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VAR模型的东北地区城市化、工业化与人口集聚分析

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东北人口流动和空间分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东北地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历史演进过程及发展特点,利用1987-2015年的相关城市数据,运用PVAR模型,通过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分析等方法研究工业化、城市化和东北人口集聚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强化了"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四个中心城市的影响力,有利于全省人口向四个中心城市集聚。以重工业发展模式和资本密集型投资倾向为特征的东北工业化发展不利于人口的集聚,另外市场化进程缓慢和指令性经济的影响弱化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循环累积效应,导致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影响较弱且持续时间不长。在进一步讨论中,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与PVAR模型一致。目前在东北人口流失的背景下,东北地区应该充分发挥区域中心城市和大城市的规模效益和资源集聚优势,合理安排产业比例,完善产业布局,确定好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发展关系,促使工业化向更高级阶段发展。此外,还要减少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摩擦成本和协调成本,实现两者的互动协调发展,以便更好发挥人口集聚优势,带动东北区域经济的发展。     

中国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口集聚和区域不均衡是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中国的人口空间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特征。人口集聚除了具有静态的人口空间分布状态的含义外,还具有动态的人口向特定区域流动迁移的含义。人口集聚既是过程也是结果,研究人口集聚比单方面的人口空间分布研究或人口流动迁移研究更具挑战性,也更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以2000²015年省级数据为样本,根据人口集聚地区人口规模大和人口密度高的特点,利用人口密度的区域倍数指标来测量我国人口集聚水平,分析其变动特征,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探讨人口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途径机制。研究发现我国人口集聚程度按东部、中部、西部顺序依次降低,东部地区的集聚程度不断提高;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人口集聚程度每提高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将提高1.064%,西部地区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最大,资本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也具有显著正影响;城镇化、人力资本和人口抚养比是人口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人口集聚能够提高集聚地区的城镇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降低地区人口抚养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基于此,提出促进地区人口集聚、加快城镇化进程、积极发挥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等政策建议。     

墨西哥过度人口城市化与人口分散化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墨西哥许多研究证明工业化的空间发展与人口聚集有密切关系,然而与人口分散之间的关系却少有研究。墨西哥大城市出现的人口聚集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打破,人口分散出现端倪。就此现象,墨西哥学者持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口迁移模式的改变源于生产方式的转变,即福特主义工业化模式到弹性工业化模式的转变。在新的生产方式中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都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另一种城市经济学的观点认为这是城市体系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是墨西哥50年代起人口聚集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在此过程中墨西哥的城市化已经进入集中分散时期,到达级差城市化的阶段。因此,大城市的人口出现分散,逐步迁移到中小城市,是级差城市化中的第三阶段。本文以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为例,通过分析"人口分散化"政策提出的社会经济背景、实施过程、效果及影响,得出结论是墨西哥城的分散化发展模式,通过行政资源、产业和服务的均衡分布以及人口迁移的地域性变化,削弱了主要大城市的"资源中心"地位。国家对于中小城市在食品、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面的投资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源等值化分布,缓解了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通过研究疏散化战略及其发展理念对墨西哥近几十年来城市政策的影响,以期对北京"疏解非首都"城市发展战略及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借鉴。     

中国人口城市化综述

人口城市化在国家社会经济全面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21世纪的中国人口城市化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化,全面推进城市化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推进中国人口城市化,必须在我国现行城市化方针指导下,既研究世界城市化进程的一般规律,借鉴国际经验;又要结合我国城市化面临的现实国情和基本问题,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走出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人口城市化,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战略,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     

加速人口集聚 推进绍兴城市化进程

加速人口集聚，推进城市化进程，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如何集聚人口这一生产要素，促进绍兴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是摆在人们面前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     

"四普"至"五普"间中国城镇人口增长构成分析

利用 1 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和 2 0 0 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资料 ,对在“四普”至“五普”间中国城镇人口增长构成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 ,在新增长的城镇人口中 ,有 5 2 %是来自于地域的重新划分 ,有 31 %是来自于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迁移 ,来自于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的只有 1 7%。本文认为 ,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应当主要依靠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迁移 ,因此 ,采取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解决好从农村迁移到城镇的人口的就业和生活 ,使他们能够顺利向城镇转移 ,这对于 2 1世纪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的影响探究

后疫情时代研究城市化发展中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产生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对秉承“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念构建安全韧性城市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2011～2019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数据，建立包含人力资本与环境压力两条作用路径的分析框架，试图对人口集聚是否会提升城市韧性水平做出解答和机制验证。结果表明：（1）人口集聚程度对城市韧性有提升作用；人口集聚主要通过人力资本和环境压力的中介效应对城市韧性产生作用；（2）在门限回归中，环境压力具有单一门槛作用，人力资本具有双重门槛作用，越过门槛前后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的影响程度有所变化；（3）异质性分析中，划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类型的城市时，城市韧性水平处于不同分位数时，区域间人口集聚与人力资本、人口集聚与环境压力两相组合划分时，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的影响方向与大小均存在差异。最后从人力资本和环境压力这两条影响路径切入，聚焦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影响的实证分析提出几点政策启示。     

新型城镇化发展应努力实现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2013年底,中央召开了城镇化工作会议并公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对我国近期发展新型城镇化作出了总体规划和具体部署,明确提出,到2020年将实现1亿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镇转移。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全面快速推进,将有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迁移。在这一过程中,流动人口能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政府面临的重大社会课题,考验着政府的施政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流动人口的发展趋势及其主要特征和面临的问题人口流动迁移是社会开放和城乡发展、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社会现象。     

东北跨省流出人口的家庭化迁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跨省迁移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东北地区从2000年开始流动人口逐渐由个人跨省流动转变为家庭化迁移,然而国内有关东北地区跨省家庭化迁移的人口学、社会学实证研究较少。本文利用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家庭结构、定居意愿、家庭化迁居方式、迁居水平、影响因素对东北地区家庭化流动人口的发展趋势进行量化分析。研究表明跨省迁移家庭结构的稳定、流入地家庭收入的增长、定居意愿的加强等因素使家庭在跨省流动家庭化迁移进程与迁移方式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家庭化迁移过程中东北地区流出人口的年龄越大、在流入地时间越长、家庭成员收入水平越高,家庭化迁居水平就越高。面对东北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增强的情况,政府应顺应社会规律,强调责任主体意识,深化政策领域改革,建立为流动家庭服务的社会政策。     

上海郊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人口再分布和社会重构

上海郊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人口再分布 ,主要呈现城市人口郊区化扩散与农村人口城市化集聚同时加快推进、城乡人口扩散 -集聚流高强度辐合于近郊地带等特点 ;这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重构过程。本文利用 2 0 0 0年人口普查数据 ,对浦东新区街镇社区人口的社会重构现象作了多侧面的分析 ,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试析社会主义国家城市化的特点

在现代工业化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这一过程的初期,大量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迁移,引起了较高速的城市化。这几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Davis1965)。这种人口在地域上的转移实际上是经济结构中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表现。路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式正是用以表明这些关系的(Lewis 1954)。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也经历了这样一个性质相同的过程。但是,由于一些不同的条     

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基于工具变量的实证研究

人口空间分布受地域生态环境、商业条件和历史文化差异的影响而呈非均匀性特征。随着大中城市经济优势的日益扩大及限制人口自由流动政策藩篱的消除,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的向心力不断强化。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规模已经突破2 000万人,大规模的人口流入对城市的交通、社会秩序、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住房保障等诸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人口疏解与人口控制成为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重要社会管理举措。同时,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的背景下,人口作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成为各个地区竞相吸引的宝贵资源。面对疏解人口还是集聚人口这一现实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回答人口集聚是否拥有经济增长效应并在实证上检验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的大小。为此,本文应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我国人口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为了克服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应用工具变量、矩估计等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小学教师数和卫生医疗工作人员数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结果显示人口集聚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此外,通过引入交叉项实证研究人口集聚引发的人口结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改善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基于此,应进一步促进人口集聚,发挥人口集聚效应,特别是通过人口集聚来改善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这对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更有意义,在实行人口疏解政策时有必要考虑人口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效应。     

美国城市化背景下人口流动的特点、启示与借鉴

美国是世界上人口流动最频繁的国家,人口流动加快了美国城市化进程,促进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考察探讨美国城市化背景下人口流动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对于促进我国人口城市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现代化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尤其是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在我国把城市化作为社会经济新一轮发展的重要载体，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人口城市化道路，探索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如何加快城市化发展步伐与如何科学地选择人口城市化战略、城市化与人口现代化问题、当前在城市化发展中人口现代化的现状问题，     

人口城市化空间路径的理论与研究及其启示

城市化的实践进程表明,一个国家的人口城市化往往遵循"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或者"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的空间路径而展开。文章对"空间循环假说"、ROXY指数方法、"区域城市化"概念以及"差别城市化理论"等人口城市化空间路径理论的演绎进行了梳理,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结合中国人口城市化进程特点,文章认为,人口城市化空间路径理论与研究对中国城市化的道路模式、区域规划以及都市圈与城市群区域人口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有启示作用。     

人口集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人口要素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人口集聚为城镇化提供重要动力,而城镇化进程将进一步促进人口集聚,人口要素与城镇化进程通过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方面深度融合,形成密不可分、相互促进的系统。本文构建关联协调度模型分析近15年来我国人口集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状况。结果显示,我国的人口集聚水平和城镇化进程由不协调逐步转向协调发展,即初期在传统城镇化阶段,人口集聚水平落后于城镇化水平,而在后期的新型城镇化阶段,人口集聚开始引领新型城镇化发展。通过改善人口城乡结构、人口教育结构、人口就业结构和人口收入结构可以有效缓解人口年龄结构带来的隐患,这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内人口集聚与城镇化继续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人口城市化的几个问题

<正>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逐步转变为城市人口,这是当今各国的一个普遍现象。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人口由第一产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的转移,必将加速我国人口向市镇迁移和集聚,加快我国人口城市化进程。这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口城市化过程,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看,牵涉到社会各个经济领域的深刻变化,牵     

首都圈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集聚力与离散力的“博弈”

当前首都圈人口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以京津为中心向外围递减的格局,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这一分布格局的形成机制,得到以下结论:当前首都圈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初始的人口规模和自然地理禀赋是其形成和发展的基础;首都圈"中心—外围"的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是一系列集聚力和离散力"博弈"和"对抗"的结果,其中就业机会、工资水平以及反映科教实力的高校数量是主要的集聚力,而房价、交通拥堵以及水资源短缺是主要的离散力,水资源短缺的制约作用最大;该分布格局也是各城市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反映,中心超大城市已处于工业化发展后期,对高端劳动力和为高端劳动力服务的低端劳动力均有较大的需求,而首都圈外围城市还处于工业化初期或中期阶段,资本密集型产业仍是主导产业,对人口和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弱。今后除了需要遵循城市化发展本身的规律以外,改善和调节上述导致人口过度集聚的集聚力和离散力及其对比关系,通过政府力量介入,尤其是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大力推进和实施,加快河北省城市化发展的步伐,尽快缩小与北京、天津的区域发展差距将成为合理布局人口空间格局,促进首都圈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     

人口流动研究进展：测度方法、影响因素与经济社会影响

人口流动和迁移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现象。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与户籍限制放松，我国人口流动规模大幅增长，以人口流动为核心议题的研究也日趋丰富。文章在阐述人口流动相关概念、理论演进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从人口流动的测度方法及数据来源、影响因素及其经济社会影响等维度，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其研究进展。首先，目前我国人口流动规模和流动强度呈现持续增长趋势，流动方向发生显著变化，流动特征存在异质性。其次，已有研究主要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大数据资源和利用辅助变量对人口流动规模进行测度。再次，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政府、个人、经济、社会和环境等五个方面，且存在单因素或多因素叠加的影响机制。最后，在区分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基础上，分别从经济和社会两个维度，廓清了人口流动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今后，政府应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学界应积极开展相关研究，以推动人口合理流动，从而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及国内大循环的形成，助益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中国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人口流动限制的放松和户籍制度改革,大规模的人口跨地区流动成为常态,其总体趋势表现为人口向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流动。促进人口合理流动一直是我国人口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但问题是如何判断人口流动是否合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人口流动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判断标准之一。本文以2000-2015年中国省级数据为样本,利用门限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选取高技能人口比例等指标为门限变量,发现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当高技能人口比例超过7.24%时,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将增加8%。反映区域发展条件的其他门限变量估计结果同样显示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存在着门限影响,当人口抚养比、城镇化水平、非农就业人口比重、信息化水平超过门限值后,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会显著增强。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实证检验获得了相同的研究结论,高技能人口比例的门限值提高到10.57%,反映了第二产业对高技能人口的更大需求。总体看来,我国区域人口集聚水平与区域劳动生产率存在较强相互促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