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天启年间宗禄定为永额新考

嘉靖四十四年《宗藩条例》实施后宗禄确实大幅削减,但此后宗禄拖欠问题依然长期严峻。正是万历十一年的周府岁禄拖欠问题,直接触发了宗禄定为永额举措的出台。先由钦差礼科都给事中万象春与各抚按及各该亲郡王条议,数年后又经廷议,万历十八年六月明神宗下令将河南、山西、陕西三布政司宗禄定为永额,并辅以其他重要条款。直到万历末年、天启年间,随着明朝财政危机的加剧和持续,天启五年明熹宗下令也将山东、湖广、江西、广西、四川等地的宗禄定为永额。宗禄定额举措陆续出台后,宗禄的拖欠依然时有发生。因为明朝宗禄的总额实在太过庞大,加以农业灾荒、地方拖欠等原因的制约。但明朝毕竟在明亡前已经根本控制了各地宗禄的继续增长势头,在宗禄时常拖欠的背景下,宗禄定为永额之举,确实也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明朝宗藩的生存危机。     

东林党和张居正——兼论东林党的发端

本文着重探讨了明朝后期东林党人与张居正的关系,认为东林党是张居正改革事业中主要方面的继承者。文章还认为,东林党形成的发端,是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事件。     

顾允成为海瑞辩诬是东林党政治斗争的嚆矢

海瑞于一五八六年(万历十四年)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时,曾受到南直隶提学御史房寰的诬陷,经过吏部办事进士顾允成、太仆卿沈思孝、吏科给事中张鼎思、南京户科给事中徐常吉诸人先后反复上疏,揭露房寰的贪脏枉法罪行,力辩海瑞的正直无私、大节凛然。最后朝廷才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免了房寰的职。一个南直隶提学御史,职位并不高,为什么竟能够和三朝元老海瑞分庭抗礼?朝廷又为什么迟迟不加处理?为什么这一事件后来又给朝廷以强烈的冲击?发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东林党议视野下雅文学的区域化转移

晚明以降,东林党议祸至明亡,学术领域内呈现出程朱学与王学的激烈对抗.然而,在其影响下的雅文学演进之脉络却异常清晰,即出现了由吴中到湖北,再到江浙三次重心的转移.这意味着在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观照下,晚明文学的变轨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矩可循的.     

东林党议视野下晚明文学的历史分期

晚明文学夹杂学术思潮,复杂而多变,故学界尚未有分期之论,然并非不可操作。万历二十年（1592）至天启四年（1624）,是性灵文学繁盛的时期。在王学与“狂禅”的影响下,湖北地区的公安派和竟陵派先后登上历史舞台,高举“性灵”大旗,倡导革新,逐渐形成了全国性的影响,继而在东林党学术与政治的双重压制下先后没落。天启五年（1625）至崇祯十七年（1644）,是社团文学繁盛的时期。伴随政治危机的加剧,东林党议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原本士大夫之间利益的纷争,演化为东林党与阉党你死我活的血腥斗争。突出反映在文学上,则是江南地区文人结社的勃兴,呈现出党社一体化的鲜明特点。     

《聊斋·郭生》篇与明天启年间“东林党”之祸

《聊斋志异》中的许多篇章,是蒲松龄依据我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或重大的社会问题为背景写作成的。这些故事,都是从某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事件与政治斗争。从故事的描述中反映了作者蒲松龄的政治观念与思想倾向。在此,笔者谈一谈一向被人们所忽视的一篇短文《郭生》。     

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一场尖锐的斗争。本文试就这场斗争的历史过程作一粗浅探索,以总结历史经验,弄清无政府主义的反动实质,为进一步开展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批判和斗争提供历史借鉴。无政府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者的反动社会思潮,最初产生于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二十世纪初期,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新思潮”,经一些留学生及反清流亡者的介绍传入中国。辛亥革命前,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反对清朝封建专制,反对封建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等方面起过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和儒家的斗争简介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21年),是我国历史上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的时期。以奴隶为主体的广大劳动人民由于不堪忍受反动腐朽的奴隶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接连不断地奋起反抗。他们开始是纷纷逃亡,后来便发展为武装暴动。有的奴隶起义已形成为成千上万的有组织的队伍。如著名的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就有“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所到之处,奴隶主贵族望风逃窜,不敢抵抗。他“名声若日月,与尧舜俱传而不息”。(《荀于·不苟》)这种以奴隶为主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暴动和起义,是摧毁奴隶主统治的主力军,对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起了决定作用。同时,代表新的封建生产关系     

略论湖广市民反对陈奉的斗争

明朝万历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公元一五九九年至一六○一年),在湖广地区(主要介绍今天的湖北地区)爆发了城镇市民反对宦官征税开矿的斗争,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本文将粗略地论述这次斗争的有关问题。     

嘉靖至万历初年内阁首辅的争权斗争

<正> 1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专制皇权,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以谋逆、私通蒙古和日本的罪名,将左丞相胡惟庸诛戮,从此废除了中书省的建制,并在《祖训》中明令:“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然而,废除丞相后又带来了一个麻烦,即朝廷内外一切事务都得由皇帝一人操办,众多的事务使得皇帝难以招架,于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即洪武十三年九月,又不得不设四     

概述明朝末年苏州手工业工人和市民的斗争

明后期,苏州在家庭手工业广泛存在的基础上,城市工场手工业得到迅速的发展。从丝织业来看:“吴民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篡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明实录》)。那时,有各种专门手工技艺的工匠,分别在不同地点等候受雇。缎工立花桥,纺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叫车匠,立濂溪坊。“素缎织工聚白蚬桥,锦缎织工聚金狮子桥,名曰立桥,以便延唤”(《吴门表隐》)。当时,苏州“东北半城万户机声”,是丝织业的一个中心。并且“绫布二物,衣被天下”,丝织品已行销全国。苏州每年产绸有数十万匹,绫、罗、紬、纱、锦三十多种花色。这些美丽闪光的丝绸,是工人用血泪和汗水织成的。“双臀坐不安,二脚蹬不直,半身入地牢;间口尝荤饭,逢节暂松闲,折耗要赔还,络纬常通夜,抛梭直到晚”(陈铎《机工谣》)。这就是织工痛苦生活的真实写照。由于封建统治者对丝织业工人无穷尽的掠夺和残酷剥削,在苏州先后激起了手工业工人、市民的斗争,农民抗租抢米斗争和“奴变”。这场壮烈的斗争,震撼和动摇了明末封建统治的基础。兹将明末在苏州发生的几次重大斗争概述如下:     

明代嘉靖至万历时期政治变革的走向

嘉靖至万历前期长达六十余年,是明代历史中极为重要的阶段.明世宗通过"大礼议"清除了杨廷和集团,重新恢复了明代政治秩序,结束了武宗败政时代.钦定大礼之后,对世宗之前明代百余年来政治积弊的变革才成为可能.在世宗的全力支持下,从"大礼议"中脱颖而出的张璁是嘉隆万政治变革的开启者,而在神宗等人支持下的张居正是这一变革的继承者和终结者.其间以阁权的有限扩张为时代特点,并由此带来这一时期的诸多变革,探讨嘉隆万政治变革的政治走向,有助于认清明代历史发展的轨迹,成为明代政治变革的最大特点.     

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

从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把红旗插上井冈山,至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历时一年另三个月,是为井冈山斗争时期。向井冈山进军是我党革命中心开始转移的标志,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出发点。这个时期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基本形成的时期。本文拟探讨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条件和主要内容,也涉及它的特点和地位问题。     

辛亥革命时期辽宁革命党人的斗争

辛亥革命时期辽宁革命党人的斗争,是以孙中山为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由于具体条件不同,辽宁革命党人的活动,表现出许多特殊性。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回顾其斗争业绩是很有意义的。一辽宁自古为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自甲午迄辛亥,辽宁蒙受甲午、庚子和甲辰三次战争浩劫;封建的政治统治、经济压榨以及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使人民陷于“赋重年饥欲逃难飞”“不复聊生”的绝境。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以致从一九○六年开始当地人民不断掀起各式各样的反抗斗争。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来到辽宁,其重要成员丁开嶂、朱锡麟等,在兴京(今新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物价斗争

抗日根据地的物价斗争的目的就是 :经过各种努力和对敌经济斗争 ,求得物价的相对稳定。为此 ,陕甘宁边区通过开源节流、平衡收支奠定平稳物价的基础。通过进行贸易斗争和货币斗争 ,灵活运用价格政策与策略 ,调剂市场 ,平抑物价波动与上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山东省委的艰苦斗争

山东省是全国建党最早的地区之一。山东省党组织的发展,经历了十分艰难曲折的过程。特别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仅省委领导机关就遭到敌人多次严重破坏。然而,山东党组织从没有停止斗争,而是从一次次挫折中不断恢复和发展     

明代市民反“海禁”斗争述略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已经进入了它的后期,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日益尖锐,社会阶级矛盾不断激化。鉴于此,明初太祖朱元璋就强化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统治,并在经济上强制实行“海禁”、“山禁”、“矿禁”诸政策,其中尤以“海禁”政策,影响最大。无疑,明朝政府推行的海禁政策,对我国明初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对我国封建制度的生存、也起了延缓的作用。从明初开始,明代人民的反“海禁”斗争,     

咸丰时期的巡幸之议

咸丰后期曾在内忧外患交困的情势下,被迫巡幸,为此诱发了朝廷内外的巡幸之争。巡幸之争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时势及权力之争,其中西巡的观点一度甚嚣其上,对光绪二十六年的西巡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