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婚姻法的变迁:以婚姻的充分自由为导向——基于恩格斯关于婚姻家庭的论断

婚姻的充分自由包括结婚的充分自由和离婚的充分自由。根据恩格斯关于婚姻家庭的论断,以历史分析的方法,对比分析1950、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200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和2011年《<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认为,建国后,我国婚姻法变迁呈现出以婚姻的充分自由为导向的特征,解释(三)更是恩格斯婚姻家庭论断和婚姻充分自由在现代社会的倡导和实践,是改善妇女地位的催化剂,能促进夫妻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婚姻生活,更好地实现可持续的家庭幸福。     

消费者食品安全教育 ———以云南宁蒗县摩梭人为例

食品安全不仅需要从生产者抓起,消费者自身也应拥有正确的食品安全知识、态度和行为。文章通过实地观察、访谈和问卷方式,调查了云南宁蒗县摩梭人的食品安全知识、态度和行为,结合卫生部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有关食物中毒事件的资料,探讨了对消费者进行食品安全教育的必要性和教育的主要内容。     

从“礼物”解读清水江流域苗族婚俗变迁——以三穗县L村为例

本文考察了清水江流域20世纪50年代以来苗族地区L村的婚俗变迁,以"礼物"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通过婚俗中礼物馈赠的呈现、流动、变化及象征意义来探讨该地区的婚俗变化。文中既包括男女双方在不同时期的礼物馈赠,也包括男女双方家庭的新婚祝福礼物。婚俗中的礼物互惠是人类社会中重要的社会交往方式,研究礼物交换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和诠释社会中不同文化规则及社会关系结构的途径,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空间婚俗中礼物的变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苗族在社会转型下的婚俗文化变迁。     

维吾尔族妇女择偶的人类学考察——以新疆喀什地区S县A村为例

基于新疆喀什地区一个维吾尔族村落的田野调查,以女性为视角,考察分析维吾尔族妇女择偶权利、择偶标准、择偶方式、择偶范围或通婚圈的变化,以期从择偶深入了解维吾尔族妇女婚姻文化的民族个性。     

农村留守妇女婚姻家庭情况调查报告——以四川省南充市留守妇女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农村留守妇女问题日渐突出.婚姻家庭幸福度作为影响农村留守妇女幸福感的重要指标之一,近来巳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农村留守妇女按其所属的地域不同,可分为偏远农村留守妇女、城郊农村留守妇女和风景区农村留守妇女三类.她们各自在经济生活与家庭生活方面遇到不同程度和性质的困难,包括承担繁重的生产劳动和家庭劳动,婚姻缺乏安全感,受到性骚扰等,切实强化政府作为,争取学者专家们的智力支持,对薄弱农村因地制宜应是当前保障农村留守妇女权益的主要对策.     

散杂居地区土族婚姻圈变迁研究--以甘肃临夏积石山县三二家村为例

多元文化环境及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使得三二家村土族的婚姻圈发生了变迁。受地域、宗教、血缘、经济等因素影响,族内婚制对三二家村土族婚姻的影响逐渐淡化,族际婚为大多数土族所接受。三二家村土族婚姻圈呈现出一定民族偏好、遵循就近原则、代际差异明显等特点。     

农地整治及其产权制度变迁的绩效分析——以广西富川县铁耕村为例

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下的均田制已逐渐暴露其产权制度本身的缺陷,阻碍了广大农村的农业发展,难以实现规模效益。广西富川县农民为了谋求经济发展,率先在广西进行了农地整治,实现了规模经营、农民增收、吸引外来投资等诸多效益。以新制度经济学为视角,基于产权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铁耕村的农地整治案例,透过案例详细地分析其发起、运行及成功的机理,为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推广该模式提供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依据。     

佤族消费文化变迁的人类学考量——以云南西盟县大马散村为例

消费是"文化渗透",它既与意义、价值及交流有关,又和交换、价格及经济关系有关,并且与具体的社会实践和历史紧密相连.人类学对消费文化研究的介入,洞开了一个新的视野.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盟大马散佤族社区的变迁表明,政治力量、经济力量与传统力量的交织与整合促成了西盟大马散佤族消费文化中的坚守与嬗变.     

试论土家族地区家庭结构的变迁——以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为例

以重庆市秀山土家族地区为例,分析土家族地区从土司时期到当代家庭结构的历史变迁,认为土家族地区的家庭结构,因受到国家政策、社会价值观念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和影响,处于不同地理环境和行政区划的土家族地区,其变迁各具特点。     

鄂西南苗族家庭的发展变化与文化变迁--以宣恩县小茅坡营苗族村为例

文章通过对宣恩县小茅坡营苗族村的田野考察,认为苗族家庭在现代化背景下发生了7个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苗族社会的文化变迁,也必然会引起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变迁.目前,鄂西南苗族的婚姻生育观念已发生变化,传统文化传承逐渐弱化,传统因素的重要性在年青人的意识中逐渐下降,苗村的开放性逐步增强.     

摩梭人家庭婚姻制度的人类学解读

从人类文化生活的生境适应性理论重新诠释摩梭人的家庭婚姻制度的由来,可以知道它是由摩梭人历史上的社会经济特点决定的,而不是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遗留现象.研究认为:在自然生境条件下具有游动型经济文化特征的族群,其女子的社会作用呈显性倾向,而具有农耕型定居特征的族群,其男子在社会中的作用则具有显性特征.摩梭人的半游动半农耕之"马帮文化"成就了摩梭人的社会特点和价值取向,使其家庭生活和婚姻制度具有游动型经济文化特征的显著特点.     

摩梭人母系氏族社会新探

青海省“三河”地区是古西羌的发祥地,也是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通过对青海省柳湾等地古西羌人的考古新发现和历史文献记载,以及羌人在大迁徙中与土著“东女国”等母系文化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文章认为,摩梭女儿国母系氏族社会是在特殊的社会地理环境之下,如同昙花再现,这种返祖现象的存在不过1500年左右,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社会已有本质的区别,是封建私有制的产物。     

关于“核心家庭”概念和“婚姻”定义的探讨－学术史回顾及摩梭走访制引发的思考

中国摩梭个案对于人类学家在婚姻与亲属领域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它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以下的文字节译自美籍华裔人类学家施传刚的博士论文<永宁摩梭中国西南一个异居制母系社会的性联盟、家户组织、文化性别与民族认同>(美国斯坦福大学,1993年).尽管它多半不是作者的结论而只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然而,这段简明的学术史的述评性回顾可以让我们对国外同行在该研究领域里的历史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译文是原作第8章"两栖居、走访制、核心家庭以及婚姻的定义"内的两小节,大题目由译者拟制,两小节的标题则是原来有的.     

文化的建构与实践：永宁摩梭人亲属制度再研究

亲属称谓作为人类学中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有其独特的性质。生活在泸沽湖周边的永宁摩梭人因独特的社会形态、两性关系与家庭组织而使其亲属制度具有独特的自身逻辑,为我们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中社会群体对亲属概念的分类提供了一个经典的、独特的个案,显示出极高的人类学研究价值,挑战了以往民族志资料中亲属分类的固有模式。本文将永宁摩梭人的亲属观念置于摩梭文化的整体观念体系中进行再研究,通过大量摩梭谚语、习语的引证,揭示了永宁摩梭人独特的亲属制度是其独特的文化建构与实践的结果,亲属体系的运作依赖其独特的社会制度、文化信仰与价值观念。     

云南河口县桥头乡小打拉村苗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

通过对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瑶族自治县桥头苗族壮族乡小打拉村苗语使用情况的调查,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的语言使用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从语言结构,到语言能力;从语言态度,到语言需求等,都有具体体现。了解和认识这些变化,对制订语言规划,做好有关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裕固族的族际婚姻——以肃南县红湾寺镇和明花乡为例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文化变迁和婚姻观念的转变,裕固族实行族内婚的禁忌改变,族际婚姻数量增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裕固族与异族通婚现象比较普遍,且通婚比例一代高于一代。对甘肃省肃南县红湾寺镇和明花乡的调查表明,多民族杂居的人口分布状况、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不仅强化了各民族之间的接触,增进了彼此的了解,而且促使裕固族与其他民族间通婚比例逐渐提高。与此同时,该地区的民族关系也更加和谐。     

一个白族村的家庭养老及社会变迁 --以云南剑川下江尾村为例

白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经济、教育发展较快的一个民族,白族农村的家庭养老方式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特点。白族聚居村———剑川县下江尾村的家庭养老方式对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会有启示。     

规模村布依族习惯法调查与研究

贵州省西南部的南北盘江流域是贵州省内布依族居住最为集中的地方,规模村位于北盘江的上游流域晴隆县东部的布依族聚居地方。由于特殊的历史传统和地理环境,保留了比较好的婚姻习惯法、祭神立法等布依族习惯法文化。最近十多年来,由于外出打工的人员越来越多等原因,布依族习惯法文化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迁。     

民族志视域下多民族村落婚姻家庭中的民族关系——基于大理郑家庄的个案

民族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内涵，其形成与发展以不同民族存在为前提，以民族交往为纽带，而任何民族关系都必须以一定地理空间为场域依托。国家中的村落是组成社会的基本节点，家庭是组成这一社会节点的基本单元。家庭作为民族个体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场所，是民族关系形成的重要场域,是个体与民族群体延伸内外社会空间的基础。以民族志方法考察“一村七族”的大理郑家庄婚姻家庭中的民族关系，这在理论上是对“接近从局部到整体”工具的有效尝试，在实践上可作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微观思路与思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日常生活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