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视野中的乡村冲突——评谢建社《冲突与和谐》一书

在中国乡村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乡村群体性冲突事件时有发生。在乡村群体性冲突中,重新登上地方权力平台的宗族权力无可否认成为地方权力运行中的一种不可低估的力量。宗族权力是对地方正式权力运行产生直接影响的一种地方非正式权力。如何来深入地掌握这种非正式权力的运作机制及其与正式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使之能够与地方正式权力有序和谐地共存于一个共同体当中？这是值得社会学者认真加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血缘与地缘性反思:中国东南宗族社会和西南康藏族群械斗纠纷及其裁决

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创建的宗族理论由于其开放性的范式特征,已成为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理论模式。其中关于宗族械斗的研究成果,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任乃强先生在"西康札记"中对于康藏地区的族群械斗情形,也有精彩描述。通过对边陲社会械斗及纠纷解决进行人类学理论反思与对比研究,认为中国边陲社会械斗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国家与宗族社会、国家与地方族群间彼此互相作用。冲突械斗"结构性原因"及其张力关系,反映了血缘与地缘性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多重推动力量。     

宗族祭祀仪式的分与合--基于云南省大理市周城白族村段氏宗族的人类学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云南大理周城白族村段氏宗族祭祀仪式的地点和方式,对祖先崇拜的信仰核心未曾造成彻底影响。段氏宗族在发展过程中面对人口与祭祖场地的矛盾,对自身组织结构进行了适当调整,使分化后的祭祀群体能够在指定场地完成祭祖仪式以延续祭祀传统。家庭是段氏宗族祭祀仪式最基本的实践单位,它对仪式产生直接影响,决定着相应仪式的内容和形式。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段氏宗族的祭祀仪式主要受到国家、宗族组织、家庭等因素的影响,其经历的变迁可概括为：国家强处仪式弱,国家退处仪式盛;宗族经济政治功能弱化时祭祀仪式的文化意义增强;传统家庭结构并未解体使得宗族祭祀仪式的信仰内核恒久不变。     

宗族与汉人社会——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理论管窥

宗族是理解中国汉人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莫里斯·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理论模式探讨了中国东南部宗族的结构与功能及宗族与国家关系的内容，并提出宗族发达的“边陲社会论”和非对称的宗族分支结构等理论模型。这些宗族理论模型对我们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等问题有很大的启发。     

浅析宗族现象在我国村民政治生活中的发展——以政治文化的视角

作为始终伴随国家存在的宗族现象,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来看,它也是其中重要的因子,沿着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脉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宗族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同表现形态和发展趋势。     

闽西汉剧的民间社会背景与文化意义

闽西汉剧是由外来的西皮、二黄声腔在闽西地区扎根、衍化而成的。闽西独特的社会和历史环境及本地特有的生态环境是形成闽西汉剧广泛流传的基础和条件。从闽西社会的组织结构和汉剧艺术的象征符号层面入手,通过仪式研究学派和文化人类学的手段探析闽西汉剧在其社会中的深层文化意义,有助于理解闽西汉剧所体现出来的宗族性的群体认同以及地方社会组织结构对于文化的独特作用。闽西社会结构以亲缘和地缘为主,闽西汉剧是以乡间的祭祀仪式和节日庆典为前提的,是闽西民间祭祀仪式的一部分,在仪式与社会中极具媒介与桥梁作用,并具有符号象征意义。     

清水江文书书写程式的宗族性探讨——以天柱县高酿镇地良村契约文书为例

清水江流域是中国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重要聚居区之一,宗族组织在地方社会中发挥了很强的组织、协调作用,宗族活动渗透于清水江流域民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明清以降遗存下的清水江文书就是例证。本文拟以高酿镇地良村文书为例,梳理文书中父子、兄弟、女性等人名的书写程式,分析事主宗族性身份和宗族门房支派层级关系的表达方式,进而探讨宗族在家庭内部、宗族内部、不同宗族之间契约签订中的渗透度,以期了解宗族在维持家庭延续性和宗族凝聚力中的实际运作模式。     

姓氏符号、家谱与宗族的建构逻辑——对黔东南一个侗族村寨的田野考察

本文以黔东南的一个侗族村寨为考察对象,探讨了地方社会中宗族组织建构、形成的特点.文章力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与社会背景之中,分析姓氏演变与宗族建构之问的联系,以及宗族在区域社会变迁中的表达形态.由此为现有的宗族研究提供一个颇具地方性色彩的个案参照.     

论宗族依附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

当代中国农村宗族现象的大量出现不是简单的历史重现。现代宗族现象不仅体现着封建社会传统心理的影响,而且体现着社会转型期间,农民利益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中国农村千百年来形成的对宗族、公社等权威体系的认可在当代农村改革过程中面临着最终的瓦解。个体农民自立意识和自立能力的薄弱与社会竞争机制中生活的艰难共同构成了当今宗族现象的社会历史基础。宗族现象反映着改革中存在的某些问题,是一种因改革而引起的社会政治现象,所以当代宗族现象只能通过改革的深化,而不是重新树立宗族的权威来解决。     

试论汉代地方豪族的宗族组织--以关东豪族为中心

汉代地方豪族宗族组织是在战国以来宗法制度民间化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其中,"九族"是宗族亲属关系的最大范围,而核心家族则在宗族中处于支配地位.宗族成员通过定期的祭祖、聚会活动来增进相互间的血缘联系和认同意识,从而使宗族组织的凝聚力得到加强.在宗族内部,经济赈恤和武装自保是宗族社会功能的主要体现形式.它不仅起到了维系宗族生存和发展的作用,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宗族组织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与支配能力.     

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与族群分层——明清徽州宗族认同研究

作为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单元,长时段内宗族组织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稳定性,究其原因在于宗族认同的强大。这种宗族认同是在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乃至族群分层等多重作用下的产物,在展现出全国范围一般性的同时,也有着明显的地方特色。就明清徽州宗族而言,具体表现为在士绅所构建的宗族历史记忆上,在理学社会情境下所形成的"血缘性"宗族边界和"名族性"族群分层。     

泼水节溯源与传播小考

泼水节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傣、布朗、德昂、阿昌等民族的传统节日。该节之缘起,应从"泼寒胡戏"说起,它是古代伊朗即波斯民众为庆贺甘雨降而凶旱退的一种传统仪式,后经西域传入中国中原地方。传入西南的途径也许是经印度、缅甸而至滇南。     

宗法、户籍与宗族--以大埔茶阳《饶氏族谱》为中心的讨论

明代以降,随着士庶宗法观念的改变,形成了近世宗族制度的新规范,在这样的规范下形成的地方宗族,成为建立正统化社会秩序的基本方式.以往的研究已揭示,在明清宗族规范建立和衍变的过程中,宗族内部的权力关系及管理运作机制的改变常常是通过祖先祭祀制度的变化、里甲户籍登记和赋税征收方式的改变来实现的.不过,我们对于这个变化过程的具体细节和内在的机制,尚缺乏足够深入细致的了解.该文利用广东大埔县<茶阳饶氏族谱>中的有关记载,讨论地方宗族形成过程中宗法原则的变化与里甲户籍登记制度变化的关系.大埔饶氏宗族在明清之际,通过在宗子设置和里甲户籍登记上数易其制,建立起一种新的宗族社会的秩序.     

变迁中的农村宗族研究综述

中国农村宗族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可以说是几经兴衰。在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时期的今天,关键是农村宗族如何定位。我们把宗族的探讨作为一份重要的历史遗产加以客观地评述,有助于人们更科学地、更准确地认识中国的宗族与社会,思考中国的历史和未来。     

从“宗族偏好”到“理性表达”——家族参与村庄政治的路径选择

家族参与乡村政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嬗变的过程,从传统社会的"宗族偏好"到现代社会的"理性表达",作为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的传统资源将长期与现代的乡村治理发生着互动关系,从而推动乡村的政治建设进程.     

明清乡村书院与地方社会控制——以徽州为中心的考察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明清徽州书院教育十分发达,位居全国前列。以徽州地区为中心考察乡村书院与地方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徽州乡村书院社会控制功能实现的途径,主要包括：书院的教学内容、书院的祭祀仪式和书院的讲会制度。此外,徽州商人、徽州宗族及徽州学者和乡绅三方面为徽州乡村书院社会控制提供了经济社会保障。     

朱熹的家族礼仪论与乡村控制思想

朱熹顺应宋代重建平民化乡村宗法组织的思潮,认为要建立平民化的宗族及家族制度,重建新的家族、宗族礼仪就是一个重要的"有补治道"的工作.首先,应确立"礼"出于天这一重要的道德立法及伦理规则;其次,应注重礼制中乡村宗族、家族之礼的建设;第三,应重视社会转型期乡村家族、宗族礼仪、规则与国家礼法的一致性与共同性,倡导家礼乡规随时势而变易;第四,应强调封建伦理的孝、悌、节的礼仪规范;最后,是主张由家族伦理向国家、社会伦理扩充,并使家族礼仪成为教化民众"忠"、"孝"、"慈"的工具.在乡间及地方大力推行与维护宗族、家族伦理,目的是保证国家意识形态及政治伦理纲常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村阈视野下的祭祀与家族——基于华北地区北村春节期间祭祖仪式的个案研究简

中国汉族的村落、宗族与民间信仰的仪式和象征历来为汉学人类学家所关注。文章选取华北地区一个典型的汉族村落——北村,基于春节期间的祭祖仪式对该村落祖先崇拜的信仰和仪式以及村落的宗族组织进行了考察,探究了祖先崇拜的原因及重要的象征体系——“家堂”,并分析了“院”的形态和作用,认为民间信仰和仪式对家族整合起着重要作用。     

使用与功能——皖南目连戏的变与不变——以祁门两个村落为例

目连戏被称为"戏曲活化石",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皖南地区的目连戏带有强烈的地方宗族色彩,具有浓厚的皖南地方特色.封建社会里,皖南目连戏因其对于宗族的特殊功能而被广为使用;当前,这古老戏曲却由于种种原因衰落了,人们不再使用它.但是,皖南目连戏因其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而并没有失去使用价值,应给予充分的重视,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     

地方、士人与空间秩序:晚期帝制时代中国士人的“地方”想象——以宋明间徽州士人的乡邦言说为例

南宋时期,徽州士人多以水土论风俗,认为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徽州人勤劳、刚烈的民风特点。这种论说虽然更容易彰显徽州的独特之处,但并不隐含与其他地方的对比,也很难将徽州的士人与天下的士人和士人文化连接在一起。到了元代,徽州士人开始强调自己儒学的一面,认为徽州是程朱之学的正宗,因而是天下的楷模;徽州与天下各地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羊群里的领头羊。元明之际,徽州士人推出徽州为"东南邹鲁"之说,徽州因此超越了别的地方,但是这种超越并不意味着徽州与别的地方有任何本质上的不同,特性呈现在共性之中。明代中叶,徽州士人又以祠堂、宗族等为一地之标识。此后直到清末,徽州人对于自己乡土的论说大体稳定,主要以"东南邹鲁"与祠堂、宗族并举。以宗族论徽州和以道学论徽州,都是强调徽州在追求共同的目标方面比别的地方做得更好,都是在共性之内界定个性。在这种强调"地方"之"特"但不强调"地方"之"独"的论说中,其他"地方"被认为和本地在社会道德的理想上以及士大夫努力的方向上大致相同。晚期帝制时代的中国,在士大夫的空间想象中,每一个其他的地方都应该是如同本地一样,包含了相同的社会秩序与道德理想,而所有的"地方"都应该是"天下"的缩写。徽州的个案提示我们,其实在帝制晚期,中国士人对于天下的想象更接近于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