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诉求--论“太平洋派学人”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太平洋派学人”具有地缘性、精英性和政治边缘性特点。他们以知识分子先行者的敏感关注俄国革命,并从学理角度理性分析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实验,鲜明地体现出了其自由主义思想以及基于这种立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太平洋派学人”自由、宽松的政论基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他们的自由主义立场彰显着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尊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提供了更为宽阔的发展空间。     

玄武区年终“捆绑式”考评让基层减负

国人中有着一种“父母官”情结：老百姓敬仰“爱民如子”、“为民作主”的“父母官”：一些在地方上当“官”的也常常以“父母官”自居．对着电视镜头说：“作为‘父母官’．我一定如何如何。”     

启蒙与救亡的二重协奏——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嬗变

中外文化语境的不同和中国社会的具体状况造就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独特的身份特征和文化内涵,他们既汲取西方文化的营养,又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随着公共空间的建立,在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中,他们借助理性的力量,以独立思考的姿态和与社会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展开对民族、文化和国民性的批判。他们是中华民族特具的生存处境、生活方式及其生存价值和西方现代理性密切交织所孕育出的独特的文化范型。     

鲁迅的“五四”观和“五四”叙事

在鲁迅的认识中,“五四”是一极为宽泛的范畴,有时是指“五四”运动,但更多时候是指“新文化运动”。鲁迅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是先抑后扬,而对“新文化运动”则是肯定之时亦有反思。他的“五四”叙事是以“新文化运动”为中心,整体性观照视角下的“反思”式书写。对知识分子与传统同一性存在的表现及超越意向的寄寓等,让其生命体验蕴蓄着新的淬炼和升华的可能。     

最后的儒家，最后的觉悟——国家构建视野中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目前学界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史的研究或对乡村建设运动本身就事论事的研究层次，本力图把梁的乡村建设思想放在近代中国国家构建与社会转型的宏大背景中，侧重从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理论的视角对其展开讨论。首先详细分析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主要代表作《乡村建设大意》，进而突出梁漱溟乡村建设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两项即“农民自觉”与“乡村组织”。在引入国家构建理论之后．本认为星火燎原式的“乡村组织”意在化育独立成熟而拥有自身公共空间的中国社会．而由知识分子引发的“农民自觉”便于提供一种足资构建现代国家利用的化形态，这亦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精义所在；并在末试图指出梁乡村建设思想的现实意义。     

梁漱溟：“中国的甘地”

梁漱溟，“中国最后的儒家”。走完百年人生，学人无不称颂其“敢于犯颜直谏”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美德。当年，马歇尔、司徒雷登称梁漱溟为“中国的甘地”。从记述梁漱溟的资料中，记者只感觉他是一个冷面的儒者。在这尊严峻冷面“佛”的背后，究竟是怎样一副悲天悯人的胸怀，他还有无另一副面孔？     

龚自珍论:亦“开风气”亦“为师”

龚自珍是中国近代文化史初始时期亦“开风气”亦“为师”的先驱人物。虽然我们在他的诗文中 ,找不到直接论及“现代化”的语句 ,但可以明显感觉到 ,他思维的脉搏与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之际社会肌体的新陈代谢息息相关。具体而论 ,首先 ,他开启了对内“变通”、“更法”的风气之先 ;其次 ,他开启了对外“筹边”、御侮的风气之先 ;最后 ,尤具学术与政治双重意义的是 ,他开启了知识分子依本传统文化研讨现实问题 ,“喜以经术作政论”的风气之先     

西方传教士与国民性问题的关注

本文以近代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潮为背景,以西方传教士在华的政治、文化、教育活动为主线,着重考察了国民性问题在其传教活动中的突出地位,并对他们采取的“西艺──西知─—西政”和“由上而下”两条各有特色的开民智路线作了探讨。尽管其活动主旨在于传教本身,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仍具有警醒奋起和变化民质的客观效果。     

抗战时期林同济的国民性改造思想述论

国民性改造思想是抗战时期战国策派思想的基础。战国策派认为秦汉以来的历史文化所造就的国民性是导致中国衰败和无法应对抗战民族危机的根源。作为该派主将的林同济集中批判了中国国民性中的“士大夫”人格,抨击士大夫官僚传统的四毒和“中饱”极弊使国民养成官僚化性格和“官商者模样”,指责传统的忠孝观念导致国民重私德而轻公德,指出这些是国民劣根性的集中体现,无法适应新战国时代“战”和“力”的要求。他主张改造落后的国民性,唤回列国时代的“大夫士”精神,构建“战士式”的人生观,增强民族活力,实现全民族的抗战胜利,进而重建中国民族文化。      

“非知识分子写作”:“文革文学”的一种潮流与倾向

“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话语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民间大众话语的合流中遭到重创,“非知识分子写作”成为一种潮流与倾向;主流文学中“知识分子”的写作在本质上是非知识分子的。     

试论邓拓办报的“书卷气”

作为一名具有“书生气”的知识分子,邓拓对中国传统文化、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兼收并蓄,造就了他独特的“书卷气”办报风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 传统文化的艺术、深厚的学识使他在报刊活动中既坚持求真、求实的独立思考精神,又追求报刊的可读性与群众性,而坚持党性则使其“书卷气”独具一格。     

“在民众与艺术间的一个过电器”——摩登社“学校戏剧运动”及其论争考察

摩登社发起的“学校戏剧运动”,因其倾向于无产阶级的民众戏剧运动实践和对“学校戏剧运动”理论与实行的总结，在戏剧界尤其是“学校剧”和学校教育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在考察艺术剧社等革命知识分子之外，严重忽视了以左明、姜敬舆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接近无产阶级戏剧的艰难探索。因此，梳理、辨析“学校戏剧运动”及其有关的诸种声音，对于重新审视左翼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语境和倾向无产阶级的戏剧谱系，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国民性的内涵及其养成

“国民性”概念缘于欧洲启蒙运动。其历史源流显示,“国民性”兼具两层内涵:政治意义上,与 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密切相关;学术意义上,表示一个民族与其生存的文化生态系统相互适应形成的共同 心理结构。现代教育,需从关注人的精神成长,从民族性格与文化认同角度,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理 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发挥“民族文化心理场”对国民性的养成作用,构建塑造 现代国人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的动态、交叉、立体的教育生态,培养国民的国民性。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李存山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孔子论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符合文化发展之“变”与“常”的辩证法。自汉代始立的“三纲”，并非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作出的“损益”。在中国近代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从“中体西用”发展到“标本并治”乃至“重估一切价值”，“哲学”观念和进化论的引入对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其常道并非“三纲”，而应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优秀传统，而我们也应在文化上作出与现时代相适应的“损益”。     

阿尔志跋绥夫与“五四”文坛

阿尔志跋绥夫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重要作家，作品于“五四”时期传入中国，并因为鲁迅先生的大力推崇而为人熟知，并在“五四”特殊的时代风潮下引起巨大的反响和震动，亦随着“五四”的退潮。时代环境及文坛风潮的悄然转变而逐渐淡出国人的视线。     

胡适论议政的知识分子及其独立性

在胡适看来，议政的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是要力争做国家、政府、当政者的“谏士”和“诤臣”。然而，身为“诤臣”的议政的知识分子言论的相对独立性如何得到保障？胡适认为，主观上，知识分子要与政府有意识地保持一定的距离，做一个置身局外的“局外人”；客观上，知识分子要有经济上的保障，即“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这样才不会为“饭碗势力”所左右。     

评陈独秀关于改造国民性问题

“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是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救国之道。虽然其本身有许多缺陷,也不是改造国家的根本途径,但这场思想革命的意义却不能低估,它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必经之路。陈独秀作为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发起者和核心人物,对改造国民性问题有其独特的见解和贡献。     

陶孟和笔名考

陶孟和是现代著名知识分子,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也是“五四”前后至1930年代思想舆论界的重要成员,一生著述宏富,涉及社会、教育、历史、文化、经济、国内国际政治、心理学、新闻学、图书馆学等领域。考证陶孟和的笔名“明生”“AB”“梦和”,以及陶孟和以此三个笔名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并考辨一些工具书中关于陶孟和笔名的错误,这对于研究陶孟和以及相关报刊和民国时期思想文化史,都是不可缺少的。     

邓小平对知识分子思想、政策的理性超越

在邓小平教育理论中，“两个尊重”以其特定的时代内涵和现实要求对历史上和现实中对待知识分子的非理性主义传统和常识性理念进行理性赵越，形成了“两个尊重”的社会理性、社会风气和社会机制，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和价值的理性张扬、现实关怀和人道主义包容，关心、促进并保护了我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健康成长，为我党跨世纪的知识分子工作指明了时代方向。     

阐释的再阐释——“诗可以怨”阐释向度解析

“诗可以怨”作为中国古代原创性诗学命题之一,是对《诗经》文本的一种阐释,而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对“诗可以怨”的再阐释形成了一条跨越时空、影响深远的理论脉络。在“诗可以怨”理论的诸多阐释向度中,它与中国抒情诗学体系以及古代知识分子个体价值追求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