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杂居民族的地域、身份与文化认同——以重庆彭水向家坝蒙古族为例

基于特殊的社会文化生态,散杂居蒙古族有着独特的地域、身份和文化认同,散杂居民族特征非常明显。作为移入族群,重庆蒙古族形成了对族源地和居住地的强烈地域认同观念。同时,重庆蒙古族还体现出以民族传统历史文化为核心的民族认同意识。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重庆蒙古族固然体现出对国外蒙古族民族属性的认知和认同,但同时也强烈关注到国籍与族籍之间的本质区别和巨大差异,有着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与中华文化认同。     

全球化时代中国朝鲜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以中国某边疆的朝鲜族为例

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同时带来了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互动。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差异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要求之间的关系值得关注。中国朝鲜族作为一个独特的少数民族，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俗习惯等，与其他民族有清晰的边界，族群认同意识非常明确；出于对共同世系、血缘和文化上的认同，他们将朝韩两国作为他们曾经的故国去感知，民族认同比较强烈；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中国朝鲜族有对中国的坚定认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认同纽带趋于多元化，中国朝鲜族亦发展着多元化的社会认同。保证多民族国家认同的根本，是建立起基于公民权的认同形式，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坚持民族间的平等与团结，加强国家的主流价值观的教育，以加强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向心力。     

一种自称 三个民族——对黄泥河右岸布依族群民族识别的再调查

在珠江源头的黄泥河右岸,世代生活着一个自称"布依"的族群。他们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族群认同等方面几乎完全相同,但在民族识别中却分别被识别为水族、布依族和壮族。究其原因,这与民族识别标准、民族识别方式以及对族群自称和族群认同缺乏科学认识有直接的关系。从心理人类学的角度看,族群自称是族群认同的外在标志,而族群认同则是族群自称的内在依据,因此,族群认同可以替代"共同心理素质"并成为民族识别的一项重要标准。     

文化认同与藏族体育的传承

藏民族在适应青藏高原自然环境过程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是维系藏民族认同的纽带.作为藏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民族传统体育,其产生与发展,体现着对藏族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藏民族传统体育用在建立共同的民族归属感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仪式化作用.研究民族文化认同与藏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全球化民族文化认同的变化等,对于新时期传承发展藏民族传统体育有着重要的意义.     

谈蒙古民族的中国认同问题

蒙古民族的中国认同,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女真等民族的中国化为其准备了条件,元朝是其重要阶段,明代虽有反复继续发展,被清朝绥服是其关键阶段。近代反侵略斗争使蒙古民族与中国其它民族凝聚为中华民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蒙古民族与中国其它民族同步兴旺繁荣,蒙古民族的中国认同以巩固形式最后完成。“中国观”在蒙古民族认同于中国的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     

布里亚特蒙古族生活方式的变迁

布里亚特是蒙古族中一个古老的部落。布里亚特蒙古族是跨界而居的民族 ,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蒙古和中国。十月革命后 ,俄国境内的部分布里亚特人陆续迁居到呼伦贝尔草原 ,带来了在当时条件下比较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给这片草原的原有居民产生很深的影响。随着牧业体制的变革 ,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的布里亚特蒙古族在衣、食、住、行方面都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其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处在不断变迁过程中。     

俺答汗与蒙藏民族文化变迁与认同——一个民族文化“引入”的个案

一个民族可以在接触其他群体的过程中不断开创或阐释自身的文化传统。自阔端开始,藏传佛教传入蒙古贵族阶层,随着元朝的覆灭而渐渐衰落。16世纪后半期,藏传佛教第二次传入蒙古地区,俺答汗无疑是重要的"引入人"。经二百余年的传播与发展达到鼎盛,藏传佛教深入到蒙古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领域之中,并成为蒙古族的生活态度、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精神家园。藏传佛教也成为蒙藏民族间相互认同的纽带和标帜。     

民族认同的维度与路径研究

民族认同长期以来都是民族心理、社会心理等领域的热点问题。在当今民族发展、社会文化变迁的时代背景下,对民族认同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心理人类学为视角,将民族认同的构成要素解构为民族归属感、民族情感依附性和民族心理趋同性,并分析这三要素如何影响民族认同的变化。再将这三要素重新建构为民族认同的两个层面和四个维度,即内隐层面的民族归属感、民族情感依附性以及民族心理趋同性和外显层面的民族行为卷入。根据对民族认同的解构与重构,提出民族认同的实现路径为身份认知、文化习得、价值内化和交往交流。同时,以文化-心理一致性理论为依据,认为民族认同也是文化-心理一致性的体现。     

民族认同如何可能——概念、发生理论与作用评析

近年来,民族认同成为学界重要关注之一。总体看来,作为一个历史性、建构性概念,在具体时空结构中,民族认同既是内在的心理体念又为外在的行为实践。不同民族间的接触、交往以及政治、文化等多要素的综合作用,驱动了民族认同的发生。民族认同之于社会与政治有着双向作用,既能促进国家、社会和谐稳定,亦可成为它的阻碍。在当下多民族国家建设中,民族认同问题应引起足够重视。     

民族认同心理下的土家语传承——以龙山岩冲跃进村为个案

民族认同是人们一种强烈的民族情感,是一种对于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的价值认同,它具有强大的能动作用。岩冲跃进村土家人正是在这种认同心理下,对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和语言进行了有效的传承和保护。通过田野调查以及研究后我们认为,在土家族的局部地区,基于民族认同的心理,民族母语在短时期内不会走向消亡。     

少数民族的族际通婚和文化适应——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

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表明,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政治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重要内核;民族心理交融是族际通婚的深层根源;地理和社会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客观条件;族际通婚不必然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消弭。在族际通婚逐渐增多的情况下,通海蒙古族仍然具有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强烈愿望。这表明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实践路径具有复杂的多面向,族际通婚是一项实现深层次民族文化交流和心理交融的方式。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仍需少数民族在更多领域文化适应的支持。     

论蒙古族入滇的历史贡献

蒙古族是云南25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入居云南已有753年的历史,长期以来在与云南各民族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为多元民族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举凡云南行省的设立、土司制度的确定、儒学思想文化主流地位的确立和推广、多民族杂居格局的形成都与蒙古族入滇有着密切的关系。     

边疆贫困山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实证研究——以傈僳族为例

从语言、传统等方面考察和分析云南省边境地区傈僳族的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认同的现状,结果表明他们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正处于一种胶着状态:一方面他们在与国外同源民族的交往过程中比较看重民族因素,另一方面他们自身的国家认同又优于其民族认同.有鉴于此,引导傈僳族实现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良性互动的共生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必须从经济方面切实促进这一民族的发展,缩小其与内地民族的经济差距,以构筑其国家认同的根基;在政治方面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增强他们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在文化方面挖掘傈僳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引导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加强傈僳族的国家认同意识.     

巴尔虎蒙古族的历史记忆与认同实践

巴尔虎是蒙古族中的一个重要支系,文献资料和田野经验显示,他们的族群认同是在＂历史记忆＂、与他者群体交往的实践、祭祀仪式中的认同、内部分支与整体认同等基础上实践和强化的。     

非主体民族的心理认同保持

之所以出现非主体民族的长期存在现象,并不是因为他们保持了自己具体的文化特征,而在于他们在对变动中的环境作出适应的过程里强化了社会分界意识,特别是本民族的心理认同.非主体民族强大的心理认同保持能力体现在独特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族群文化的同一性、家族宗族宗教信仰和仪式观念,文化调适能力、抵御同化的潜意识力量,风俗习惯及文化的向心模式、群体模式、生态模式等多个方面.     

时代变迁中的族群认同——以四川清漪江流域羌族为例

时代在不断的变迁,随之而来是社会背景的变迁,族群认同的理论在不同的时代应该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因为,族群认同的过程始终是在时代性的场景中进行的。今日的族群认同,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族群成员这一个主体,它还会涉及到与它们相关的一些群体,这些群体之间和群体内部在族群认同的过程中都会产生互动。在它们互动的过程中,族群认同最终得以确立,并且,传统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不但不会消逝,而且还会经历一个重塑和发展的新过程。     

都市生存的文化策略与族群认同——对一个苗族流动群体的个案研究

民族文化资本化就其实质来说是全球化过程中各地域族群谋求发展的一种现代参与和文化策略,其方式主要有在地式、飞地式和流动式3种。对于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说,一个基本策略是将民族特色作为一种边界符号,通过彰显民族身份来获得民族符号的资本转化。与此相应地,在市场的肯定效应下,得到强化的就不仅是民族的自我认同,而更是对与民族优惠政策相关的“少数民族”整体的认同。     

族群与国家：文化的想象与公民的认同

族群与民族虽可解析为想象的共同体,但在世界各地它们都无一例外的存在。个体公民化,是处理少数族群文化认同与国家政治认同矛盾的最好方法。强化公民身份有助于消弭族群冲突并增强国家认同。     

自我与他者互动情境中的《部氏族谱》——湖北省三家台蒙古族村世系谱牒的人类学考察

三家台蒙古族村是湖北省唯一的蒙古族村落,该村落的蒙古族群众以部姓村民为主体。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确认部氏族人的蒙古族身份到21世纪初期成立民族村以及民族村的持续发展中,《部氏族谱》先后充当民族身份确认的重要依据、民族村的标志性文化。《部氏族谱》在自我与他者互动情境中被赋予各种意义以及层累地续写,深描并阐释《部氏族谱》及其相关事件,对于深层次了解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本质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