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流传

论文在较全面勾勒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流传过程后,分析其在内地流传的原因,认为,除了时局纷乱导致人心思佛、汉传佛教界求取藏传佛教思想来振兴和发展汉传佛教外,藏区宗教界采取采纳内地信仰因素、积极参加具有全国性的抗日救亡等有益活动、积极参与内地太虚太师等领导的新式佛教教育运动等之外,积极与内地社会相适应,是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流传的重要原因.     

民国时期社会贤达与回族

民国时期,回族人民的国民意识和爱国热情大为高涨,并积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民族压迫的斗争中。在相互交往中,汉族社会贤达对回族的民族性格、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度生活习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而作出了正确的评述,对其爱国革命活动也给予了有力支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时期回汉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好的。     

民国时期涪陵鸦片泛滥的成因与影响

民国时期,涪陵鸦片种植、贩运猖狂,成为四川省乃至西南地区鸦片泛滥的重灾区,社会影响甚巨。涪陵鸦片的泛滥与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鸦片利润丰厚、鸦片为军阀的主要财源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造成了良田锐减、米价上涨、人口减少、票号发展等后果,涪陵鸦片的泛滥给涪陵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伤害。     

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烟毒的状况及影响

虽然历届政府均实施禁烟政策,但由于军阀、土匪的参与、包庇、外国尤其是日本的走私贩运以及烟毒贸易巨额利润的引诱等原因,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的烟毒问题仍相当严重。不但具体表现在种、贩、运、售等产销渠道,更表现于数额庞大的消费群体。烟毒对华北农村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不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对个人、家庭与社会都有极大的危害,还激化了道德败坏、盗匪猖獗等社会问题,使原本动荡的社会秩序更加紊乱。      

民国时期吴中文献展览会及其学术影响

20世纪30年代举办的吴中文献展览会为苏州历史上的首创,是苏州文献的一次大展示,其影响深远、意义非凡。于地方文献而言,可以发掘其独有的文化价值;于学术而言,可以延续中华学术的连续性;于当代社会而言,可以借鉴、吸收和传承中华的优秀文化。     

清末民国时期基督教会在贵州的办学活动及其影响

清末民国时期,为了更好地传播宗教思想,吸引教徒,基督教各宗派积极创办教会学校培养人才,采取办学的间接传教方式成为这一时期基督教的一个重要特点.文章通过对清末民国时期基督教在贵州的办学活动情况进行分析,从另一个侧面展示清末民国时期基督教在贵州的传教活动,以及由此给贵州近代教育事业带来的深刻影响.     

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医家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药学医家群体凭借着不畏艰辛、勇于探索、敢为人先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创办学会、杂志、学校和医院;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他们融入新知,著书立说,发展了中医药学的理论,从而奠定了其在中医药界的历史地位,也对中医药近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民国时期西藏与周边构怨及中央政府的调停

民国时期,每当西藏地方与周边地区发生纠纷,民国历届中央总能从维护国家主权和地区社会稳定考虑,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调停,和平解决争端。     

日常消闲与观念革新：民国时期侦探书刊的大众阅读及社会影响

民国时期,作为一种通俗书刊类型的侦探书刊,因面向更为广阔的读者群体成为书刊市场中十分畅销的种类。对于都市社会中的普通大众而言,阅读侦探书刊成为日常消闲生活的一项重要选择。阅读侦探书刊是一种非常私人化的生活方式,不仅可以从中获取科学知识,而且还可以促进社会观念的革新。对于社会而言,大众阅读侦探书刊既产生了积极影响,如促进社会风气的变革、成为司法界的借镜等,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如容易引发心智不成熟的青少年群体模仿犯罪等。     

藏传佛教在凉州的传播及影响

凉州是甘肃河西走廊东段的一个重镇,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一度曾是中国佛教的传播中心,对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传播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进入13世纪中叶,随着“凉州会谈”的成功举行,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也为藏传佛教的发展带来大好机遇。此时,以凉州为中心,藏传佛教有规模的向蒙古等民族、向中原内地传播和辐射开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西藏高僧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八思巴等曾在这里建寺聚徒,弘传佛法。从凉州走出的清代国师章嘉·若贝多吉等,为藏传佛教的传播、维护祖国统一做出过重要贡献。     

试论汉地禅宗在藏区的传播和影响

汉地禅宗是较早进入藏区传教的佛教流派之一,他的进入迎合了吐蕃王朝的文明诉求,受到了贵族阶层的青睐,曾兴盛一时.虽然不久作为一个教派退出了藏区,但他的思想对后来形成的藏传佛教各派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民国时期(1912—1937年)华北产业工人在政治斗争中的地位与作用

民国时期,华北产业工人逐步发展壮大,政治觉悟逐渐提高,并在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主要探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华北产业工人在罢工斗争、同情运动以及反帝爱国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     

位移、再现与回想：民国时期的剪报活动及其影响

民国时期,剪报活动逐渐兴起。剪报不仅体现个体的兴味,也是一项技术,一种事业,一种社会现象。在整个剪报活动中,剪是前提,存是结果,重读是价值再现。因此,从阅读史的角度看,剪报是通过个体对报刊新闻的“位移”,在空间上生成新的文本关系,形成新的阅读链条。对于读者而言,剪存报刊资料的最终目的,在于“日后”阅读,“重访”历史场景,回想新闻事件。从探寻意义的层面看,读者在日记中留存的剪报资料,更能“活化”报刊新闻,展现“剪”与“存”,“剪”与“写”,“剪”与“思”的关系。剪贴的新闻文本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证据”,供读者在日记中予以说明和评论,体现“作文”中论据和论点的关系。与剪报册呈现的多元话题不同,日记中的剪报材料较为零碎,但它融入读者的叙事和评论中,产生了“根植”意义,与作者的言说融为一体。因此,从“剪”的角度探讨读者的兴趣、体验和想象,是阅读史研究中值得重视的议题。     

汉人移民与清代金川屯区地域社会的重构及发展

在第二次金川之役结束后金川地域社会重构背景下,有超过5000户主要来自四川内地的汉人,相继以兵民屯田、流寓懋迁等形式迁入金川五屯,在大小金川河谷两岸形成了颇具人口规模的汉人聚居区,其人口逐渐占到当地总人口约七成。这些汉人移民不仅支撑了金川地区的长期稳定与社会安宁,而且也促使当地经济社会得以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并推动金川地区多元文化共存交融、多族群共居社会初步形成。     

民国时期(1912～1949)川西北商业及城镇的发展与布局述论

民国时期,川西北商业格局总体上具有较强的承继性,对外贸易曾长期处于出超.商业具有民族资本、寺庙商业和官僚资本等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特点.城镇发展基本上与商业发展同步,政治中心的确立和交通线路的转移成为城镇兴衰的主要因素,矿业开发在城镇发展中也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城镇发展坎坷,起伏较大,存在明显的不足,对于经济发展的带动能...     

从部落首领到中华民族共祖:晚清民国时期黄帝形象重塑及影响

伴随清末种族危机与民族矛盾加深,近代民族主义这一新兴政治理念开始在中国传播。为辨别民族主义的概念与界限,以维新派与革命派为代表的爱国志士利用报刊、书籍等大众传媒将黄帝这一远古部落首领塑造为汉民族始祖和中华文明的代表性符号,黄帝逐渐成为团结汉民族的精神纽带和进行民族识别的文化标志,最终掀起清末黄帝崇拜浪潮,为革命运动添加了一味强力助燃剂。民国建立后,随着“五族共和”的提出,黄帝形象突破了民族畛域,一跃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在抗战时期更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团结抵抗日本侵略的精神支柱。时至今日,黄帝仍是团结中华民族、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图腾,更是牢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精神纽带。     

近代日本人在西藏的活动及与藏传佛教的联系——兼述十三世达赖与日本人的关系

19世纪以后,日本人开始进入西藏,并与西藏地方建立了一定的联系.文章对日本僧人及特务在西藏的活动进行了介绍,并对他们与达赖喇嘛的关系作了探讨.     

西方教会在潮汕的医疗慈善活动与影响

晚清民国时期(1840-1949),西方天主教修会和新教差会派遣的传教士有不少进入潮汕。为沟通与民众的情感,最大限度消除传教障碍,他们在本地创办了十数所医疗慈善机构,并积极开展相关工作:收治各种病患者、培养专门人才及进行赈灾活动等。这些活动不仅有效地打开了基督教在潮汕传播的大门,且改变了本地缺医少药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和缓解了人民的痛苦,促进了本地医疗慈善事业的发展,有积极的社会影响。     

论民国时期日本对华侵渔活动及其特点与影响

按照国际法或国际惯例，沿岸国对于本国领海内的渔业资源享有独占权。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中国渔业权的保护问题变得日益突出，中国的专属渔权受到了严重侵犯，民国时期日本对华侵渔活动尤其猖獗。民国时期，日本政府及私人组织对中国沿海渔业资源状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开始了蓄谋已久的对华侵渔活动，从中国东北沿海到闽粤沿海，没有一处地方见不到日本侵渔渔轮的身影。相对于其他列强对华侵渔来说，日本侵渔具有自身的特点。日本侵渔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它迟缓了中国渔业发展步伐，破坏了中国领海主权完整。同时，它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领海制度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