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化因素在阅读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语言学家关心的是语言的形式和结构，研究的是语言的内在系统、直到六十年代中期，语言研究的重点才逐渐从结构转向功能，从孤立的语言形式转向社会环境中使用的语言形式。因此，语言研究不再脱离客观环境，而是与语言所属社会和文化的各种因素的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很多中外学者对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深人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拉多（Ｌａｄｏ）、瑞弗斯（Ｒｉｖｅｒｓ）、斯特恩（Ｓｔｅｒｎ）等语言学家都十分强调文化在语言教学法中的重要性，认为“文化理解和跨文化比较是语言教学法的必要组成部分…     

方言可懂度计量研究刍议

语言或方言可懂度(互懂度)是衡量语言或方言亲疏关系的重要指标之一.前贤多注重方言要素间接近率(相似率)的计量研究,忽视了测试对象的感知能力.本文旨在区分接近率和可懂度,提出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方言可懂度的构想,以便指导具体的操作.     

“黄花”=“yellow flowers”?——从一例中诗英译看将互文性理论引入翻译研究的必要性

互文性理论是西方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中的一种。该理论认为所有的意指系统都是对先前的意指系统的转换 ,文学作品总是与其他作品乃至整个语言文化体系相互关联、交织 ,对任何文学文本的释义总是建立在正确认识其互文关系的基础之上。本文拟从一例中诗英译来具体分析译者在识别与传译原文中的互文关系时的一些得失 ,以进一步论证将互文性理论引入翻译研究的必要性。     

泛读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和启示

随着国外语言学家和教育家对泛读在语言学习中的作用的日益重视,许多国内学者也开始对泛读在中国英语教育中的现状进行审视,提出了“泛读课应怎样上”等实际问题。某些高校也成立了泛读精品课程的教研项目,旨在改良泛读课程的能容,提高对泛读的重视程度。顺应这样一个潮流,笔者想借鉴西方语言学家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成果,谈谈我国泛读教育的现状,并思索中国未来泛读教育的发展方向。     

论张世禄语言哲学的民族性

五四运动后崛起的中国第一代现代语言学家,依靠从传统小学继承下来的深厚积累,辅以西方学术中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融汇贯通,推陈出新,开创了汉语语言的科学基础。张世禄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汉语语音的研究上广泛吸收了西方语音学原理和分析方法,认为语音在语言诸要素比较的意义上,是不具有强烈的民族倾向的,学习西方语音学的先进理论方法,是传统音韵研究科学化的必由之路。在汉语语法的研究上,他却反其     

西方道德哲学史的研究现状与学术展望——以“三十余年来西方道德哲学史研究”为视角

国内与"西方道德哲学史"有关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知识普及阶段;研究性评述与典籍译介并重的阶段;道德哲学史论题集萃和西方道德哲学研究专论群星闪烁的阶段。西方学者的研究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上的探索服从于不同传统和不同价值取向的学者对其学理依据的历史建构、传统评估和学术自我之理解。中国学者的研究则可归结为三条道路:比较与互镜;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由于国内尚无对"西方道德哲学通史"进行系统专门研究的成果,因此,如何以"通史"形式对当今道德论争中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学术史还原,乃是未来一段时期国内"西方道德哲学史研究"的努力方向。     

徐复观对西方近代文化的评论

分析20世纪中国儒家学者徐复观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批判,并将徐复观的批判言论放在20世纪东亚思想史的视域加以衡量.首先归纳徐复观对近代西方文化与思想的评论,他认为西方近代文化缺乏人类爱,而且充满反理性主义倾向;接着将徐复观对西方文化的评论与中日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意见互作比较,以观其异同;然后将徐复观对西方文化的意见,与他同时代的钱穆与唐君毅加以对比,以显示所谓"当代新儒家"这个学术社群的同调与异趣;最后综合全文各节论述提出结论:徐复观既通过他所理解的中国文化价值而批判西方近代文化,又经由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批判而完成更深刻的"自我理解".     

西方现代语言学与中国新诗研究

西方现代语言学关于语言的系统观念,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关于语言符号"能指"、"所指"的观念,关于语句"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等理论观点,对中国新诗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引进西方现代语言学的观念,可以推动中国新诗史和新诗基础理论的研究.     

巴赫金“互文性”思想对评价理论的影响

在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提出"互文性"这一术语之前,"互文性"概念的基本内涵在俄国学者巴赫金的诗学中已初见端倪。"互文性"最早属于文学研究的一个概念,直到80年代,篇章语言学家才把它引入到语言研究。在"互文性"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巴赫金话语理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不仅为后来的"互文性"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且也给语言学研究带来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评价理论,其介入子系统就是直接受巴赫金的启发而催生出来的。     

解读洪堡特关于语言本质和语言"世界观"问题的哲学思想

德国学者洪堡特对西方近代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其思想在当今时代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语言学家、语言思想家和人类学家的洪堡特,对语言世界观问题的明晰化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语言世界观,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即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洪堡特对这一问题的科学阐述和解释,构成了他的语言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洪堡特的人文主义语言研究哲学立场与方法,其关于语言本质的思想,可概括表述为三个方面:(1)语言表现为有机体;(2)语言的共性与差异;(3)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这三个方面是洪堡特对"语言世界观"问题的理论贡献.     

试析现代文明互鉴视域下中国形象的跨文化生成

中国形象的跨文化生成对加强中外文化对话交流、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比较文学发展一直伴随着学科话语的自我反思,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众多中国学者从中国形象与西方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关系入手,对中西文化交流中生成的中国形象进行描述和阐释。文明互鉴视域下的文化空间引发了现代中国学者的民族文化主体意识觉醒,促使其反思传统学术,拓宽比较视野,重视文本对他者的想象性建构。在跨文化的语境中,中国学者始终坚守中国人的身份立场,以文明互译的形式开辟出中国形象的跨文化建构新路径,推动了中国形象的跨文化建构。     

莱布尼茨与门策的汉字研究

莱布尼茨认为语言是人类文明的反映和原始记录,人类语言历史远超人类历史记载,因此研究语言可知民族起源和关系。所以,莱布尼茨研究汉字,其实要解决的是人类和哲学的问题。莱布尼茨如此热衷于东西方交流,就是因为他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思想",理解西方与中国的思维形式有别。他说中国在形象思维方面领先西方(甚至认为中医长于西医),而西方在抽象思维方面强于中国。在莱布尼茨的思想中,中欧文化交流总是双向的,他的汉字研究亦是如此。在莱布尼茨的汉字研究中,他与门策的通信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论老舍语言的艺术特色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老舍不仅被称为讽刺幽默大师,而且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这不仅说明了他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说明了他在语言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和对现代语言发展所作的重要贡献。西方学者认为,“构成文化的整个社会行为领域或许事实上也表现了一种按照语言的模式进行‘编码’的活动”。中国作家则认为,“语言是小说的本体”,“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因此,在这个意义     

语言·话语·社会——论伯恩斯坦的社会文化语言观

近年来,随着社会文化理论在全球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影响的扩大,我国学者的研究视角也从语言习得者自身因素扩展到了社会文化空间,相关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然而,在众多的宏大叙事之中,却忽视了一个在该领域具有奠基贡献的人物——社会语言学家伯恩斯坦。本文通过探析伯恩斯坦对多位颇有影响的语言学家关于语言、话语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的观点的质疑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修正和批判,乃至重新的界定,揭示了他独到的社会认知语言观,及其对语言本质与社会文化、语言习得、语言教育等相互关系的影响。     

中西方社会语言学的关照与审视

社会语言学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兴起的一门边缘学科,研究各种语言差异和造成差异的各种社会因素。社会语言学诞生于西方并首先发展于西方,它对中国社会语言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常被语言学家描述为“语言富矿”,极具研究价值。我国的研究成果可以丰富并完善整个社会语言学。     

历史比较法和语言亲属关系的确定

历史比较法是研究语言亲属关系和它们的发展规律的一种特殊方法 ,欧洲语言学家采用该方法研究印欧系语言取得了巨大成果。我国学者多数仍在作描写研究 ,从事比较研究的为数甚少 ,我们应该努力去开发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这块领地     

语言注意系统研究综述

语言注意的研究主要分布在心理学、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三个领域。心理学家专注于理论建设,心理语言学家关注注意对说话的产生、理解和监控过程的影响,认知语言学家探寻语言对注意的引导作用。系统研究语言注意的是认知语言学家Talmy,他认为语言自身的机制内部存在着一个注意系统,正是这个注意系统对语言表达的不同部分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注意分配。综述语言注意的研究,旨在增进国内学人对这一前沿课题的了解。     

一部具有鲜明时代气息的语言生态学力作——《语言生态学引论》评介

最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人口激增、资源过度开发、生物物种灭绝加速。全球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环境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与此相应产生了一系列与“生态学”相关的交叉性边缘学科。如文学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城市生态学、文艺生态学等。语言生态学（又称生态语言学）在这种大背景下应运而生了。“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豪根（E．Haugen）于1970年在一次大会上提出,他将语言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比作自然生态中动植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运用豪根生态学隐喻用法阐释语言问题,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随着1990年国际应用语言学协会（AILA）的召开,及英国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Halliday）《意义的新途径》的出版,语言与生态关系的研究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民生与文明何以并进——孙中山对民生与文明关系的探索及其当代启示

近代中国学者更多地思考文明与道德的关系,有的担心文明对道德的侵蚀而拒斥西方的文明。孙中山则将文明与民生联系起来,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使得文明与民生难以调和,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严重,只有通过激进的社会革命才能解决。中国尚处于贫穷的农业社会,需要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来将中国引向富强之路。文明与民生在中国是可以并进的,中国越文明,越有利于民生的改善。孙中山对文明与民生的矛盾的思考及其所持文明与民生可以并进的态度,对于当前我国的社会建设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布迪厄的语言观解析

布迪厄的语言观贯彻了其实践观,主要建立在反结构主义的基础上,试图说服语言学家跳出对符号系统的抽象分析,充分关注具体生动的语言实践过程,以避免用"虚幻的"规则代替语言本身;他认为语言不仅是表意的符号和沟通的手段,同时也是展现社会关系的媒介,特别是符号权力关系已经嵌入到语言符号体系中。尽管布迪厄对语言社会性的强调容易导致对语言本质的遮蔽,但是他的观点对拓宽语言学研究的视野、增强语言学研究的反思性具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