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姓名文化及国家认同研究

元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土司因不同的族属、历史发展进程,其姓名的类型和功能呈现出不同的状况及特点。姓名具有较强的社会特性,土司姓名与国家政治相结合,即被赋予了强烈的社会政治功能,而封建帝王御赐的姓名更是放大了土司姓名的政治属性。对土司而言,是一种非凡的政治荣耀,对王朝国家来说,则是构建土司国家认同的一种重要手段。土司姓名构成文化映照出其自主学习与吸收内地文化的实践及努力,是土司向中央王朝表达政治立场与国家认同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元明清时期不同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生动注脚。     

土司时期少数民族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文化策略——以鄂西南地区容美土司为例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普遍实施的一种“以夷制夷”的政治制度.土司制度时期,土司上层或通过壮大武装势力,或通过整肃民风,或通过采借汉文化等措施来实现社会稳定、政权稳固的目的.鄂西南地区容美土司作为西南地区较大的土司之一,通过整肃礼制、加强交流、发展教育等一系列文化策略的实施,最终实现了土司社会有序发展以及国家认同的双重目的.容美土司的文化策略是土司时期少数民族社会自我治理的典型个案.容美土司以文化构建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治理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央王朝“改土归流”政策顺利实施以及“改土归流”后土民社会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因俗而治”:明清时期土司地区的国家治理政策

"因俗而治"是明清统治者根据土司地区少数民族实际情况制定的民族政策。明清中央政府的"因俗而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行政体制方面,实施"多轨制";二是在管理制度方面,体现"差异化";三是在司法制度方面,注重"变通性"。地方土司政权的"因俗而治"主要是通过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司法制度得以实施。明清中央政府实施"因俗而治"的前提是必须维护中央王朝的统治,凡无碍于中原王朝统治的风俗习惯可"因俗",而有碍于中原王朝统治的各种制度则不能"因俗"。"因俗而治"政策的实施效果极其显著:既推动了边疆土司地区的内地化,又推动了国家法制建设的渐进化。明清时期的"因俗而治"政策是适合土司地区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实际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     

“圈层结构”视域下道光年间滇南地区土司权力结构与运行——以《滇事杂档》史料为中心

土司权力问题在土司辖区的社会结构中始终处于中枢地位,因为它体现了中央政府权力与地方土司权力之间,地方土司权力与内部权力、上下层级权力之间的生成理路、结构对比和运行机制。土司权力结构与运行实际上就是土司制度顶层设计的制度安排。文章认为,土司权力是帝国通过一定的形式让渡给他们的权力,土司只是在其辖区履行帝国管理地方、治理边疆的权力;滇南地区土司权力的获得来自于他们对大清王朝的无限忠诚、对西南边疆的竭力拱卫及其对地方社会的有效控制;滇南地区土司的权力结构和运行,自始至终都是以清政府的意志为转移,是在中央政府、当地流官政府、基层组织、宗族社会的共同参与下的"因俗而治"。文章以《滇事杂档》所载的基本史料为中心,试图用"圈层结构"理论视域来探讨土司权力结构和运行,这不仅是打开清朝中后期中央政府与土司政权、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三种关系的一把钥匙,而且能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建设、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等提供借鉴。     

元明清时期凉山彝区的土司政策考略

元明清时期在西南彝区推广土司政策,是历代王朝政策的发展与创新。土司政策其主旨不改其旧以顺俗施化的特点,一方面通过授以彝族土酋之官爵,遵循彝区的社会经济模式,用律法形式,规定了彝族土司的权力和义务,对属民及地方军事的管理与治理,提高了彝族土司的地位,使彝族土司成为传达王朝政令的执行者和地方的统治者。另一方面,土司政策服务于中央王朝,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的思想,在政治文化上的强制变迁,军事上的武力驱逐,血腥镇压,使凉山彝区土司的权力边缘化。之后,土司逐渐被新的势力团体黑彝们所取代,土司制度最终走向没落。     

论容美土司文学的国家认同意识

容美土司文学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美学内容,是土家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它不仅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风起云涌的社会面貌,而且在皇帝景从、王朝认同、"正朔"守望、美政向往以及对于土司制度的否定等方面表现了鲜明而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通过容美土司文学研究包括国家认同感在内的民族心理方面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清初土司政治秩序在嘉绒地方的重建及其影响——兼论金川之役爆发的缘起

自雍正初年,清朝着手在藏东边地重建土司政治秩序,从制度层面强化对土司的常规性控制,重点规范各土司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土司政治新秩序中建构起来的中央王朝与土司地方的新型政治关系,同嘉绒土司历史上固有的政治传统存有相悖之处。当新秩序深入嘉绒地方后,土司立足于传统的政治观念选择接纳或抵制。基于此,金川之役缘起的阐释应置于中央王朝与嘉绒地方双重视角及其相互关系的长时段演变中重新思考。     

国家权力在民族地区的延伸——以云南德宏傣族土司制度为例

国家政权建设主要指政权的官僚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我国元明清以来设立的土司制度,基于对土司授职、承袭、考核的规定,使土司成为朝廷命官,将土司地区作为国家防卫的屏障,并要求其承担一定的朝贡、纳税义务,实现了国家权力在边疆民族地方的下沉。与内地相较,这种政权建设方式在组织、制度、文化支撑等多方面又有所不同。这一点可以云南德宏傣族土司制度为证明。     

论明代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

儒学教育是指根据中央王朝政府政策法令办理的、以统治王朝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教条为内容的各级教育。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在官学、书院、社学等三方面得到长足发展,其缘由有三:一是中央王朝极力推行,二是地方官吏积极配合,三是各地土司主动创办。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的发展,对当地社会稳定、教育发展、文化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民胞物与、一视同仁——清代广西土司地区的“国家政权建设”与国家化

本文通过广西安平土司的石碑来探讨自清代雍正以来清政府依据内地社会模式与社会价值对广西土司地区所进行的官僚化、制度化与法制化改造。本文认为这种类似西方近代以来的"国家政权建设"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社会目标,但根本上削弱土司的地方统治基础,并最终推动完成了这一地区的国家化进程。     

恩施土司城开发经营调查分析

恩施土司城是湖北恩施州城土家族文化的标志性工程,分析其景点的布局和经营情况,认为应从景点建设、经营环境、经营管理等方面进行提档升级。具体有建设土家风情社区;可组建以土司城为核心资产,以宾馆为配套项目的旅游集团公司,并赋予相应的管理职能,使其打造成为鄂西文化旅游之亮点。     

文化认同视阈下的国家统一观念构建——以清代前中期云南地区为例

清朝是历代中央王朝对云南民族地区统治最深入的一个朝代,这无疑得益于清朝武力的强大,但也与统治者在云南推行的文教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清初,朝廷势力刚进入云南民族地区,就仿前朝在云南继续推行儒学教育与科举考试,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以稳定清朝在云南的统治;雍正朝改土归流前后,为进一步深入对云南民族地区的治理,清廷在云南广行教读以化其嚣凌,构建和保持少数民族对王朝的文化认同。这些政策的实施,促进了边地云南的文化类型与内地更趋一致,稳定和巩固了对云南民族地区统治,具有典型地域色彩的、跨越族群边界的区域性称谓"云南人"出现,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双重宗教”看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的双重性——一项基于神话与仪式的宗教人类学考察

作为中缅之间的缓冲地带,历史上西双版纳受到来自中国和印度两重文明的影响。这些影响以土司制度和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佛寺组织为制度渠道,形塑了当地社会。为了在这种文明的碰撞中生存,西双版纳社会发展出自身的特点:在政治上倾向于中国,在宗教上倾向于缅甸;而作为本土王权代表的土司,成为两者之间的桥梁。出于这种整合的压力,在面对佛教这种外来宗教的时候,土司和贵族也有自己所要依靠的宗教宇宙观——后者通过勐神祭祀的仪式确保了占有土地的合法性。土地和丰产不是由佛教掌握,而是形成了与之对立的另一套宗教观念,在这一套宗教观念里,表达了对社会整体丰产的追求,它和佛教对个人救赎的追求相配合,构成了西双版纳社会的自我。     

从土司的军事制度看壮族武术的发展

广西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大约开始于北宋时期,历时千年,是壮族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阶段。而土司职官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巩固统治,便组建自己的武装,称之为“土兵”,以便安土保境。这些土兵亦兵亦农,闲时耕田种地积蓄粮草,战时服从官府和土司的征调。土司的这种军事制度完全是当时特定环境下的产物,它对壮族武术的影响无论是表现形式、技击原理还是兵法战术思想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时又是中原武术和各民族武术的融合时期,武术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这对壮族武术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是巨大的。     

清代湟水流域土司土地占有及赋税

清代既是土司制度发展完善的重要时期,也是其走向衰落的重要阶段。雍正以后,清廷在湟水流域陆续设置了府县,此后,诸家土司所占有的部分土地被清查入册,承纳＂番粮＂,土司也成为政府赋税承纳的对象,诸家土司经济实力逐渐衰微。     

论“土司学”的独特性

任何一门专业研究领域,都有它的独特性。舍此,便不能称“学”。土司学的形成,不仅是土司研究长期发展的产物,更在于它有独特的学术内涵。这一独特的学术内涵源于独特的土司制度史。自元以来,土司制度就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它对西南诸省的治乱兴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西南各省之历史,土司制度的研究是无可替代的。土司制度的独特性表现是代表了一种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土司作为世袭的地方官,其承袭、朝贡、征调等规定,也与流官完全不同。特别是作为边疆地区的管理制度,土司制度与明代东北的卫所制,清代蒙古的盟旗制、新疆的伯克制也是差异明显的。而现存众多的土司遗址、土司文化遗产更集中表现了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独特性。可以说,没有独特性的土司制度,就没有土司学的独特性。     

炎黄二帝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在历史发展中维系整个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内在力量.这种凝聚力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包括有地理、经济、传统文化、共同心理状态、爱国主义感情等等.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于炎黄时代,起核心作用的是炎黄二帝.因为炎黄二帝具有"共祖"象征作用、文化纽带作用和精神感召作用,所以,炎黄二帝及其创造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情感基础、思想基础和精神基础.     

明代中缅边疆的变迁及其影响

明代是中国西南边疆和云南民族社会发生划时代变迁的重要历史时期。明朝中后期,中央政府统治不力,边地土司纷争不断,缅甸洞吾王朝趁机北扩,侵占了明初设置的老挝、八百、木邦、孟密、蛮莫、孟艮、古剌、底马撒等土司地区。明代中缅边疆的变迁,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今天中缅边疆的基本雏形。同时,长期的战乱,对当地经济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并使包括百夷、峨昌、蒲人等在内的部分边疆民族成为缅甸控制下的居民,逐渐演化成今天意义上的跨境民族。     

土司制度终结的三个标志

土司制度究竟终结于何时？其标志是什么？学界一直见仁见智,存在争议。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后,我国的国家政治体制史无前例地发生更替,这是土司制度终结的根本标志;民国政府对土司义务的彻底解除,这是土司制度终结的主要标志;各地土司原有各种特权的完全丧失,这是土司制度终结的重要标志。从不同角度探讨土司制度终结的标志,以期学界对土司制度相关问题有更加深入的研究。     

论深化土司问题研究与“土司学”的构建

土司问题研究正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构建土司学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当前土司问题研究应强调历史大视野,因为土司制度的推行、改土归流的实施都是在极具中国特色的历史大背景下的历史现象和历史存在。同时,研究土司制度也要有历代边疆治理的大视野,毕竟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朝治理边疆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治理模式。土司问题研究也要力戒泛化,要努力追求研究的深化与创新。在此基础上,加快推动土司学构建的进程。另外,要重视开展土司学构建的理论研究,要注意土司研究社会基本功能的发挥,而尽快组织力量,广泛调研,集思广益,启动《中国土司学概论》的研究与撰写则是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土司学的构建,并不是土司问题研究的终结,而是一个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