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创业成长中的双重网络嵌入路径研究

创业成长的过程体现为新创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新创企业成长的内涵包括规模扩张和能力提升两方面,由于受资源限制,新创企业的规模扩张与能力提升往往不能同步实现,因此存在两种不同的成长策略:一是先扩张规模后提升能力的"外延-内涵"式成长策略;二是先提升能力后扩张规模的"内涵-外延"式成长策略。从资源获取的角度看,实现社会网络和产业网络的双重嵌入是新创企业成长的关键。新创企业不同的成长策略对资源要求的差异,导致网络嵌入路径的差异,二者存在某种程度的对应关系。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民工创业面临着社会网络和产业网络偏离的困境,与农民工新创企业对两种不同成长策略选择相对应,形成两条不同的双重网络嵌入路径:一是基于"外延-内涵"式成长的"社会网络-产业网络"嵌入路径;二是基于"内涵-外延"式成长的"产业网络-社会网络"嵌入路径。政府应根据新创企业的不同成长策略及不同网络嵌入路径的差异,制定扶持农民工创业的差异化政策。     

国际投资与产业升级的动态学

国际投资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先进国家通过对外投资拉动落后国家的发展和产业升级,中国却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主动获得产业升级。通过模型分析,得出中国清晰的产品内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路径:首先参与跨国公司的全球分散生产嵌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与分工网络,然后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或并购高附加值生产链进而主导整个价值链,再通过全球范围内分散生产将附加值生产链分包出去。     

网络嵌入对制造业企业品牌价值影响机理与作用边界的整合

制造业企业品牌价值的塑造与提升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在分析网络嵌入对品牌价值影响路径的基础上,探讨了环境动态性在网络嵌入、社会责任与品牌价值关系中的整合边界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网络嵌入与制造业企业品牌价值间具有积极关系,关系嵌入、认知嵌入和结构嵌入程度越高,品牌价值越高;技术动态性在网络嵌入与品牌价值关系中具有显著的整合边界作用,即随着技术动态性的提升,网络嵌入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品牌价值的作用下降;市场动态性在认知嵌入、关系嵌入与品牌价值的作用过程中同样具有整合边界作用,但社会责任在结构嵌入与品牌价值关系中的路径作用并未受到市场动态性的影响。     

从“个体赋权”迈向“集体赋权”与“个体赋能”:21世纪以来中国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路径反思

21世纪以来,个体赋权构成了中国劳工权益保护的主要路径。个体赋权建立在短缺经济和生存劳权的基础之上。随着中国商品市场从短缺到充裕、劳动市场由充裕到短缺的转型,劳工权益诉求也从"生存"转向"发展",个体赋权面临诸多局限,已经难以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劳工结构和权益诉求变化的需要。因此,本文提出,中国劳工权益保护应当进行路径转变,从保障基本生存权调整为保障发展权,使劳工共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这需要同时提高工人结社能力与结构能力。为此,本文在综合以往理论以及结合劳工保护现状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了劳工权益保护的"权-能"模型,并指出未来中国劳工权益保护的路径,应该从个体赋权迈向集体赋权与个体赋能。农民工的个体赋能应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此推动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纵横协同：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双重路径

新乡贤文化是由传统乡贤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来的新型文化形态,以其独特作用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政府和社会是新乡贤文化建设的两种力量,并以此形成了政府主导式建设路径和社会主动式建设路径。政府主导式建设路径以做好顶层设计、整合各种资源、注重授权赋能为主要抓手,通过行政纵向推动力量引领新乡贤文化建设;社会主动式建设路径则以乡村内生力量、特色化的优势资源和参与式行动为依托,通过内生横向协商方式践行新乡贤文化建设。双重建设路径虽共存于乡村场域,但二者属性不同,需通过纵横协同形成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强大合力,使新乡贤文化建设更具持续性和实效性。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双重路径的纵横协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双重建设路径应顺应时代新要求,遵循互嵌互融逻辑,在互动-嵌入-融合中实现纵横协同,共同服务于新乡贤文化建设。     

共生视角下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研究

推进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于实现产业高端化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支撑作用。然而,中小企业面临资源匮乏等诸多困难,容易陷入数字化转型悖论的困境,如何实现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关注的焦点。文章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以166家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为分析对象,运用fsQCA方法探讨战略柔性、网络嵌入和环境规制如何共生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结果表明：第一,资源柔性、协调柔性、商业网络嵌入、政治网络嵌入、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均不是企业实现高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但都对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影响;第二,单一变量对数字化转型效果解释力弱,高数字转型可通过不同条件协同形成的“外部网络主导的协调驱动型”和“内部资源主导的战略协作型”两条路径实现;第三,非高数字化转型存在五种组态,均显示在缺乏协调柔性和政治网络嵌入两个核心条件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受到了明显的抑制。研究发现为推进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     

意识形态与国家行动逻辑视角下的劳工保护

在当前劳工保护领域,存在新自由主义和发展主义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迎合了全球化与资本的需要,但是按照其逻辑发展,社会将被损害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和社会关系紧张。转型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使国家必须把主动追求对劳工的保护视为目标,但是由于经济发展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否定,发展主义开始成为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竞争"与"效率"优先的观念深入人心,公平正义成为次要的价值目标。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全球化压力使中国对劳工保护政策的制定与各级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发生偏差,离劳工保护的目标相去甚远,因此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强国家"与"弱社会"的格局使得国家为主导的劳工保护的行动具有尤为特殊意义。     

产业集聚、工资溢价与经济增长

产业集聚通过工资外溢助推经济增长的路径研究尚不充分。文章首先验证三次产业集聚对工资溢价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了工资溢价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以至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理论分析部分表明,产业集聚通过密度效应和集聚效应提升生产率,通过知识外溢等提升劳动者工资,工资溢价又在学习效应等的作用下提升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第二,实证部分表明,服务业集聚对工资溢价的作用显著,且呈"U"型,农业则呈现倒"U"型结构,工资溢价可以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两个维度促进经济增长。据此,文章提出推动产业集聚发展、融合发展、创新发展等路径推动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财产确权为着力点,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保障居民收入多元化。     

双向运动视角下乡村旅游社区的嵌入性治理

乡村旅游社区需要通过嵌入性治理实现包容性发展,如何破解因资本下乡的负外部性导致的社区发展风险和治理脱嵌,实现乡村旅游社区的嵌入性治理,是亟须正视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双向运动理论和乡村建设研究的理论资源,运用田野调查法、深度访谈法和焦点小组访谈等方法,考察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的脱嵌困境和嵌入性治理路径,构建了双向运动视角下乡村旅游社区嵌入性治理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以资本下乡为主导的乡村旅游发展方式凸显了市场至上“正向运动”的固有缺陷,导致乡村旅游社区面临着城与乡的发展失衡、内与外的利益冲突和主与客的角色矛盾等脱嵌困境。然而,三重脱嵌困境培育了乡村自我保护“反向运动”的外部环境,推动乡村旅游生产方式由资本下乡主导向乡村建设主导发展,并通过主体再组织化、城乡循环修复和文化生态整合,建构了乡村旅游社区的嵌入性治理的主体基础、内容基础和秩序基础。     

农村基层公共空间中的政府在场——以基层的政治性与社会性为视角

农村治理的绩效取决于基层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诸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它们体现于两个不同的公共空间之中:一是以社会单元为结构、以维系和发展为功能的空间,它是内生的,体现了自主性的诉求,社会资本与公共领域是推动发展的动力机制;二是以国家政权组织为结构、以实现对基层政治控制为功能的空间,它是外生的,体现了政治秩序的诉求,政治认同与制度化是推动发展的动力机制.尽管二者的作用方式和地位不尽相同,但并非是单纯的对立关系.时下,对我国农村基层的政治发展而言,现实的路径是兼顾这两个空间的统一,实现政府主导与社会自主两种机制的统一.     

论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中行业协会自律机制的优化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最终实现离不开行业自律、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而我国食品行业协会在应对食品安全问题时却表现消极,难以满足“社会共治”的要求。基于合法性理论与角色冲突理论可从内外两个观测视角揭示食品行业协会自律机制运行失效的核心问题。即:对“官方认同”的过分追求挤压了协会对“社会认同”的重视程度,“社会认同”难以直接影响协会的行为决策。破局的关键在于借由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的介入来完成外部监督与内部治理机制的同步变革。具体而言,一方面,需要进一步落实食品行业协会的去行政化改革,明确行政权力的权限以及政府对协会的支持义务;以自律规则的供给、执行、监督及追责机制的建设为重点完善协会的内部自律机制;以消费者沟通平台、社会公众举报平台及举报机制、食安事件强制回应制度的建设为抓手,强化食品行业协会自律行为的社会监督机制。通过重塑食品行业自律的外部环境来保障行业自律的规范运行。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提升服务水平,加强行业代表性,优化内部激励等措施,提高食品行业协会的公信力,通过行业自律内部环境的优化来提高食品行业自律的质与效。     

《资本论》中异化劳动思想探究--以工场手工业为例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运用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积极扬弃。通过对《资本论》工场手工业的考察,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详细论述了工场手工业的本质、产生方式、发展方式和被机器大工业所替代的趋势,尽管工场手工业是资本主义早期的一种生产方式,但是其中依然蕴含着丰富的异化劳动思想,这种丰富的异化劳动的思想是不应该被人们所忽视的。当今中国也存在部分异化现象,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新时期城市年轻女性非正规就业问题

通过在厦门市的调研发现,新时期城市女性非正规就业表现出年轻化、白领化、社会参与意识较强且有正规化预期等新特点。现行的就业和福利政策都未能关注到这个群体的成长和变化,对年轻女性非正规就业人员存在保障失灵的问题。同时,制度性的就业保护和非制度性的"职场规范"等原因导致的正规就业"高门槛",加速了年轻女性就业的非正规化趋势,且由于女性就业非正规化会形成一个自我加强的机制,从而可能将女性固化在非正规就业轨道。基于此,提出重塑职场文化,降低女性正规就业的门槛;改变非正规就业"低下"的标签,加大对非正规就业的保护力度;规避妇女福利对女性就业的负外部性,优先发展儿童福利等政策建议。     

老年劳动力法律服务的双重重心及其平衡

老年劳动力法律服务主要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和就业保障制度来实现。以社会保障为重心的法律服务策略,基于社会撤离理论,为退出劳动市场的老年人提供了丰厚的退休金或养老金,并鼓励提前退休,其在运行中受到了理论拷问和现实紧逼。以就业保障制度为重心的法律服务策略,以活动理论为基础,以推迟退休年龄为核心,延长劳动力的就业期限,并促进“积极老龄化”的实现,但若单纯贯彻该策略,对老年劳动力的身心健康、企业发展、社会发展均有不利影响。我国在实践中寻求双重重心的平衡,将“完善社会保障”作为首要目标,将“保障老年就业”作为应对目前困境的重要办法。克服寻求重心平衡中的困难,还应加强积极老龄观教育,防止年龄歧视,保障平等就业权,多渠道实现养老保障。     

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实践观

马克思恩格斯使道德立足于现实生活领域,从应然变成实然。首先,他们认为道德是人们在实践生活中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道德根源于生活,来源于实践。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把道德原则应用在社会实践中。他们所持有的道德原则是人道主义,这表现在他们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批判中。他们也认为人道主义道德原则将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得到充分体现。最后,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自由是首要的道德价值。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由才能真正被实现。他们在建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社会形态时,也建构了自我决定的自由的道德观。因此,道德最终在社会实践中才能被实现。     

基于体验式教育的顾问制度体系研究

体验式教育关注受教育者个性化需求,旨在通过亲身体验、自我感悟、互助分享,促进其学习和发展。基于体验式教育理念构建的三阶段顾问制度体系,通过“本科生顾问计划”“本科生社会导师计划”和“研究生顾问计划”为不同阶段学生提供分层次体验式学习机制,帮助受教育者在分享互助的体验式学习网络中塑造积极情感、感悟文化传承、培养管理能力,获得心灵成长。该体系注重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互动交流,以受教育者为自主建构知识主体,有助其个体的良性发展。     

德国城市住房问题和政策干预的演进

中国现有关于德国城市住房政策干预的研究很少考虑到德国城市化历程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共同影响。对德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表明,早期城市化阶段其住房问题与住房政策干预初步萌芽;中期城市化阶段住房问题充分显现,住房公共政策占主导地位;进入晚期城市化阶段后,住房社会政策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但直到二战后的后城市化阶段,德国才最终凭借强有力的住房社会政策干预根除了住房短缺问题,并形成了富有德国特色的社会住房体制。德国个案展现了城市住房问题及其政策干预的“工业化逻辑”与“制度化逻辑”,对21世纪中国开启以农民工为对象的城市住房社会政策时代有重要启示。     

微博媒介使用中的用户趋同化现象与路径

在强势崛起的“人人时代”与微博内容生产中,用户是否发生着“泯然众人矣”趋同,这种削磨独特性与差异性的趋同具有怎样的路径和特征,是尚存争议的基本理论命题和亟需详细检验的现实问题。基于潜在语义分析（Latent Semantic Analysis）的文本挖掘和用户内容相似度计算,以及在对用户群体根据媒介使用度进行分层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微博用户在局部、全局意义上的多维趋同现象和路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不同趋同化路径之间的内在关系,部分实证结果具有反经验直观性。用户在微博使用端作为“媒介的延伸”,存在着对微博媒介“越使用、越趋同”的现象,显现出社会化媒体“文化工业”对于主体性的“同一化”再生产。从三维使用度、四种趋同性的复合层面,对微博用户在媒介使用中产生内容趋同化的现象推进机理解析,实证审视多种趋同演化路径之间看似对立实则统一的作用机制,有助于深入认知社交媒体用户趋同结构的复杂机制和实践问题。     

社会共生研究的当代性

针对社会共生研究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问题,利用文献分析法,对“共”“和”等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共生思想的文化因子进行解析。研究认为,中国共生性的“和文化”是包括个人的共生和国家的共生,人类面对的即是一个命运相连的共生社会;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体现在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的不断优化共生关系的空间,这是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和处理国际关系中需要遵循的基本理念。     

中国电力行业环境技术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995-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

基于电力系统生产供应的内在机制和NSBM(Network SBM)模型,将能源、环境因素纳入投入产出体系,打开系统内部的“黑箱”,考察1995-2012年中国30个省区电力行业总体、发电环节和电网环节的环境技术效率。结果表明:中国电力行业环境技术效率特别是环境纯技术效率偏低。1998年“政企分开”的体制改革对电力行业环境技术效率有正向促进作用,而2002年“厂网分开”的体制改革则未起到积极作用;国有资产控制水平与发电环境技术效率呈倒“U”形关系,临界值为69.6%,2002年以后有越来越多的地区位于临界点的左侧;集中输入和集中输出的跨区电力贸易促进了发电环境技术效率的提高,但不利于电网环境技术效率的提升;煤炭资源聚集的地区环境技术效率偏低,表明这些地区存在资源滥用和环境治理不到位的情况,同时也体现了地区层面的“资源诅咒”“污染天堂”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