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多民族聚居社区秩序构建探析——基于北京魏公村社区的调研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剧和大量流动人口的涌入,由多民族流动人口构成的城市社区秩序构建问题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管理的重要议题。北京＂魏公村＂是一个由典型的穆斯林聚居社区逐渐演变而来的现代城市多民族聚居社区。对魏公村社区的历史记忆、社会构成以及秩序构建中的文化认同与治理困境进行分析,探究魏公村社区的社会治理与秩序维系对于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多民族构成社区的社会管理与秩序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农村法制建设中的非正式制度因素研究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非正式制度对农村法制建设的作用是双重的,在农村法治建设过程中,发挥正式制度的不足和高成本带来的风险,非正式制度同样可降低法治建设的成本。降低成本,增加收益。其消极影响指非正式制度对社会的功能是负向的,无法做出有利于社会稳定、发展与和谐的局面。民间法更被看重,从而规避、阻碍和替代国家法的实施,甚至覆盖国家法的运作,这样就不可能实现法治。发展好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非正式制度实施与经济社会与法制建设的协调发展关系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将有助于我国西北地区的稳定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政治传播与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

有效的政治传播是有效治理的基础,无效的政治传播则是无效治理产生的根源,其中,相对无效的政治传播引致相对无效的治理,绝对无效的政治传播则导致绝对无效的治理。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治理实践中,政治传播的失效引发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信任赤字,并成为引起部分边疆地区社会治理失序的重要原因。信息通道的缺失是导致政治传播在部分边疆地区相对失效的原因,也是通过改进政治传播来改善边疆多民族地区治理的关键。     

陆疆多民族“和谐社区”的建构与社会安全

中国陆疆经历了从四夷各自聚居到多民族逐渐杂居的历史演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则是继承历史的制度创新.建国60多年以来,边疆已呈现出城镇杂居、乡村聚居的居住格局,这种居住格局为和谐边疆的构建奠定了地域及文化基础.除此之外,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多民族杂居格局的范例表明,多民族杂居的和谐边疆社区对国家安全意义重大.因而本文从中国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其他多民族国家陆疆民族居住格局比较角度出发,论述多民族“杂居社区”的意义及构成要素.     

现阶段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研究

探寻与当前农村社会特点相适应的社会管理创新路径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实现农村和谐稳定与农村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当前农村社会管理过程中依然面临农村基层政府职能定位不清、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农村社会组织欠完善以及农民自身综合素质较低等不适应问题。故此,健全农村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培育农村社会组织以及增强农民综合素质是农村走出社会管理日益乏力窠臼的实践理路,也是遏制农村治理性危机、走向农村善治的最佳维度。     

发展我国民族聚居地区特殊教育的构想

民族聚居地区残疾的高流行率与特殊教育极为滞后的发展所形成的鲜明对比 ,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少数民族的人口素质。发展民族聚居地区的特殊教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虽然我国民族聚居地区发展特殊教育事业面临着许多困难 ,存在诸多不利因素 ,但是只要更新观念 ,提高认识 ,加大执法力度 ,多渠道筹集办学资金 ,并且因地制宜地走“随班就读”的办学路子 ,民族聚居地区特殊教育的发展就有希望     

价值观建设:边疆多民族地区国家认同整合路径

边疆多民族地区作为中国“多民族”特征最为显著的地区,由于国家认同因素的多缘聚集和认同序列的多维交织,认同问题最为复杂,整合需求尤为迫切。基于认同整合的实现目标和价值观建设的自身特性,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能成为也必将成为认同整合的最有效路径之一。以价值观特有的功能凝聚社会共识,减少和避免各种价值观和价值认同之间的对抗可能性,增强各民族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形成以国家和中华民族为归宿的价值认同序列,巩固和提升国家认同。     

多民族地区社区居民法律意识的现状研究

社区居民的法律意识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通过对多民族地区社区居民法律意识的个案研究,揭示了我国社区居民的法律意识还处在一个较低水平,并对此进行相应的分析,对社区居民法律意识的提升,提出了理性的思考。其一,创新普法教育机制。首先是角色转变,变“教育者”为“服务者”,其次在教育方式、内容上更新,做到“寓教于乐、寓教于需、寓教于助、寓教于求”,以群众最喜闻乐见的形式,以群众最关心的身边的事情,以群众最需要法律救助途径,为社区居民提供宣传、咨询和服务,让社区成员在自主选择法律服务过程中吸取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修养和水平。其二,着力培育健康的法制环境。健康的法制环境是社区居民法律意识形成的重要基础。广义的法制环境,它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与深化,以及对传统文化重构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展,才能冲破由自然经济所派生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等级关系为特征的纲常伦理为主要社会关系调节器的宗法关系。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基本原则,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改革,才能保障每一个社区居民的民主权利,才能真正使他们成为法制的主体,激发他们参与法制的热情;同时居民法律意识的完善和提高也有赖于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完善和发展,三者是相辅相成,互不可缺的统一整体。狭义的法制环境,主要是法制建设的自身状态。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和制定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理论和方针;二是努力形成知法、守法的社会氛围。这两个方面相互依赖,彼此促进。其三,充分重视法律社会化。“法律社会化,即把法律所确定的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内化为人的性格结构、文化观念和自觉的社会角色,从而通过人的内在的尺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法律社会化的过程,就是居民法律意识提高的过程,二者是同一的。因此,提高居民法律意识,必须努力实现法律的社会化。通过法律社会化,在真正意义上打通了个人、法律、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使法律真正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法律社会化的成果直接关系着社区居民法律意识的形成。     

边疆多民族地区网络政治传播的失序与治理

边疆民族地区网络政治参与制度的供给迟滞于制度的需求,使得网络政治传播游走于失位、越位的政治空间,造成网络政治传播的失效与失序。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中,多元网络社会思潮的涌现、网络政治谣言的频发、虚假新闻信息的泛滥,引发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信任赤字,成为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失序的重要影响因素。在阻止极端思想传播,截获并分析网络政治谣言和虚假新闻信息的同时,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还需要主动适应网络政治传播的新形势,积极拥抱新媒体,执行战略性传播,加大对官方门户网站和政务微博的建设,不断拓展微信政务平台,使其成为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新平台。     

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路径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当前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时代课题。在社会主义法治框架下创新社会管理,实现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是社会管理创新持续有效推进的重要保障。我国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进程中,必须与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紧密结合,以法治理念为指导,以法律规范和法律程序为支撑,坚持依法治理,始终将社会管理创新置于法治化的轨道。为此,当前亟须建立健全社会管理法律体系,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利益表达和权益保障机制、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等法律机制。     

依法治校推动民族院校科学管理

民族院校要履行好高校的神圣职责，必须建立和实行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充分体现时代特征的科学管理理念和模式。只有依法治校，才能推动民族院校的科学管理和事业发展。     

农村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落后的农村社会管理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迁。因此,在统筹城乡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转变农村社会管理理念,实现农民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推动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及其良性互动,是实现农村社会良性治理的有效路径。     

农村“空巢生”教育管理略谈

因民工潮涌动,给农村学校留下一群无直系监护人的"空巢"学生.这群学生性格怪异、心理孤僻,给农村学校教育管理带来困扰.如何教育管理好这部分学生呢?亲情--人性化教育管理是一条有效途径.     

宗教与多民族国家构建和谐社会关系路径探析

宗教是构建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宗教作为社会整体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受制于社会整体系统,又反作用于社会,对于社会能否和谐运行产生重要的影响。解决宗教与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关系的最好路径就是推进宗教和谐的制度化。宗教和谐制度化的内涵为宗教内部和谐的制度化、宗教与社会之间和谐的制度化和宗教之间和谐的制度化这三个层面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协调机制。     

社会资本与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选择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就业转移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一般道路,是统筹城乡就业的关键所在。实证研究表明,个人关系型社会资本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选择有着重要影响,但是依靠这种途径进城就业并不能带给农民工较高的就业质量,也不利于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可持续发展。从长远看,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不能过多地依靠社会资本,政府应该在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就业转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乡村社会的衰败——科举制度的废除对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消极影响

过去对废除科举制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是否有利于清季政治改革这一层面,较少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观察问题,尤其缺少从乡村社会演变的角度来考查科举废除的影响.基于社会史的方法和理论分析科举制的废除对乡村社会的消极影响,如乡村社会精荚--士绅阶层的消失及由此造成的社会整合能力的削弱,乡村社会治理与发展的受阻,乡村社会文化生态平衡的破坏,乡村教育的衰败,城乡之间逐渐分离等,客观而深入地探讨和评价科举制度废除后的社会影响.     

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本质是处理好国家与农村的关系。在传统自然村落、人民公社、村民自治和农村社区建设时期,国家与农村关系呈现不同特征,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也不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绩效差距显著。当前,必须重塑国家与农村的关系,建设农村社会复合体,形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合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从资源汲取到以人为本：乡村社会管理基础变革

在古代,从农村汲取资源一直是乡村社会管理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进入近代,由于政权下沉加剧了这种趋势。进入21世纪,伴随着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进以及乡村治理理念的革新,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的资源输入,农村社区的开放性与农民流动性要求在＂以人为本＂基础上重塑乡村社会管理体制,即政府必须依据农村居民异质化、多样化需求及社区服务供给能力,建立多层次、针对不同类型人群、城乡一体的社会管理体制。农村社会管理基础从资源汲取到以人为本的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既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历史性变革,也逐渐凸显农民主体地位,是人与资源关系的重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