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与左翼文学运动

作为《现代》主编的施蛰存，不是“第三种人”。他不但与左翼文学运动保持密切联系，与左翼文学运动的领袖有着很好的友谊，而且从根本上赞成左翼文学运动，甚至受到左翼文学运动的影响，是其参加者和实践者，他的许多作品深深地打上了左翼文学运动的印记。     

文学话语的增殖与误读:对"民族文学运动"的再思考

"民族文学运动"是中国民族主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于上世纪40年代初由陈铨发起。陈铨以民族意识的培养为目标,对传统末世文学、五四个人文学及普罗革命文学进行了尖锐批评,极力倡导盛世文学。但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民族文学运动"曾受到左翼革命话语的种种质疑和误读,甚至被扣上法西斯文艺的帽子。学术范畴内的文学批评由此被错误升级为意识形态批判,而文学话语的增殖效应也在这场文艺论争中得到深入体现。     

美国“红色三十年代”左翼小说论

美国"红色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在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观念影响下,表现出明显的"向左转"倾向,同时延续了此前现代主义文学倡导形式创新的艺术追求,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与前卫形式相融是其显著特点。美国主要左翼作家和批评家具有很强的理论反思能力,在1930年代后期"法雷尔之争"或"左倾错误"讨论中,他们就批评了左翼小说中流露的"口号化"、"政策工具论"、人物形象重复单调等弊病;而且他们发现了左翼文学作为"阶级的文学"沦为了"党的文学"是文学的穷途末路,这也正是美国左翼文学衰落的原因。美国左翼文学的论争,实际上触及了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如何组织和领导左翼文学运动、如何妥善处理政策宣传与作家创作自由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汇聚了多斯.帕多斯、斯坦贝克、亨利.罗斯等小说名家的美国左翼小说创作,对中国的影响颇巨。美国左翼作家史沫特莱积极参与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伊罗生仿照美国左翼刊物《新群众》在上海创办和编辑英文杂志《中国论坛》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左翼作家,斯诺夫妇借用美国"红色三十年代"文学的理论框架观察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颇有心得。但美国左翼文学的教训并没有引起中国文坛的重视和研究。     

重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

从孙中山到国民党政权,民族主义始终具有政治性.国民党政府从政治的立场提倡民族主义,而"左翼"则从政治的立场反对民族主义.国民党政府通过把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来确定其政权的合法性,而"左翼"则通过批评民族主义来"解构"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不仅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反而招致广泛的批评,这并不是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作为理论本身有问题,而是民族主义文学理论被国民党作为统治工具有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民族主义,我们都是持否定态度的,我们之所以否定民族主义,一是因为它反对阶级斗争理论,二是民族主义具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性.事实上,30年代,左翼文学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主要就是在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左翼"文学不提"民族文学"而只是强调"民族形式",这里实际上涉及到很深的政治问题.我们应该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这两个问题区别开来,中国现代文学民族性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是一个文学理论问题,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则是一个文学史问题,它既有理论上的问题,也有政治上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存在着政治问题而对民族文学理论本身也予以否定.单从文学理论上来说,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并没有多少可以指责的.     

雅努斯的追问——战后初期日本文坛“政治与文学”论争中的战争责任问题

1946年，平野谦以无产阶级艺术家的战争责任问题为切入点，以臆想出的事实为基础，对左翼文学阵营发起了整体性批判。这一批判应与1934年无产阶级作家联盟解散前后的转向问题，及其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整体性评价相结合进行关联性考察，据此方可揭示其思想根源。平野谦的左翼批判继承了龟井胜一郎在1930年代中期的基本立场，反对“目的-手段”二元论和文学的“政治主义”。战后初期，这一从思想到路线层面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批判性回顾，旨在否认因战时抵抗而在战后初期占据道德优势的左翼文学阵营对战后日本文学领导权的独占。在此进程中，战争责任问题在平野谦明确的目的论指向下迅速形骸化，并在“政治与文学”论争中被赋予了新的历史机能。     

再析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从"合力说"看左翼文学运动

左翼文学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特殊文学现象,也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主流文学.但对其兴起与发展的原因众说纷纭.从恩格斯的"合力说"的角度分析,就能知其产生和兴起的必然.     

瞿秋白策略性文论的建构

1930年代初,翟秋白投身左翼文学运动,为中共夺取文化领导权而工作.他积极推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倡导文艺大众化,评价鲁迅以树立革命文学的典范,这构成了他的策略性文论的基本内容与批评标准.     

论丘东平

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显示了新文学作家代际差异的形成,而丘东平就是最为出色的“新世代”作家.他的作品彻底超越了早期左翼文学“革命+恋爱”的模式,摆脱了左翼的“学生腔”和“小资味”.他给左翼文坛吹进了一股清劲而质朴的风气,又能以鲜活、真切、感性的文笔感染读者.他的创作为我们再思考左翼文学运动乃至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提供了积极的范例.     

瞿秋白策略性文论的建构

1930年代初，瞿秋白投身左翼文学运动，为中共夺取文化领导权而工作。他积极推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倡导文艺大众化，评价鲁迅以树立革命文学的典范，这构成了他的策略性文论的基本内容与批评标准。     

“新启蒙运动”与“左翼”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1935年8月1日,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布了<八一宣言>,倡议国内各党各派捐弃前嫌、一致抗日,呼吁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举赢得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拥护,引发了全国性的救亡热潮.中共理论家陈伯达等人借此发动了"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以抗日救国为其表、以传播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里.陈伯达们适时地借助救亡大潮,掀起"左翼"思潮,而"左翼"思潮又与救亡大潮融为一体.大量的青年知识者怀着救亡图存的目的选择了共产党,这对于左翼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新中国的最终建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重新解读左翼文学的"英雄理念"

革命英雄理念是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的重要美学范畴.毛泽东虽没直接领导左翼文学运动,但探讨革命英雄理念却绕不过他的英雄观.其实早在20年代革命英雄理念已提出来,到了左翼文学思潮勃兴时,它便具有完整的理念形态;不过把革命英雄理念与个体英雄或个人主义英雄对立起来,将主观想像的英雄强加给现实中的英雄,却与马克思主义英雄观相悖理.     

中国“左翼”运动与延安红色文艺

中国左翼文学生成于20世纪"红色30年代"的国际背景之下,早期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瞿秋白和德高望重的大作家鲁迅先生等诸多文化先驱对苏联文学理论的翻译传播壮大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力量。40年代的延安红色文艺直接师承左翼运动,左翼运动为延安红色文艺至少准备了四笔财富:(1)准备了理论基础,例如"阶级斗争理论"、文艺的阶级性、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武器"等;(2)革命文学创作经验,例如较好地处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较好地解决了文学大众化的问题等;(3)红色文艺的领导干部和文艺家队伍,例如周扬、丁玲、萧军等;(4)作家主体意识,例如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等。延安红色文艺思想理论的形成有效地吸纳了前三笔财富,而对第四笔则作了有效的规范,此后,在相当长的年代里作家主体消解在社会主体"工农兵"之中。其间所发生的无数次文艺运动,都与这笔财富被规范有关。     

阶级斗争理论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

阶级斗争理论于1920年代传入中国后,为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和1940年代的延安文艺运动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并成为建国后高歌猛进或急风暴雨般的文艺运动和红色经典文学的理论指南,回望阶级斗争理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复杂关系,育助于我们今天对20世纪上半叶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文学作出历史的评价和思考。     

再析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从“合力说”看左翼文学运动

左翼文学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特殊文学现象 ,也是上世纪 30年代的主流文学。但对其兴起与发展的原因众说纷纭。从恩格斯的“合力说”的角度分析 ,就能知其产生和兴起的必然。     

和而不同、殊途同归——沈从文与“战国派”的来龙去脉

依据文献资料,从参与编辑、发表文章、团体活动、文化主张等多方面看,沈从文毫无疑问是《战国策》同人和"战国派"核心成员之一。爱国情怀、忧患意识与公共意识,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战国派"诸人办刊立言的根本动因,其中沈从文对文学本身和文学运动的观念、立场的阐述和批评,及其对五四的个性思想与启蒙精神的宣扬,构成了该派之重要一极,这也表明"战国派"只是以个人立场为原则,以刊物为公共话语空间,以学院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自由作者群体,而并非整齐划一的团体或派别。     

1920年代末文学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与唯物史观文学论的兴起

1928年到1932年,新文学文坛上兴起译介唯物史观文学论的潮流。这一潮流并非对政治革命的简单呼应,它有着更普遍的社会基础: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新科学”提供了对社会、历史的整体性理解并指示青年介入社会实践的路径,它对现代文学观念造成的精神危机产生救正作用。同时,它也使得“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重心从初期的“意识斗争”转向以知识论的方式把握新世界观,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阶级意识转化的复杂性与内在紧张感。左翼青年在译介过程中对唯物史观文学论内部多样性与现实感的忽视与弱化则表现出他们在接受新思想时的根本缺陷。而鲁迅翻译唯物史观文学论所持的原则、立场与此恰好形成对照:即,不是把新兴思想作为自我解救的途径,而是把新兴思想的接受看作发现自我真实状况和面对真实状况的契机。     

鲁迅与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批评

对左翼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认识不足,主要缘于对鲁迅1930年代的文学批评缺乏认识,同时与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学批评的"芜杂性"直接相关。鲁迅注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文学批评是在与这种"芜杂性"的对立中发展起来的,鲁迅1930年代的文学批评直接推动了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学批评的发展,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资源和文学资源,体现了左翼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     

论左翼文学的人民伦理秩序及其道德情感的形成

中国左翼革命文学是建构在伦理和道德化的"人民"和"人民性"的阶级话语基础之上的。左翼革命文学对"人民"进行了阶级论语境下的重新阐释,它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化和俄罗斯民粹主义对于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各自独立的论述,而剔除了传统启蒙主义文化和人道主义文化中的公民和全民的涵义,确定了其对于无产阶级的特指,并建构起了一套完整的人民伦理秩序。根据这个秩序要求,资产阶级、知识主体与人民工农兵在文学想象中享受不同的伦理地位,并且建构起一种以"人民"替代民族、以革命政党代替"人民"和民族的结构。阶级论语境下的人民伦理秩序,直接造就了左翼革命文学的"人民性"情感规范和道德良知机制。在知识主体的文学言说中,享受不同伦理序位的社会阶层,在文学话语中接受差别性的情感待遇和形象待遇。"人民性"也是一种文学艺术形式的道德化情怀。对于"人民"艺术形式和话语传统,"人民性"建构起的是对于它的道德崇高感和知识主体的精神皈依感。更为重要的是,"人民性"还是一种文学的良知机制。知识主体作为创作主体,其价值立场、情感姿态、艺术形式追求都受到自我道德的约束和监督,会因接近而生欣喜感和幸福感,并因疏离而生失落感和罪恶感。由人民伦理秩序及其所衍生的人民性道德情感构成了中国左翼革命文学的文化本质。     

民众戏剧:话剧走向“旧形式”——论30年代“戏剧大众化”的艺术自觉

长期以来,以左翼戏剧为主体的30年代话剧被认为是与民族戏曲尖锐对立的.左翼戏剧曾将“促成旧剧及早崩坏”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但是,在当时左翼民众戏剧不能走向大众的困境中,在梅兰芳访苏演出赢得世界影响的赞誉声中,左翼戏剧家对戏曲及话剧与戏曲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认真思索.话剧走向“旧形式”,便成为30年代左翼民众戏剧的艺术自觉.     

左翼思潮与上海电影文化——以《神女》为例

近年来对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的研究,有某种"去政治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或从微观上发掘左翼电影与鸳鸯蝴蝶派电影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把它们共同归于"商业化"氛围的同时取消了政治的作用;或从宏观上强调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发源地,其深厚的电影文化积累滋养了左翼电影,同时也软化了它的政治锋芒,甚至认为电影文化传统起到了某种纠正政治偏颇的作用……上述研究确实对我们在更宽广的背景下重新理解"左翼电影"提供了更多的资源,但问题在于,如果取消了左翼电影的"政治性",那么,它在中国电影历程中的独特地位该如何来界定呢?本文认为,上海电影文化以及鸳鸯蝴蝶派电影固然对左翼电影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可是,左翼电影却因一种新的"政治"视角介入,超越了当时的商业电影,"回溯性"地将上海电影文化中的"潜力"激发出来,从而创造了中国电影历史上的高峰.本文以左翼电影中较有代表性的<神女>为例,对些进行了分析和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