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过度自信、董事会结构与公司业绩的实证研究

在CEO过度自信的层面上研究CEO两职合一、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业绩的关系.以经理人持股比例变化作为衡量CEO过度自信的代理变量,通过建立全样本和CEO过度自信匹配样本两个样本组,在控制公司特征变量和治理结构变量的基础上,用 2007 年和 2008 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对两个样本组分别做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CEO过度自信的前提下,董事长与CEO两职分离有助于提高公司经营业绩,而在CEO非过度自信时则不存在这样的关系,这说明两职分离能够纠正由于CEO过度自信而导致的非理性决策行为,有利于改善公司的经营绩效;不论CEO是否过度自信,独立董事比例对公司业绩都没有显著影响.针对CEO过度自信衡量方法和样本容量的稳健性检验都表明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与投资决策的实证研究

基于行为公司金融视角,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的现实表现及其与企业投资决策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在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中,四分之一左右的高管人员具有过度自信行为特征。(2)同适度自信行为相比,高管人员过度自信行为不仅与投资水平显著正相关,而且投资的现金流敏感性更高。(3)过度自信高管人员投资的现金流敏感性随股权融资数量的减少而上升。(4)在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安排和治理结构下,过度自信高管人员在公司投资决策中更有可能引发配置效率低下的过度投资行为。     

环境因素、CEO过度自信与IT投资绩效

CEO的影响很早就出现在IT绩效文献中,然而先前的研究并没有回答,什么样的CEO,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对IT投资绩效更为有利。以我国2007~2013年全部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高阶梯队理论,构建一个整合的CIPE模型来解释CEO过度自信对IT投资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以及CEO过度自信对IT投资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如何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CEO过度自信对IT投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特别是在高信息强度、高技术波动和高竞争强度的环境中,CEO过度自信对IT投资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更为积极;但CEO过度自信对IT投资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有利影响同样存在边界,在低信息强度的环境或是低技术波动的环境中,这种有利影响变得消极。本文拓展了当前的IT绩效文献和过度自信文献。     

CEO变更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实证模型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CEO变更是由于代理人没有实现委托人对企业价值的预期,委托人以解除契约的形式来体现其约束机制的威力。为验证委托代理理论对CEO变更与企业价值关系的解释力,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两个前提假设,即委托代理关系的成立和企业价值低于股东的预期,构建CEO变更与企业价值关系的Logistic回归模型。选取2005年至2009年中国资本市场发生CEO变更、A股持续经营的上市公司样本,依据样本企业价值和企业性质的不同对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组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价值水平较高时,股东对企业价值的预期通常能够得到满足,导致股东依据企业价值水平变更CEO的可能性较小;民营企业由于公司治理水平较低,CEO与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不一定成立,这两种情况均会降低委托代理理论对CEO变更与企业价值关系的解释能力,因此仅用委托代理理论来解释CEO变更与企业价值关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家族控制、职业化经营与公司治理效率——来自CEO变更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2-2008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CEO变更的视角,考察了家族控制和职业化经营特征对不同类型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家族所有权与管理层的分离以及家族控制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相对于非家族企业和家族CEO企业,在职业经理人担任CEO的家族企业中,代理问题较低,CEO变更与公司业绩之间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公司治理效率较高.家族职业化治理效率的实现机制主要是所有权监督和董事席位控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公司较差的经营业绩期间,CEO变更决策所导致的代理问题会影响公司价值.上述研究结论说明,在CEO变更的情境中,家族控制特征降低职业化经营的家族企业中的代理问题,加重家族成员担任CEO的企业中的代理问题.     

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

行为财务学将公司的管理者与决策者的心理因素引入投资决策影响因素当中,有效地弥补了传统投资决策分析的不足.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行为比较显著,分析过度自信对于公司投资行为非效率化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对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进行分析,对过度自信对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影响的表现做出总结,有利于进-步改善和规范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和效率.     

管理者过度自信、税盾拐点与公司绩效

随着行为公司金融的兴起,管理者非理性尤其是过度自信的认知偏差与公司财务决策关系的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基于中国制度背景,以2002年至200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观测值,考察管理者过度自信、债务政策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采用Tobit和Lopstic回归模型,从管理者过度自信视角,利用税盾拐点考察公司的债务政策.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显著影响公司的债务政策,公司税盾拐点随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的增强而降低,表明过度自信管理者将实施更为激进的债务融资策略.利用OLS回归模型检验过度自信管理者实施的债务政策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公司绩效随债务税盾拐点的降低而下降,意味着如果过度自信管理者奉行的债务政策是激进的,将对公司绩效产生不利影响.     

管理者代理行为、公司过度投资与公司治理——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的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企业生命周期新的划分指标,从企业发展的动态层面研究管理者代理行为与公司过度投资之间关系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演变,并检验公司治理机制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治理效果。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代理行为随企业生命周期动态变化,其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随企业生命周期发展不断减弱。不同公司治理机制的治理效果随企业生命周期也发生变化,其中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在成长阶段能够有效抑制公司过度投资,而独立董事在成熟阶段及大股东在衰退阶段均显著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成长阶段中的公司监事会能够对代理行为引致的过度投资起到显著的监督作用,而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则显著加剧代理行为引致的过度投资,成长阶段中管理层持股、成熟阶段中独立董事与外部机构持股以及衰退阶段中大股东均显著没有起到应有的治理作用。     

合伙公司中合伙人过度自信水平衰减速度研究

利用Bayes法则建立模型研究合伙公司中合伙人过度自信水平的衰减速度问题.研究表明,合伙公司中过度自信合伙人的过度自信水平将随时间递减;合伙人的过度自信水平衰减速度不仅与其自身过度自信水平有关,还与其他合伙人的过度自信水平和合伙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有关.这是合伙人过度自信水平的一种总体的平均变化趋势,在实际应用中,合伙人的过度自信水平将呈现出波动下降趋势.     

CEO体制与公司治理

传统的公司治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条件下的代理问题,通过建立一套既分权又能相互制衡的制度来降低代理成本和代理风险.在分析了公司治理的终极目标和CEO体制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CEO管理体制能够解决竞争环境带来的决策与执行的矛盾.CEO体制是在现代公司治理方面一次重要的制度创新,它成功地实现了企业重大决策权由董事会向经营管理专家的部分让渡,较好地解决了"决策层和执行层脱节"问题,丰富了现代企业组织管理的集权和分权的适度原则.但是CEO体制还存在着弊端,需要在监管方面不断地纠正和完善.     

多元化、公司业绩与总经理变更

总经理变更是公司内部治理的重要手段,其业绩敏感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以2002年～2007年沪深两市702家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探讨多元化经营对总经理变更绩效敏感性及其业绩改进效应的影响,为公司经营模式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提供经验证据,利用传统的Logistic回归、边际效应分析以及面板数据随机效应回归对多元化和总经理变更的关系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多元化降低了总经理变更的业绩敏感性,多元化公司总经理变更的概率与资产收益率代表的多元化公司业绩变化没有显著的关系,即使在公司业绩下降的条件下,股东替换总经理的动机也弱于集中化公司;多元化公司总经理变更后的资产重组行为规模显著弱于集中化公司,带来的业绩改进也小于集中化公司。     

管理决断权、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企业层面上研究了管理决断权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及两者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权变关系。论文选取2002-2007年深沪两市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构建了管理决断权的多指标衡量体系,证明管理决断权对高管薪酬和企业绩效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企业绩效好的情况下高管薪酬与管理决断权的联系更为紧密。同样,在高管理决断权情况下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挂钩更加紧密,但同时企业会面临监管难题。     

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随着公司治理结构趋同,私人关系等软性治理因素受到关注,独立董事私人关系成为目前国际上公司治理研究的前沿问题。与成熟资本市场国家相比,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正式制度尚不完善,为私人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发挥作用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在重视人情关系的中国,研究私人关系的价值有重要意义。        基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的视角,研究私人关系的价值效应,进一步探讨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的价值效应是否受到微观代理问题和宏观正式制度的影响。手工收集2005年至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与CEO的毕业院校、曾工作单位、籍贯省份、专业协会成员等信息,判断独立董事与CEO是否存在私人关系,并计算私人关系广度和强度。基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独立董事咨询功能、资源提供功能和监督功能的影响,探讨其对公司绩效影响。基于理论分析,研究微观代理问题和宏观正式制度的调节效应。利用14 020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作为研究样本,使用OLS、公司固定效应模型和代理变量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程度越深,公司绩效越好,在解决了可能的内生性之后,结论依然稳健,证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具有提升公司绩效的价值。进一步研究发现,代理问题越严重的公司,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公司绩效的促进效应越大。公司所在地正式制度越不完善,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公司绩效的促进效应越大。        利用中国公司数据,提供了新兴加转轨资本市场独特的经验证据,补充和丰富了上市公司高管内部私人关系的相关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私人关系等软性治理因素的价值效应。为独立董事有效性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对独立董事的关注点应从追求形式上的独立性转移到重视实质上的有效性。对理解经济转型时期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应“因势利导”地发挥非正式制度的力量。     

金融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关系实证研究

应用方程估计与曲线拟合的方法,在国内外高管薪酬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以2001-2008为时间窗口,研究了沪深两市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结构和薪酬水平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问题,通过绩效评价模型和回归模型的求解,实证研究发现,我国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和薪酬结构与公司绩效均基本无关,国有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明显高于非国有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而其绩效差异却不显著,说明我国政府对国有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实行限制,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基本要求,但在非国有金融类上市公司内及其他垄断性行业内,高管薪酬的差别也较大。因此,也有必要将这种限制拓展到非国有金融企业以及其它垄断性行业。     

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企业成长过程中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能否得到有效传承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评价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的4个维度,并通过对206住企业高管成员的实地访谈和179份有效问卷的数据分析做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与团队绩效、公司绩效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团队绩效作为中介变量影响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协作进取维度对团队绩效和公司绩效的影响作用尤为突出.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行为异化——来自我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倾向于过度投资,并对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有更高的敏感性。即当公司有充裕的融资活动现金流时,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过度投资;反之,则投资不足。本文还发现,过度投资与经营活动产生的自由现金流之间的敏感性基本上不受管理者过度自信心理特征的影响,这与其它一些研究的结论不一致。     

董事会特征与总经理变更

本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1999年前上市的公司为样本,研究董事会特征等治理变量对总经理变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相对业绩下降公司的总经理变更能起到显著解释作用的变量只有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和公司的领导结构。而其它治理变量,诸如董事会规模、管理董事比例、独立董事比例、股权集中度、董事会成员持股比例等,未能对总经理变更起到显著的解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