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身份与认同：滇越跨境民族心理调查

国家边界弱化为滇越边民自由结交创造了条件,从而培养了边民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但战争的突现,中越两国关系恶化,许多边民因此而沦为没有国籍的难民。生存权的丧失使滇越边民模糊的国家观念渐而清晰化,欲求国家惠边的心理极为强烈。然而客观闭塞的边区环境又加重了国家富民的成本,国家政策惠边行动很难真正涉边。在利益表达和利益获取机会缺失的现实背景下,滇越边区逐渐异生出以财富为标准的另类的民族认同感,边民的国家意识摇摆不定。     

中越边民跨国流动治理的困境与路径探析

中越边境地区单一自上而下的国家边境治理与边境地方意识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边民自发的跨国流动与严格边境治理的国家意志有相悖之处,国家的治边方略难以有效落实,治边意志面临着与边境地方逻辑的冲突与困境。在中越边民跨国流动治理问题上,要正确处理边民跨国流动治理与地方发展的关系,加强边民对跨国流动治理的认同,吸纳多元主体参与边民跨国流动治理,创新边民跨国流动治理的方式和方法,提高边民跨国流动治理措施的有效性,深化与越南在边民跨国流动治理方面的合作。通过边境治理与边境地方文化的不断调试,从而实现边民跨国有序流动与国家有效治边的有机整合。     

边疆与边疆政策研究简论

清晰边界和有效边治是民族国家边政的重要内容.中国疆域广泛,尽管古代帝国绝大多数统治者常以“华夏文明至上”耀居,在“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弱边治意识主导下,遥远边陲不时也被施授“犒赏”周边方国.但清晰化边疆却始终是古代帝国或者说历代政权统治者的重要意志.为了更为恒定地保有和富裕边疆民族,中国历代政权统治者都结合边疆事实设计并轻重有别的施行边疆政策制度,有序化治理边地,充分培养和巩固边疆民族的国家意识.然而,边疆制度源起并服务于地方边地事实,地方边疆的发展更变对边疆政策制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国家曾经的有效制度急需在经验总结和检讨中修正,进而设计创造出契合民族国家以及地方边民多重利益主体需求的政治制度.     

生活政治：边境社会有序秩序的生成原理——滇越边民地方性社会构造的“本己观”探讨

秩序是一个多维概念,基于不同层面,有不同的意义和内涵表达。国家秩序是基于国家“大一统”意志来建构的,而跨境民族则依据族群自有的惯习来维持共同体秩序。国家秩序与边民秩序经常处于一种不调和的状态。边境民族地区有序秩序的生成必须坚持边民“生活政治”的理念。国家在进行整体性边疆制度设计和建设的过程中,要还“心”于民,充分尊重跨境民族自有的行为逻辑,决策咨询对象尽可能地“下移”到地方边民,让边民感受并充分享有作为国家公民的自觉意识,进而积极参与到国家边境秩序的建设中来。     

跨国民族流动与国家认同构建——以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箐脚村苗族为例

箐脚村苗族边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较大规模的跨国流动表明,跨国民族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国家认同不稳定特征。国家认同的构建基点在国家与边民的持续对话中正在从政治转向经济方面,并日益明显地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当代跨国流动方式与国家认同性质、要素、结构的深刻改变,都要求开创与之适应的更具包容性、开放性和富有弹性的国家认同构建方式。     

广西边境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路径探讨——以桂越边境那坡、靖西、大新3县为例

广西边境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也面临许多问题.今后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加强:一是建立培训协调机制,整合培训资源以提高边民就业培训效率;二是加快培训体系建设,夯实中心基地、扩大城乡培训网覆盖面以满足边民就业培训需求;三是创新培训体制,积极鼓励社会办学,吸引社会资金投入以弥补边民就业培训力量、资金的严重不足;四是提高认识,真正把边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作纳入扶贫开发体系,以保障贫困边民能接受就业培训;五是围绕边民就业需求开展培训,强化宣传引导以激发边民参训的积极性、主动性.     

“滇越”不是傣掸民族先民建立的国家

在多年从事东南史研究的基础上，收集中外文献资料，吸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滇越”的族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否定了史学界通常采用的观点，得出“滇越”并不是傣掸民族先民建立的国家，“滇越”与傣掸民族历史没有关系的结论     

中越边民通婚的促动因素研究——以云南麻栗坡县马崩村为例

作为中越边境跨境民族共同体的传统行为,中越边民通婚并未因两国相关法律制度的排斥而中断,但却因之而给入境通婚的越南女性及其家庭、子女的权益、以及主权国家的边境管理和边疆治理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和难题。通过对位于中越边境前沿地带的云南麻栗坡县马崩村边民通婚的调查研究表明:便利的地理是导致边民通婚的自然基础,作为以民族情感和文化根源建构出的核心共同体、边境地区远离政治国家权力中心的特殊生活场域、以及两国边民在地缘、族缘、血缘的亘久认同依然是促成中越边民跨境通婚的重要动因;中越两国在人口、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差异或互补也是中越边民通婚不可忽视的现实促动因素。     

中越边民的社会组织与边境村落治理——以东兴河洲村为例

通过对内生型边民社会组织成长实践进行梳理,认为边民社会组织在边境地区村落治理中作了有益探索。充分发挥边境地区多元主体协同作用,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推动"企社"良性互动、提升边民综合能力、促进边民社会组织健康成长,是推进边境地区长效治理的可行路径。     

从“三不要地”到国家口岸:广西边民互市传统的自反性延续

广西防城峒中口岸曾经是被称为"三不要地"的断裂地带,现在已开始建设国家一类口岸,这一过程并非国家单向权力主导,而是边民互市意志形塑的结果。这种互市传统看似背离了历代王朝主观的治边策略,却暗含着与世界的长久联系,呈现出边疆特有的自反性特征,从而揭示了边疆发展的内在决定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始终遵循以边民利益最优化为原则。     

文化力与民族精神的培育

文化力是文化活动的引擎,它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活动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凝聚成永恒的民族精神.文化力是凝聚民族精神的特殊纽带,它具有精神催化功能,影响和抑制着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塑造人们的灵魂,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从而促进民族精神的形成和民族凝聚力的增强,推动民族精神的不断创新.     

国家·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模式的探讨——刑事政策模式研究之三

根据马克思·韦伯"理想类型"研究的理论,刑事政策可以划分为三种"理想类型"模式,即国家本位型、国家·社会双本位型、社会本位型。国家·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的思想基础来自于国家的理念,坚持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相统一,保障人权优先的原则。在"社会先于国家"的理念支配下,刑事政策构成的形式要素与实质要素在这种模式中呈现出不同的变项,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论法治国家目标与社会保障法制化

社会保障是与市场经济伴生的一项制度 ,它是市场经济国家为解决“市场失灵”、达成均富社会所采取的途径和做法。社会保障制度旨在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进步 ,这一点与法治国家社会正义的目标是一致的。而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和实施 ,必须借助于法治国家之下的法律制度化。惟有社会保障法制化 ,才能使社会保障制度有效地运行。     

德法合治探源——从社会共同体与人性的角度切入

社会共同体是人们彼此信任、认同、团结互助,在共同的价值观之下有着凝聚力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把人与人粘合在一起的,一是利益,二是情感。但是面对利益冲突,仅靠公平来维系利益之间的粘合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社会主体之间的情感纽带,让个体体会到自己是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可以发现,中国国家治理所致力的是建立社会共同体。全社会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凝聚社会共识,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实现一个共同的社会目标。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中,法治和德治具有互补和互助的作用。法治是赋予法律至高的政治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而德治则是赋予道德崇高的价值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法治着重于在社会分化中确立秩序,德治则努力弥合社会分化中的感情疏远和价值裂痕,二者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里发挥出相互补充的作用。法治和德治还存在互助作用。第一,法治为德治保底。法治保障了道德的底线,也使德治有了可靠的保障。第二,德治为法治固本。通过德治可以维系和强化社会道德纽带,进一步巩固法律的道德根基。法治和德治的结合不仅是社会共同体治理的最佳组合,同时还存在着人性的基础,而这种人性基础也能被大脑的心理机制所证实。根据现代心理学和大脑神经科学,大脑存在两个系统,一个负责进行逻辑运算,是不带感情的理性系统,另一个是接受外界刺激直接生成情绪和情感的系统。这两个系统既分工合作,又相互制约。由于法律调整利益关系的功能,它需要依赖大脑理性系统。德治则依赖大脑情绪性系统,也进一步调整情绪性系统,强化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纽带,从而实现一种秩序。中国传统德治就是调整人的情绪系统而进行的一种社会治理。在一个共同体中,个体和共同体存在着精神上的同构关系。作为有机体的国家如同个体的大脑系统一样,有两大系统。对应个人理性系统的是国家理性系统,对应个人情绪性系统的是社会共同情感系统。在国家治理中,应当依据个体和国家的精神同构关系,把个人理性和国家理性协调一致,把个人情感和社会共同情感协调一致,实现国家层面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的共同发展和相互平衡。在个体和共同体的精神同构中,法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理性和国家理性的一致,德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情感和共同情感的一致,最终把个体精神系统和共同体的精神系统连接在一起。在这种精神同构中,国家和个人产生出精神上的交互作用,国家从个体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精神能量,个体从国家那里获得了安全感、价值感以及针对外部世界的力量感。同时,德法合治有助于共同体和个体二者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产生出平衡关系,使共同体和个体的精神系统得到健康发展。     

国家底层与社会群体互动的多重逻辑

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但学术界还较少关注国家底层与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逻辑。国家底层不同于国家,它是国家与社会直接衔接的重要层面,它在与社会群体的互动过程中会有怎样的逻辑与原则,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围绕国家及其政策、国家底层和社会群体三个主体,形成了国家逻辑、科层制逻辑和社会逻辑,并伴随着深刻的行为意义,而这三个逻辑交织在一起也使得国家底层与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变得复杂多样。     

社会法治国下的国家形象与国家任务

社会法治国是法治国原则和社会国原则相互作用的产物,其主要强调国家对人民的积极给付义务。通过梳理社会法治国的发展历程,回顾国家在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不同形象、任务及其不完善之处,从而推导出国家在社会法治国的框架下应当具有的新任务,即社会分配和社会发展两个面向。参照中国的现实,当从国家形象的塑造和国家任务的完成两方面进行着手,完成社会法治国对国家的要求。     

试论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伟大的民族精神。本文论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价值及其对于现今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战斗力和竞争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现实意义。     

西柏坡精神与民族复兴“中国梦”

民族复兴“中国梦”是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中华民族最大的梦想。二者处在相同的历史坐标位、拥有相似的道路指向和内涵。曾经指引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之梦的西柏坡精神,可助力民族复兴“中国梦”尽快进入普通民众的视域并成为精神源泉。     

论民族精神的时代价值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民族精神作为传统文化的精华,深深地融入中国现代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社会整合功能,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精神基础。     

法理与政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探微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历史正反经验的总结以及对当前国内外形势研判后提出的重大命题。作为新时代的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其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影响深远。从法理和政理视角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包括中国古代“大一统”理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的论述，以及近现代学者阐释的“中华民族”和“共同体”的概念等。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三对辩证关系，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珠联璧合的关系、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双向互动的关系，以及与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实践同频共振的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从两条路径上获得实现，一是思想共同体、制度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共同构建，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共同体的逐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