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与匈奴和亲的三个阶段

如何认识西汉与匈奴的和亲?学术界看法不一。崔明德在《西汉与匈奴·乌孙的和亲》(刊子《烟台大学学报》1989年第三期)一文中详细论述了西汉与匈奴的全部和亲,认为汉匈和亲应分三个阶段:(1)西汉前期与匈奴的和亲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的,西汉出于主动,匈奴处于被动,而“白登之围”成了汉匈和亲的契机。这一时期的和亲是当时的必然趋势。(2)     

也谈"击匈奴降者赏令"的颁布时间——与阎盛国先生商榷

敦煌酥油地简牍中有"击匈奴降者赏令".一般认为,"击匈奴降者赏令"产生于汉武帝时期.阎盛国对此说的驳斥存在着误读原始史料、片面剪裁他人论述、机锋错位等缺陷,所推导出的"击匈奴降者赏令"颁布于刘邦时期的结论难以成立.实际上,"击匈奴降者赏令"的施用对象主要是参与打击匈奴的汉人,而非匈奴投降人员."击匈奴降者赏令"是在匈奴降人大批出现,且汉朝对匈政策发生根本转变的形势下颁布的,时间不早于汉武帝元光年问.     

西汉王朝对外思想述论

“华夷之辨”是西汉处理邦交关系的理论依据。先秦“五服制”所构建的以中原为核心的天下秩序,对于西汉“大一统”天下观的形成亦有重要影响。汉匈战争背景下的“修攘制御”和外交经营,不仅反映了西汉人的地理观念,而且体现了西汉全方位经营的外交理念和对外交关系制度化的追求。     

“击匈奴降者赏令”新释——兼论西汉封侯匈奴降者的法律依据

敦煌酥油地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击匈奴降者赏令”是针对在汉朝军事攻击下投降的匈奴人的赏令,根据简文推测这些匈奴人主要是指匈奴大小贵族、军事将领。赏令是汉朝在全面展开对匈奴战争后,为了拉拢鼓励匈奴大小贵族、军事将领投降而颁布,具体颁布时间应在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至元光四年(前131年)间,赏令的颁布突破了汉初“白马之约”的限制,为西汉封侯匈奴降者提供了法律依据。     

“生物战”抑或“诅军术”——匈奴与汉王朝的“疾疫”纠葛

在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胡汉关系中,曾经出现过匈奴将缚住前后足的马扔到汉军城下、在汉军必经之路埋牛羊等做法。这种诡异举动不仅引起汉朝君臣的狐疑,也引发了当代学者的一场讨论。有的学者认为匈奴的这一做法是将动物尸体的瘟疫传播给汉军的“生物战”,并将汉末瘟疫大流行归之于匈奴的传入。有的学者则认为匈奴的这一做法是一种原始的巫术——...     

从史料文献记载看白登之围与汉匈政策的转变

据史料文献记载,白登之围是汉匈关系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笔者通过查阅史料文献,在肯定白登之围的历史地位的同时,从双方力量对比及力量变化的角度,分析、论证白登之役发生的必然性,以对外关系为切入点,论述这一历史事件在汉朝的对匈政策和匈奴的对汉策略上的双面影响。     

汉代酒泉郡的交通及其军事战略地位

汉代酒泉郡地处河西走廊的腹心地带,是多条交通道路的交汇地,对两汉时期的汉匈战争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汉初的匈奴威胁关中、掌控西域,到汉朝争夺西域、北伐匈奴,战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酒泉郡为中心的四条交通干线上.对这些道路的开发并充分挖掘它的军事价值,其利用频率之高则进一步彰显了酒泉郡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汉代匈奴区的自然灾害及对汉匈关系的影响

两汉时期匈奴地区的灾害记录有12次,灾种有雪灾、寒冻灾、人畜疫灾、旱灾和蝗灾等。汉代留下的发生在匈奴地区的灾害记录虽然不多,但很重要,严重的灾情对匈奴社会的发展和汉匈关系的走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我们认识匈奴历史和汉匈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是“天降jiàng单于”,还是“天降xiáng单于”——天神观与汉匈政治关系的一个审视点

“单于天降”瓦当中的“降”是个多音字,对“降”的读音和释义目前有两种不同意见:一、读jiàng,诞生;降生.二、读xiáng,降服,使驯服.经笔者考证,在汉代以前上百种古籍数千万字中近百个“天降”连用的语句里,“降”只读作“jiàng”.“天降”中“天”的含义主要有两类:一、天是万物的主宰.国家的兴衰存亡,灾害、战争、疾病,以及人之外在的祸福,都是“天”对人的赏罚.二、指自然之天,不到全部用例的十分之一.“单于天降jiàng”,是匈奴天神信仰的表达.汉王朝认可这一信仰,是出于羁靡政策需要的尊重.而“单于天降xiáng”,不符合汉朝对匈奴的怀柔政策.匈奴单于反抗王莽蔑称其为“降奴服于”的事实,有力地证明匈奴不会接受“单于天降xiáng”的读音和含义.“天降jiàng”的音义在汉代以前的多种语境中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反映了人们天神信仰观念的延续和继承,也表现了古人在长期与天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天人关系的认知模式.以此理解“天降单于”中“降”的音义和汉、匈天神观念,当去古人之旨不远矣.     

河南地收复前的代北形势与汉初地缘政治

西汉初年,由于河南地的失去,西汉政权被迫在漫长的国境线上面对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匈奴帝国的冲击,地缘压力巨大。而代北地区则成为屏蔽关中与控驭关东尤其是燕赵地区的一个结合部,且其当匈奴单于王庭,备受冲击,屡披战火。围绕着河南地失去后代北地区复杂的战略举措与地缘活动我们可以窥见汉初地缘政治更清晰的面貌。     

内蒙古自治区各民族之间的通婚

内蒙古自治区是以蒙古族为主体,以汉族居多数,拥有44个民族的自治区。她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在各民族友好交往过程中,民族通婚必然伴之而来。解放后,由于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民族团结增强,因而使民族通婚更趋普遍。据史书所载,汉初,终高帝之世,经惠、文、景帝,六、七十年问,和亲成为西汉王朝初期对待匈奴的一种政策。汉初的和亲政策,虽由于是在汉朝中央政权与匈奴地方政权的力量对比处于不平衡状态下产生的。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已存在着民族通婚的现象。公元前33年,元帝应呼韩邪单于所请,将宫女王嫱配其为妻。昭君出塞,传为千古佳话,为汉匈两民族的团结友好事业做出贡献。而蔡文姬的婚姻悲剧,乃是曹公以大兵压境,迫其归汉,致     

两汉匈奴单于庭、龙城今地考

匈奴虽是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民族,但自匈奴第一个单于——头曼单于起,就有了自己的政治中心。其后冒顿单于建立匈奴奴隶制国家,便有南北单于庭和龙城之设。确定单于庭和龙城的地理位置对于研究匈奴社会政治及汉匈战争至为重要,故中外学者曾作过许多研究。本文试就单于庭、龙城之今地提出一些新见,未知是否言之成理,望得到诸治匈奴史学者及历史地理专家的批评指正。     

中原与西域——西域研究若干思考

<正>一、中原与西域的亲缘西域,从最初的发生就是一个宏大概念。它是在中原与草原即西汉与匈奴的长期战略对峙中出现的"第三方"。匈奴冒顿单于在公元前176年致信给汉文帝,告诉汉朝匈奴已经打败月氏,包括楼兰、乌孙二十六国,而这个功劳是右贤王取得的。右贤王所居之地,正是通往西域的要道河西走廊。汉朝当时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不得不屈服于匈奴的压力,对于匈奴人的炫耀,也只     

论新莽时期的汉匈关系

王莽在篡位前后,对匈奴采取和实施了一系列有害两族关系的政策和行为,严重地损坏了汉匈两族间的友好关系,下面本文将把这一时期的汉匈关系作为重点进行论述,提出笔者的一些看法,以就教于大方。 一、西汉末年,社会阶级矛盾空前激化,西汉皇朝内部也呈现出动荡不安的势态。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12年),王莽出任大司马之职,开始了篡夺皇位的准备活动。在此后的几年中,王莽通过杀子、献国、素食等手段沽名钓誉,收买人心,又通过诬陷贤良,排斥异己接近最高权力,取得了“权与人主侔矣”的地位。 在进行篡夺皇位的舆论工作中,王莽并未忘记利用汉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大作文章。在西汉王朝周边各民族中,实力最强、影响最大、最能对西汉王朝构成威胁的当首推号称     

从《史记·大宛列传》看汉王朝对西北民族的治理及对中亚、南亚民族的认识

整个秦汉时期,汉匈民族关系是汉王朝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为了联合月氏攻击匈奴,有了张骞出使西域,所以《史记‘大宛列传》是以张骞出使西域为主线,引出西域、中亚乃至更为遥远的西方的民族情况,使中国人第一次将民族研究的目光从汉王朝的辖境放眼到今天的中亚乃至欧洲,从而使《史记·大宛列传》具有了世界史的性质。张骞出使西域,加强了对西域的认识,于是汉王朝开始对西域部分民族进行治理、设置政区,将之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之中。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对西域各民族文化的记述则是公元前2世纪的民族志,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伦理型政治和法理型政治——中西政治文化比较研究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作一外在形态的比较的话,可以发现,中国是一种伦理型政治,而西方是一种法理型政治。具体而言,中国的政治秩序主要靠伦理观念采维持,政治活动靠伦理观念来调节,政治权力靠伦理观念采制约,伦理观念在社会政治体系中居核心地位;与之相反,西方的政治秩序靠法律维持,政治活动靠法律调节,政治权力靠法律制约,法律是西方政治体系的核心。     

汉朝中央政府对新疆的行政管理

汉初,匈奴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日逐王率部投降汉朝,“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西汉在乌垒置西域都护府,“汉之号令班西域矣”。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从西汉中叶起,新疆正式隶属于汉朝版图,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就汉朝中央政府为加强和巩固对新疆地方的统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及其产生的社会果效,本文作一些考述。     

独具历史个性的昭君文化现象

远古以迄秦汉,在历史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中原与四边的各种关系,不是君臣相隶,便是他们时刻都在发生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其它的人文关系。就西汉时期的汉朝和匈奴而言,汉朝原是中原各民族部落的统一体,匈奴则是北方民族部落的统一体,他们在各种接触(战争的、和平的)的过程中,产生与形成了各种文化现象。做为中原人王昭君(当时王昭君家乡属于比较开化的中原文化区)和做为北方人呼韩邪(稽侯珊)的结合,就属于一种历史文化现象。 王昭君与呼韩邪和亲故事,从古至今家喻户晓。历代人为什么把王昭君视为民族和睦的象征而有口皆碑呢?座落在今呼和浩特市南郊的昭君墓和湖北兴山县的宝坪村王昭君故家,为什么一直被古今各族各国人所虔诚凭吊而不绝如缕呢?这个问题,如果离开两汉民族关系     

西汉时期三种不同性质的和亲

从高帝九年(公元前198年)起,西汉王朝与外族或国内少数部族的首领联姻,从此“和亲”一词便出现于我国的史书。《汉书》云“和亲之论,发于刘敬”①,就是指此而言。对于西汉的和亲政策,历代的史家和文人议论纷纭,但对这一政策在不同时期所具有的不同性质却缺乏应有的中肯的分析。他们往往把西汉初年对匈奴的和亲与西汉中叶对乌孙的和亲以及西汉末叶对已经降汉的匈奴和亲等量齐观。我们认为这是不甚妥当的。当代的一些历史学家也把汉元帝时期的昭君出塞和汉初对匈奴的和亲不加区别。如翦伯赞先生在1961年     

2023年度西域史研究述评

<正>2023年,我国西域史领域全年公开发表论文50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70余部,现从政治史、经济社会史、文化史、考古四个方面择其要者评述如下。政治史自汉代起经营治理西域是王朝、政权的大事,本年度西域政治史研究高度集中于此。汉代 王炳华先生认为西汉王朝与匈奴在西域的政治角力是一场大博弈,它在中华民族生成、发展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¹郑炳林、陈晶晶、司豪强也考察了汉匈争夺西域控制权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