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农民工的“融城”困境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女性农民工是农民工这个群体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关注这一类特殊群体的生存状况,应从她们融入城市的性别分工模式和心理障碍分析入手,探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与独特性,并完善女性农民工的法规政策,加强普法教育,着力提高她们的综合素质。要发挥妇联组织、工会组织及社区的作用,推动女性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     

性或性的叙述:从农民到女农民工

阅读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作品,发现这一时期的文学倾向于将对乡村女性的叙述与"性"或"身体"联系起来,她们被塑造成人们通常所说的"小姐",当然他们从事的职业可以是保姆、服务员、打工妹等。基于此发现,文章借助罗岗曾有过的关于"从香雪到英芝"的讨论带来的启发,对《哦,香雪》、《奔跑的火光》进行重新讨论,并将讨论与对另一个文本《女佣》的解读进行对接,试图在"从香雪—英芝—杜秀兰"这样一个乡村女性由单纯到放荡,由农民变为女农民工,由女农民工变为"小姐"的过程中,探究写作者叙述的动力以及试图回应的问题之所在。     

农民工及其“性疾病”实证研究

"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长久以来吸引着各界的讨论,而农民工感染性传播疾病却很少被给予特殊的关注。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深入农民工劳务市场,对底层、边缘的农民工进行长期调查可知,农民工感染"性疾病"之问题触目惊心,问题由此展开。首先对身体与政治的关系及其以往的讨论进行简要梳理,并借助田野调查的资料,展示无法进入产业中的底层、边缘的农民工群体感染"性疾病"的状况;在此基础上从身体政治的理论视角切入,揭示针对这群农民工的治理术,以及他们如何与权力进行周旋的过程;最后提出国家的治理者应该转变视角,去关怀底层边缘农民工的现实境遇,从而作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流动女性社会保险困境分析

流动女性除了具有农民工的共性问题外,性别身份可能使她们在享受社会保险政策时处于更为不利的境地。大多数流动女性已经成为家庭经济的支柱,她们更看重收入提高。婚育性"回流"是她们不参保的重要原因。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把参保代理权变成控制权,使流动女性很难实现自主参保。在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问题上,地方政府也有自己的盘算。流动女性参保问题上折射出来的是全球性结构的变动与重构,而在变与不变的力量博弈中,流动女性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政治资本形态对女性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

利用CGSS2010数据,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女性农民工政治资本形态对其城镇定居的影响。研究发现:"强关系"政治资本对女性农民工城镇定居选择影响存在类别差异,前置"强关系"政治资本形态对女性农民工城镇定居选择没有影响,而后致"强关系"政治资本形态却产生显著影响;对于"弱关系"政治资本来说,"前置弱关系"与"后致弱关系"形态对女性农民工城镇定居选择都产生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政治资本对女性农民工城镇定居选择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只存在于小城镇、县城、县级市以及地级市,对省城以及直辖市却没有显著影响。     

新形势下女性农民工生存现状及对策研究——基于对358名女性农民工的调查

新形势下,女性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面临比男性农民工更多的排斥与歧视,在生活和工作上要承受更多的困难与挫折。在对保定市女性农民工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基础上,对新形势下的女性农民工的生存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善她们生存质量的对策和建议。     

农民工的迁移模式研究

依据广东、江苏农民工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模式。研究发现,相对于个人迁移,家庭迁移因配偶、子女迁移形成的家庭团聚效应及女性配偶非农就业形成的收入增加效应而更具有行为性永久迁移倾向,但没有明显的制度性迁移意愿。制度性迁移意愿除了与迁移者受教育程度相关外,主要取决于农民工年老回流、长期居留城市、放弃农村户籍与土地的意愿。虽然行为性和制度性永久迁移机制不同,但二者存在一定的关联：实现了行为性永久迁移并不必然导致制度性永久迁移,具有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的农民工家庭,行为性永久迁移意愿也比较强烈。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表达意愿性别差异的研究

采用"2009年福建省X市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表达意愿及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意愿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且女性的政治表达意愿高于男性;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和社会化经历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意愿;高中教育程度的男性农民工更难具有政治表达意愿,而劳动合同则有助于其政治参与意愿的形成;女性农民工政治表达意愿形成的障碍则来自城市经历的增加,而社会网络规模和市民网络规模的扩大均能够有效提升女性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意愿。     

欲望凝视下的“玫瑰战争”——也谈《玫瑰门》

铁凝的长篇小说《玫瑰门》无疑已成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经典文本。自它诞生之日起,各种评论便纷至沓来。批评家从各种角度对其加以阐释,从而丰富了此文本的内涵。本文力图从"人性欲望"出发,通过对小说中女性身体欲望和生命欲望的分析,探视其隐秘的内心世界,呈现她们欲望奔突中的挣扎与痛苦、坚韧与决绝,并对她们的悲剧人生进行探源。     

Research of Current Survival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among Female Migrant Worker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Based on a Survey of 358 Female Migrant Workers

新形势下,女性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面临比男性农民工更多的排斥与歧视,在生活和工作上要承受更多的困难与挫折.在对保定市女性农民工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基础上,对新形势下的女性农民工的生存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善她们生存质量的对策和建议.     

社会排斥视角下的农民工教育培训分析

当前,我国农民工面临的排斥有劳动排斥、社会网络资源排斥和社会地位排斥等.通过教育培训可以提高农民工的收入回报率和受教育程度,提高其社会地位,避免其边缘化.农民工教育培训制度消除社会排斥需要一定的条件：农民工要被授予获得教育培训的权利,所获得的补助金额要足够满足培训支出,农民工能通过有效的渠道获得教育培训信息,积极申请并利用教育培训.在此基础上,应建立新发展观,重视农民工的全面发展;提高教育培训的福利性和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积极性,帮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建立国家补贴机制和分担机制,运用失业保险基金支付农民工教育培训费用,并形成长效机制;同步推进农民工教育培训与子女教育,以提高培训的实际效果.     

影像化媒介与“农二代”的现实境况和理想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即“农二代”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有着与父辈不同的成长经历、人生理想和现实需求,但他们发现现实与梦想相差很远,于是心理失衡、行为无序.而调查发现电视、网络这些影像化媒介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这些媒介不仅是“农二代”重要的娱乐工具,还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心理状态、意识形态、价值观等,甚至可以说与他们的“健康”生存有着密切的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素养与政治参与关系略论

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新市民是我国城市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提高其政治参与水平是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必要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素养不高,既影响他们政治参与的意愿和能力,也使他们政治参与的质量和水平难以得到提高。针对其素养现状,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养对其进行政治参与的影响,理清新生代农民工素养与其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揭示公民素养对政治参与的作用机理,以实现清除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主体障碍,从而进一步提高其政治参与的水平。     

农民工居住环境与年老后定居方式选择——基于辽宁497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基于497份辽宁省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采用mlogit模型分析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环境与其年老后的定居方式选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环境越好,越倾向于年老后在城市定居;随着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质量和人均居住面积的提高,年老后定居城市的概率上升;邻居类型对农民工年老后的定居方式没有显著影响;在县城务工的农民工比在省城务工的农民工更可能在年老后定居城市;与女性农民工相比,男性更偏向于年老后回农村居住;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年老后定居城市的可能性越高。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现代式社会资本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资本构建方向是现代式社会资本。构建现代式社会资本有利于农民工获得就业信息、生活信息、社会信息等;有利于农民工融入现代城市生活,求得和谐生存与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维护农民工利益。因此,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应以政府政策制度支持为前提,以社会文化环境支持为基础,以组织化为核心,以自身能力和文化素质提高为动力,构建农民工现代式社会资本框架体系,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农民工城市间流动的影响因素及流动后果研究——对沈阳市农民工的实证调查

农民工在城市间流动是中国现存的普遍现象,本研究以农民工城市间流动的影响因素为研究内容,并对多次流动的后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农民工多次流动的因素包括性别、受教育程度、家乡所拥有的耕地面积、外出务工时间,以及外出前拥有的技能,非东北地区的农民工流动性高于东北三省的农民工。从农民工多次流动的后果来看,经过流动,职业声望上升非常小;从收入变动来看,流动多次并不必然带来收入的上升,但多次流动却能使低收入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有所提高;农民工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加,选择大城市的比例上升;多次流动也带来农民工对技能的积累。     

农民工的社会保护:劳动政策的视角

20世纪80年代初,当农民工从农民阶层中分离出来时,国家没有及时通过劳动政策与法律对农民工作为中国工业化和市场化时代的新型劳动者的地位进行确认。可以说,国家劳动政策的缺失是造成我国目前农民工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进入21世纪,随着农民工队伍的壮大,特别是他们在制造业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加强,以及他们生存环境的恶化,国家才开始调整与农民工的关系,视其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并通过劳动政策对农民工的权益做出回应。     

贫困地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休闲生活现状调查研究--以甘肃省定西市为例

休闲已成为现代人生活、工作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社会群体,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休闲生活现状值得关注。研究以甘肃省定西市为例,从休闲时间、休闲消费、休闲认知三个维度对本地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与男性农民工、同龄城市女青年休闲生活进行对比研究,得出结论:贫困地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休闲时间严重不足,主要休闲消费方式仍处于消极型的休闲层次类型;相对于上一代农民工而言,她们已经认识到休闲的重要性,但由于受封闭的休闲空间及拮据的经济条件所限,她们的休闲动机仍停留在马斯洛的五个需求层次中前两层的初级需要。针对此现状,文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农村进城务工女性社会网络构建分析——以北京地区家政服务员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依靠社会网络进城务工,但以家政服务员为代表的农村进城务工女性在社会网络构建方面相对处于不利地位。虽然农村进城务工女性多渠道努力构建社会网络,但基础依然是乡土社会网络,在社会变迁中出现内生性关系网络和外延性关系网络交替并行的融合状态。她们的社会网络以初级群体为主,选择有限。因此,还需要从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等方面优化农村进城务工女性的社会网络构建。     

论“90后农民工”的自我价值实现

＂90后农民工＂作为一个新兴群体,其自我价值的实现呈现新特点。他们渴望融入城市,表现出强烈的＂移民化＂,而且也期待城市的社会认同,对工作意义的追求向发展层面迁移。自身条件的不足和社会环境的种种限制,使这一群体在不断地体验不满意和被相对剥夺的感觉,阻碍了其自我价值的实现。全面提高自身的各种素质,社会营造理性关怀的环境,打破户籍制度,逐步形成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最终实现＂90后农民工＂的合理有序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