作以及它"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这一名称的来历,做了符合历史的说明,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北方左联"隶属于上海"中国左联"的流行观点。     

鲁迅和《文学杂志》——从鲁迅致王志之的一封残简谈起

《文学杂志》是1933年4月在北京创刊的北平“左联”的机关刊物。它的编辑和出版,自始至终得到鲁迅的热情关怀、支持和帮助。现收入《鲁迅书信集》下卷“附录”中的鲁迅致王志之的一封残简(以下简称残简),就是鲁迅指导《文学杂志》编辑工作的一个生动例证。包子衍同志在《关于〈鲁迅书信集〉中几封书信写怍时间的考订》(载《破与立》1977年第6期)一文中对残简内容作了不少考证,但他没有注意到残简其实是为《文学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而写的,以至误认为残简写于1934年5月22日。王志之,曾用名王思远,当时是北平“左联”成员,《文学杂志》编者之一。残简最初     

关于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的出版日期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前哨》(第二期起改名《文学导报》),是一本研究左联时期革命文学运动的重要材料。第一期为纪念左联五烈士专号,包括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爱宣言》、《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以及左联五烈士和宗晖烈士的小传、柔石、胡也频、殷夫烈士的作品,都是最珍贵的现代文艺史料。这本刊物是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情况下秘密印刷出     

关于《日文研究》杂志——与左联东京支部文艺运动之关联

《日文研究》是一本什么样的杂志?在本文揭晓其面目之前几乎不为中国现代文学乃至现代史研究界所知。其不见于《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左联回忆录》(上·下)、《三十年代左联文艺资料选编》以及刊登有关左联论文的《新文学史料》。这是一本1935年创刊于日本东京的杂志,本文作者在探寻有关鲁迅留学时期史料的过程中获知其一部分所在线索并且近乎找全了它们,又从对其内容的考察中确认,其并非一本简单的帮助留学生学日语的杂志,"有些内容,已经超出了刊名所提示的日语研究的范围",从而追寻出其与左联东京支部文艺运动的关联。由一本不为人知的杂志,反衬和发掘鲜为人知的左联在东京的活动,以小见大,以细展巨,呈现出的是想像力所不能取代的史实,不论想像力被发动得有多么巨大。就像当年国内的左联人士很难想像到鲁迅、郭沫若、茅盾这三位"文坛巨头"会出现在同一杂志,而他们又恰恰同列《日文研究》之上一样。     

左联文艺大众化的教训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提出文艺大众化的,恐怕就要算左联了。左联成立之后,就将文艺大众化作为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左联执委会认为：“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即实现了运动和组织的大众化,作品、批评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任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①因此．几乎与左联成立同时,左翼作家就在《大众文艺》上发表了一组文章,讨论文艺大众化问题,此后,又曾展开过第二次讨论。这是因为“大众化”与左联成立的目的,左联认为的艺术方向、服务对象等是紧密联系在一…     

论范泉主编《文艺春秋》的编辑艺术

范泉先生40年代在上海主编的《文艺春秋》月刊,是一个重要而又奇特的刊物.说它重要,是因为它是上海40年代持续时间最长、基本上按月出版、囊括了国统区绝大部分重要作家、而进步倾向又十分鲜明的一个纯文艺刊物,它为我国的现代文学史和现代出版史,写下了不容忽视的一页.说它奇特,是因为在它身上,有一些似乎难以理解的现象,有一些多年来未经消释的疑问.(一)当时一般刊物大都"短命",唯独《文艺春秋》却历时久远.在40年代国统区,由于政治环境险恶,作家和编辑生活困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那些具有进步倾向的文艺刊物常常是比较"短命"的.以《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一书收录的文学刊物(包括部分文化刊物)为例,40年代出版于上海、北平、     

郁达夫与《大众文艺》

<正> 关于郁达夫参与《创造季刊》、《奔流》等刊物的编辑业绩已多有论述,而对他筹办和主编《大众文艺》却注意不够。本文试图从《大众文艺》及其创刊、发展、终结等方面,探讨一下郁达夫这期间的思想历程和文学主张,并论及有关的其他问题。     

《礼拜六》杂论

《礼拜六》杂论李炎　民国初期，有一份杂志《礼拜六》曾在全国许多大城市风靡一时。它就是于１９１４年６月６日在上海创刊发行的文艺周刊，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份周末刊物。它以浓厚的趣味性和一定的文学品位吸引着广大的读者。有几篇记叙《礼拜六》风靡的文章，虽属...     

青春、浪漫、革命与先锋:重塑"左联五烈士"——论话剧《前哨》的艺术探索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也是"左联五烈士"牺牲九十周年,话剧《前哨》创排演出,是一份特殊的纪念与献礼.从左联刊物到现代戏剧,《前哨》对待史料是严肃严谨的,在虚构与真实、细节与想象之间做了一定程度的平衡与融合.在剧中,鲁迅成为一个线索人物与灵魂人物,将相互独立或交集不多的五烈士连贯为整体形象.《前哨》面向青年,以青年为视角,是一部理想主义的青春之歌.剧作以现实主义为底色,充分运用超现实主义的叙事结构、浪漫主义的桃花意象与唯美画面等艺术形式,展现革命与牺牲中"美"与情感世界的一面.在内容与形式上,话剧《前哨》都表现出一种先锋探索的前卫意识.     

“左联”组织结构的构成、缺陷与解体——“左联”的组织传播研究

在20世纪30年代的特殊文化语境中,"左联"组织机构上的缺陷是导致"左联"解体的体制因素,但长期以来被人所忽视。"左联"成立,是中共中央宣传政策调整的产物。"左联"成立之初,在机构设置上力图实现"集体领导",但在现实中却形成了两个领导核心:一是由组织保证的、直线式的领导机关;二是依靠片言只语对这个组织产生重要影响的"权威"。在两个领导核心之间,没有保障双方沟通的机制,而只是通过"联络人"进行有限的沟通。每个"联络人"事实上也是信息的"把关人",在信息的传达过程中,他们往往会根据"听者"的不同或者根据"信息发出者"的意思对信息进行增加或者删减,而信息传达之后的一两句劝告和建议往往会起到比信息更重要的作用。从组织传播学的角度看来,"左联"的组织更接近"直线参谋"的结构。它的缺点在于:由于包含了两种结构形式,如果内部信息流通不畅,两者间容易产生一些矛盾。"左联"的解体,正是没有避免这种组织结构缺陷的必然结果。     

审美再阐释与中国左翼文学研究

审美观念是过去二十多年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强势阐释支点。但人们对这一观念的理解存在形式主义的偏执。审美体验作为审美活动的中枢,包孕着感觉、知觉、情感、意志、理性、欲望、潜意识、道德判断等人类诸种精神因素。左翼文学的政治移情与审美转换,是审美体验在特殊艺术时空的特殊艺术展现。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新文学的"严肃性"与当下文学的"后严肃性"

本文通过重新阐释朱自清提出的"新文学"的"严肃性"这一概念,深入分析当下文学的诸种形态对这一概念的超越,进而探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脉络,并对其与当下的"新世纪文学"的形态差异作了考察,认为当下文学已经超越了"新文学"的基本历史框架和传统,进入了一个"后严肃性"文学的时代。     

"文"与"文学":文学观念的确立与诗学谱系的转型

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与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谱系.可是在晚清至"五四",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却和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交织在一起,并最终"大河改道"式地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的"文学"观念,实现了由中国传统文论之"文"向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谱系的全面切换.在"文"向"文学"转换的进程中,阮元、刘师培、章炳麟等国学大师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论"文"的总结;而梁启超、王国维等则分别建立了功利主义政教型文学观和超功利的审美型文学观,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时期"寻根文学"与台湾"乡土文学"之比较

由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需要 ,在 1 983年左右 ,大陆的文化学术界便渐渐酝酿兴起了一场持续数年之久且又颇具规模的“文化”研究热潮。人们希图通过对上下几千年的民族历史 ,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 ,去获取解决、医治改革进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疑难杂症和祖传痼疾的良方妙药。这种以“文化反思”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研究”热潮 ,也是 80年代中期大陆上出现的一种十分突出且又极为有影响的社会思潮。或许正是受益于这一社会性“文化反思”的影响和启迪 ,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中国当代文学 ,也在 80年代中期前后形成了一股“渴望潜入历史…     

文学与"文艺学危机"

在讨论文艺学学科危机、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误区:把文学当成学科危机的主要根源,要求改造文学,取消既有的文学“本质”;把文艺学学科的重建寄希望于文学研究方法的改进,把文化研究当成了解决文艺学学科危机的救星;在促使文学研究直面现实的过程中丧失了理论对现象的批判意识。本文认为,要解除文艺学危机,重建文艺学,就必须扩大文艺学的学科范围,把文学和大众文化作为并置的相对独立的文学研究对象,并根据对象的不同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不同的思维方式,在研究现实文艺现象的过程中,保持价值中立的立场,客观地阐发和批判。     

"女性文学"还是"性别文学"--"女性文学"及相关概念辨析

与“女性文学”相关的概念有“妇女文学”、“女性写作”、“女性主义文学”、“女性意识”,它们既相互联系,又有各自的特定内涵。目前批评界对“女性文学”的理解存在狭隘化倾向,不能涵盖批评对象的范围,因而应在“女性文学”之外再加上“性别文学”。“女性文学”以女性作家创作、作品为对象,探寻其审美特性。“性别文学”则不管作家的自然性别,用社会性别理论对文学中存在的社会性别权利关系进行清理。     

屈骚中的"自疏"与隐逸文学的萌芽

屈骚中曾多次流露出"自疏"的情绪,这是诗人在君昏世浊、美政理想不得实现的困境中,经过激烈的内心冲突之后所作出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大致而言,屈子之"自疏"又包括"退修初服"与"去国远游"两大内容,比较接近于儒家隐逸思想.尽管诗人最终是"死而不容自疏",但若从隐逸文学史的角度看,屈骚中的"自疏"还有渔父形象及其"设词以寄意"的文学表现方法都影响到后世隐逸文学,可视之为隐逸文学的萌芽.     

重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

从孙中山到国民党政权,民族主义始终具有政治性.国民党政府从政治的立场提倡民族主义,而"左翼"则从政治的立场反对民族主义.国民党政府通过把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来确定其政权的合法性,而"左翼"则通过批评民族主义来"解构"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不仅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反而招致广泛的批评,这并不是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作为理论本身有问题,而是民族主义文学理论被国民党作为统治工具有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民族主义,我们都是持否定态度的,我们之所以否定民族主义,一是因为它反对阶级斗争理论,二是民族主义具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性.事实上,30年代,左翼文学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主要就是在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左翼"文学不提"民族文学"而只是强调"民族形式",这里实际上涉及到很深的政治问题.我们应该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这两个问题区别开来,中国现代文学民族性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是一个文学理论问题,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则是一个文学史问题,它既有理论上的问题,也有政治上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存在着政治问题而对民族文学理论本身也予以否定.单从文学理论上来说,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并没有多少可以指责的.     

当代文学史中的"非主流"文学

当代文学史著中对于20世纪50-70年代"非主流"文学的关注折射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它重新激活当代的某些文学事实,并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图景,对于重新"返回"历史情境,深入观察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起到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留下不少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诸如某些作品在写作时间认定上的问题、有关文本阐释空间的问题、对"非主流"文学本质化的理解以及进一步厘清各种复杂的文学史概念的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