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民族政策的坚持与调适初探——兼评民族问题“去政治化”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我国的基本政策,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不能用族群代替民族,民族是由语言、文化心理素质和经济生活及地理位置等多种因素划分的,而且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尤其是文化心理素质,即民族意识是不容易"淡化"和消失的。民族政策要与时俱进,进行调试,但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不能"去政治化",而必须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靠各个时期国家的民族政策,靠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去解决。     

何为“第二代民族政策”?

针对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些学者对我国现行民族政策提出的种种批评,甚至认为推出"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时机已到等观点,本文结合国际形势和国内民族政策实践的经验教训,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阐明了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合理性、正确性,指出了坚持和完善现行民族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民族与民族国家发展的“中国路径”

像中华民族这样,在一个主体民族的周边和内部共存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形成一个长期共存且因经济的发展而关系愈益密切、存续数千年的“多民族统一体”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甚至独一无二的现象.之所以能够如此,独特而优越的地理位置所提供的生存环境和交往环境,实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农耕民族向四方的扩展,还是北方游牧民族对南方农耕区域的侵犯,都是一个自然的和历史的发展过程.应当从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同民族的经济需求和民族间利益冲突的必然性去认识这一过程,将其视作古代民族交流和民族聚合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不宜突出道德评价的色彩.     

关于“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思考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提出,是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关系发展规律的。民族交融不是民族融合,也不是民族消亡,更不是民族同化。它是在尊重差异的情况下,相互交往、相互交流、相互接近、相互认同的过程,我们一定要坚持现有的民族政策体系...     

突破“二元论”的桎梏——“第二代民族政策”说评析

制定民族政策需要保持清醒、审时度势,将实地调查与实事求是相结合,始终做到对少数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充分理解、鼓励与支持。在中国56个民族中,凸显国家的重要地位不应以忽视民族的客观存在为前提;加强国家认同不应以削弱民族认同为前提;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不应以剥夺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特别是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为前提。     

对围绕“第二代民族政策”论争的一些问题的评析

中国与西方关于民族的概念有很大差异。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可以叫做文化民族,近代以来伴随民族国家崛起而形成的民族可以叫做政治民族。任何现代国家不论姓资姓社,建设过程中都有一个由传统文化民族向现代政治民族过渡的必经过程,国家应采取种种措施去建构作为国族的政治民族,而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地去建构国族。民族问题去政冶化、第二代民族政策的主张者以否定民族集体权利、建立同质化的公民或国族的构想是违背民族平等这一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的,是违反中国国情和当前世界潮流的,如实施必将造成严重后果。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不能采取同化或融合的方式,而应当按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思维去整合建构社会主义属性的政治民族——中华民族。     

群体的“娜拉”——20世纪20年代的女影星与民族国家想象

回顾20世纪20年代活跃在中国影坛的几位女影星的人生遭遇和艺术创作,可发现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现代性文化内涵.她们所塑造的银幕形象与恶势力抗争,反映了那个时代民族生存的困境,体现了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她们的坎坷经历和艺术追求,包含着隐形的大众神话和民族国家想象,也是"五四"一代人向往娜拉式"自由意志"的现实表现,对中国现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具有积极意义.     

关于“第二代民族政策”说的若干思考

就近期来在学术界出现的“第二代民族政策”说的相关观点进行分析与探讨,主要指出“第二代民族政策”说关于研究对象的认识缺乏合理思考,这个出发点的错误直接导致了其方法论以及解决措施等一系列理论的扭曲;促进民族交融一体被当作“第二代民族政策”说的根本方针,在此引导下所提出的“从制度上引导族际通婚”是不符合实际的无稽之谈,人为或强制性的民族融合也只能起到拔苗助长的作用;“第二代民族政策”说的基本手段就是企图削弱、虚化,甚至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背离,文章主要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进行了相应论述.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功能目标、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根本目标,表明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尊重与遵循,彰显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着眼于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功能定位,设定了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来促进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路径选择。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助于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有助于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有助于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从而达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目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构建的中心,也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工作的指引。     

民族区域自治:保障民族地区和谐稳定的制度基石——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60年实践为例

近些年学界政界一些人对我国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的民族政策提出质疑,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60年来的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是保障民族地区和谐稳定的制度基石,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在当今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民族区域自治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形势下,我国民族政策的走向应该是与时俱进、完善创新,绝不是“换代”,更不是全盘移植其他国家的所谓“熔炉”模式.     

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模式研究

在多民族国家里,民族关系的发展影响着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稳定,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为了将民族关系理论推进到中层理论并进一步实证化,从民族意志和认同倾向两个维度的交互关系切入,民族关系可分为争论型、和谐型、争夺型与互惠型;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语言使用、宗教与生活习俗、人口迁移、居住格局、社会同化、族群分层、族际通婚、族群意识等。而民族认同极端发展会导致民族分裂;国家认同促进民族融合,民族国家一体化。因此,对城市化与民族关系之间的机理也应作探讨。     

从田间乡野到国家舞台——民族国家视野中的原生态唱法

2006年中央电视台第十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首次新增了原生态唱法，很多少数民族选手在比赛中大放异彩，这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透过青年歌手大赛，通过追溯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从民族国家的视角分析了国家如何通过主流媒体以宣传民族文化来强化民族认同，同时又以主流文化对他们进行规训以培育他们对于国家的认同，这与几十年前吴文藻先生民族与国家两分但多民族共同整合于一个国家体系的提法可谓不谋而合。．     

族际政治与新时代中国民族事务治理转型

进入新时代,中国民族事务的公共性特征不断凸显,国家与多民族社会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族际关系领域的压力与挑战需要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民族事务治理转型方案。运用规范分析与文献分析方法对当代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基本逻辑的研究表明,通过民族事务治理来维持公共权力资源在国内不同民族间的动态均衡分配是实现族际关系和谐、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途径。结合中国国情,在纵向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府际关系层面,要明晰职能定位、统筹权力划分,促进分权方式由“环节性分工”转为“整体性分权”;在横向的政府与社会力量关系层面,要变“政府管理”为多种社会力量“协同共治”,积极发挥少数民族社会组织的功能及作用,形成多主体协同参与格局。此外,法治化、制度化和民主化也是民族事务治理转型的重要途径。     

“大国学”视野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献

季羡林先生提出“大国学”的理念,蕴含着各民族共创中华文明的深刻内涵。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表明,中华民族与华夏文明的形成发展一直在多元一体中运行。其中,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中国少数民族文献,是中国历史文献学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必须予以充分的认识。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应纳入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范畴,以完善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     

特定民族文化观照下的生态伦理观调适与启示——以岜沙苗族为例

各民族在与自然的长期交互中,凝炼出了与自然和谐相融的生存之道。这些生存智慧与惯习浸润在他们的器物、精神与制度文化中,支撑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习惯与审美情趣,进而成为各民族地区古朴深厚的生态伦理文化,岜沙苗族文化中传统的器物格局、农耕文化、礼仪习俗、禁忌民约等充分展示了其所秉持的和谐共生生态观、用之有度消费观、代际公平责任观等,为当代人们反思现代社会生态伦理提供了价值观照。重构生态伦理应实现由“关爱自然”之伦理立场向“敬畏自然”之伦理立场、“竞生发展”之思维模式向“共生发展”之生存智慧、“消费主义”之生活方式向“生态主义”之生活方式的转变。当然,于各民族伦理文化而言,学习借鉴者需择善而从,唯此方能引领民族地区发展“促其行而规其道”。     

"中心村庄"--西北民族地区城乡协调发展的突破口

在小城镇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西北民族地区实际,提出了"中心村庄"发展假说.把中心村庄发展看成是西北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城乡一体化和实现现代化的突破口,寻求"中心村庄-小城镇-中小城市-大城市"内源发展的新模式,为政府的制度安排提供理论根据.     

加快发展是现阶段我国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

加快发展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在民族工作上的体现。在新形势下 ,民族地区要抓住历史机遇 ,发挥后发优势 ,确立跨越式发展战略 ,树立新观念 ,引入新机制 ,建立新体制 ,在新的起点上 ,用全新的方式和较短的时间 ,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跨越。     

民族志视域下多民族村落婚姻家庭中的民族关系——基于大理郑家庄的个案

民族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内涵，其形成与发展以不同民族存在为前提，以民族交往为纽带，而任何民族关系都必须以一定地理空间为场域依托。国家中的村落是组成社会的基本节点，家庭是组成这一社会节点的基本单元。家庭作为民族个体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场所，是民族关系形成的重要场域,是个体与民族群体延伸内外社会空间的基础。以民族志方法考察“一村七族”的大理郑家庄婚姻家庭中的民族关系，这在理论上是对“接近从局部到整体”工具的有效尝试，在实践上可作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微观思路与思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日常生活路径。     

多民族国家建构视角下游牧与农耕族群的互动简

游牧和农耕是东亚地区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由此而形成了游牧和农耕两大族群,而这两大族群之间的互动是推动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单一民族国家理论不能够对这两大族群的互动给予科学的解释,将其纳入到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似乎更客观.     

西部大开发中的民族因素与民族理论研究的新视角

民族因素在我国西部大开发中的客观存在是无可置疑的。这里对此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内容 ,并就民族理论研究的新视角从六个方面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