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视野中的乡村社会整合——广东梅县书坑村的个案研究

广东梅县客家村庄书坑村利用村落共同体的整合因素,发动群众和外出华侨乡贤改善村庄基础设施,而成为新农村建设示范点,通过此实例,展现了乡村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在改革开放30年巨变过程中的延续和创新,并探讨了这种延续和创新对于当代乡村社会整合的现实意义.     

行政吸纳社会：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实践及其功能困境分析——以苏南A村为例

过渡型乡村是城乡交融过程中的新乡村图景。人民调解是过渡型乡村的诉求回应机制与矛盾化解机制,人民调解功能与过渡型乡村治理效能相关联。以苏南A村为例,基于行政吸纳社会模式构建“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行动中的治理结构”分析框架,探究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实践与困境成因。研究发现：过渡型乡村在生产、生活维度呈现出非同步离散特点,混合性纠纷频生,社会结构复杂化。但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实践却呈现权宜式行动策略,调解功能走向失灵。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功能困境折射出基层治权强化与社会控制弱化的悖论。困境成因在于基层政府通过控制与同化在过渡型乡村建立起“行政吸纳社会”的单向度治理结构,这一治理结构与复杂化的社会结构错配,人民调解功能被消解。要恢复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的功能需要搭建双向度混合治理结构,推动调解主体社会再嵌入,实现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功能预期与实践的合一以及乡村社会治理有效。     

乡村再建中的“乡绅”——日本东北地区乡村的田野调查经验对中国社会的启示

在日本现代社会,武士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如今,管理日本乡村社会的是笃农家和村落精英,即村落中的乡绅。他们是村落自治的主体,各显其能,身体力行,发挥着村民与政府沟通以及引领村民的作用,为稳定、发展村落社会做出了贡献。日本在乡村治理方面有很多经验,特别是调动本地人才积极性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思考;而摒弃官方与民间的二元框架,给乡村更多的自主空间,让有志于乡村建设,真正代表农民的乡绅发挥作用这一点,对于中国新农村建设更具启发意义。     

乡村社会的宗教、实践及其变迁——对赣中S村宗教状况的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资料显示,民间信仰的主体是自古式社会以来一脉相承的萨满教。在乡村社会中,它并不与民间道教和民间佛教纠缠不清,而是具有相对独立性。这进一步证实韦伯、张光直等学者的论断。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随着人对自然的震慑感及人与集体之间的依附感渐趋减弱,较为普遍的一种宗教虔诚感来源于对个人命运的关注所需求的安全感。这使得许多相关宗教仪式、行为进一步民俗化,由宗教形式转变为风俗形式。     

中国出现新乡村性？——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研究

在中国,越来越多城市居民喜欢利用周末及节假日前往乡村地区休闲度假,给旅游地理学和休闲地理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为研究中国新型的甚至是未知的城乡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这种新的休闲度假趋势主要产生于大中型城市周边的乡村地区。以位于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周边郊区为例,研究新型乡村旅游在城郊地区的发展,在保留和修缮传统乡村景观的同时,也产生出新型景观。旅游的发展促使乡村地区结构重组,建立了乡村旅游从业者的经营活动与当地农业发展之间的新联系。从中区分出两种乡村旅游经营模式:一种是为了适应当地乡村现代化发展需要并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乡村旅游示范村;另一种则是由个人开发且相对独立的小型农家乐或乡村旅游景点。这些地区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既有利于当地发展支柱产业,调整产业结构,扩大经济活动范围,也为城市居民重新审视乡村世界提供新视角。     

乡村社群与社区和谐发展——对黔中屯堡村落J村的社群研究

本文通过田野调查,以一个典型的屯堡村落的社群为案例进行乡村社群的分类以及功能分析,并着重探讨乡村社群在乡村社区发展中的作用,认为乡村社群在乡村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发展理论视域中的科学发展观——兼比较分析科学发展观与新发展主义

基于社会发展理论在20世纪以来的发展与反思,阐述了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我国发展关键期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与新发展主义在发展的价值判断、模式选择和评价体系等方面的理论共识,分析了科学发展观在发展的历史性、规律性与现实性等方面对新发展主义局限的重大超越.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与“村落文化精英”的重塑——基于鄂东黄村的田野观察

李银河认为:"村落文化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现实中切实存在的社会群体以及其所拥有的文化形式"。本文以对鄂东黄梅县黄村的乡村教师的田野观察为基础,从乡村的微观生活场景中,从农人视野中关注村落教育、关注"传道授业解惑"的乡村教师,分析了乡村教师在乡村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以希捕捉乡土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社会的转型与变迁,培育塑造以乡村教师为代表的文化精英,推动农村社区的建设和农村社会管理。     

村级党建、治理重心下移与乡村振兴——基于Y村党员“包片联户”制度的田野调查

在我国传统乡村治理实践中,位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型载体发挥着支撑性功用,其在当下的呈现形式是党的村级组织。基于"国家—政党—社会"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当前制约乡村振兴的基本问题均位于村域之内,具体表现为村级党组织涣散与村庄社会关联断裂。这使得强化村级党建与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成为乡村振兴背景下改善乡村治理状况的必经之途。从Y村党员"包片联户"制度的实施经验看,两者的互动过程呈现出耦合与并进的状态:社会治理重心下移驱动村级党建面向乡村社会,进行社会构建,引领集体行动;村级党建则支撑社会治理重心寓于农村基层,再造乡土自性,重塑治理格局。基于此,简约治理以新的样态呈现出来,不但形成了以村级党组织为中介,国家与社会均衡互动的局面,而且还为乡村振兴中治理有效的实现提供了可行机制。     

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与乡村振兴——基于浙中X村的田野调查

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人才振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城乡之间资本、人力、技术等要素资源的流动不断加剧，为乡村发展提供新契机。回归乡贤作为逆城镇化中的重要力量，具备城市与乡村双重社会经历，是城乡社会有机循环目标实现的重要纽带。其不仅为农村发展带来人口红利，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会重整农村社会劳力外流后的空心结构、调节"城市中心-乡村边缘"的非对称关系格局，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目标的实现。文章选取典型案例，运用田野调查方法，从乡村振兴现实出发，按照"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构建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与乡村振兴内在关联的理论分析框架，回答了逆城镇化如何与乡村振兴有机联系起来、乡贤回归如何影响乡村振兴、乡贤回归在乡村振兴中作用效应的问题。根据对乡村振兴样态的具体考察，系统说明浙江省X村由城回乡的新乡贤H所带来的要素融合与城乡关系重塑、思维转换与村落价值激活、秩序回归与治理有效实现综合效应。从发展基础、循环条件、作用手段出发，分析乡贤回归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理，进一步得出逆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内在逻辑。其中，回归乡贤的资本富集优势、现代理念凸显构成行动资源的供给基础，社会联结紧密、德治效应明显是乡土逻辑助力的集中体现，创新治理技术、公共理性建构是对乡村伦理基础的再建。可见，城乡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回归乡贤对农村社会的建构力不可忽视，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实践先导。本文认为，城乡必须是双向流通的，城乡关系必须是对等的，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必须是具备现实可行性的。现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要抓住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新机遇，构建行之有效的城乡融合体系。乡贤回归这一重要形式，有力回答了逆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一致性的疑问，也为探索城乡融合发展形式、乡村有效治理基础以及完善乡村振兴制度框架提供科学依据。     

政治、身份认同与知识生产——嵌入权力之中的乡村田野研究

在中国乡村做田野研究的境内外学者鲜有人系统阐述过基于诸多差异的多重权力关系如何影响其田野经历和文本写作。但基于村落田野调查的这项研究表明,民族志研究的全程——从选点、进入调查地到田野作业乃至报告撰述——都充溢着繁复而微妙的权力关系和政治敏感性。除了正规的政治性权力,笔者的性别、年龄、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权力范畴在研究场域中对于形塑研究者局内人—局外人身份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并对研究项目产生很大影响。研究表明,知识生产实践中的权力格局并非凝固化静止不动的,它们深嵌在笔者与县乡村干部、县乡干部与村干部以及笔者与普通村民之间不对称的权力互动之中。经由调查者和被调查者权力的双重过滤,民族志研究的凝视不可能是价值中立和没有盲点的。深入观察和回应田野作业中凸现或隐伏的多重权力关系,因而也应成为解读调查过程和乡村社会的一个关键因素。     

“双生”循环系统下的生态农业与乡村振兴路径探析——基于生态与经济的视角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重大举措。在乡村振兴实施的多元路径中,生态农业与“生态农业+”共同形成“内生”与“外生”的“双生”循环系统。主路径是以生态农业为主体,支路径是“生态农业+”即由生态农业衍生的产品加工、乡村旅游、乡村教育、乡村养老等附加产业链等。生态农业的“内生”循环可从根本上解决农业供给侧问题,有效促进乡村的三产融合;“生态农业+”的“外生”循环可在相应区域内构建农业市场机制有效、农业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最终实现马克思经济循环理论中提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     

新家庭主义与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

现代性进村推动了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变,为农民家庭带来更大压力的同时激活了农民家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促进了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并塑造出“新家庭主义”的伦理观念。“新家庭主义”在农民日常生活中主要体现为代际合作的伦理实践。代际合作是乡村社会转型期农民家庭资源积累和压力应对的重要方式。由于村庄社会结构和市场区位条件的差异,不同区域农民家庭的代际互动方式和代际合力强弱具有较大差异,从而赋予新家庭主义以丰富的实践内涵。可见,新家庭主义不仅是传统家庭主义的延续,而且在家庭现代化压力的滋养下呈现出复杂的区域类型。新家庭主义的区域类型与经验定位有助于丰富对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性质的认识,它不仅为学界关于中国家庭变迁的争论提供了富有包容性的理论视野,而且为家庭政策的精准施行奠定了基础。     

国家还是市场——整体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福利主体的对比分析

整体主义认为社会福利的主体是国家,而新自由主义认为社会福利的主体是市场,通过分析市场对社会福利支持的弱势所在,加强我国对社会福利主体的再认识。     

乡村精英、社会资本与内生型乡村治理逻辑——基于安徽省S村合作社的个案研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于乡村治理建设模式的探索经历了多个阶段,虽然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政策侧重点存在差异,但从政策内容的演变过程来看,存在"多方参与共治"的发展趋势.S村在历史契机和各方因素的推动下,形成了乡村精英、农村合作社、村民主体多方参与的治理格局,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治理逻辑是乡村精英通过合作社来激发和凝聚乡村的内生动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社会资本的积累.这些社会资本一经产生便直接再投入到整个治理过程中去,促进村庄治理,形成循环.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合作社也可以形成良好的合作,共同致力于乡村治理.     

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发轫与传承——兼对新共和主义者的一种批评

公民身份是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议题,对古典共和主义的不同认知成为新共和主义兴盛的推动力。绘制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不同发轫及其在后来选择性传承的路线图,可以廓清其内在紧张。多重传统的内在紧张使之难以适应现代社会,但选择性传承却又为其新生平铺道路。新共和主义者争夺其古典资源的原因在于,固守某种传统模式而无视其发轫的多重性和传承进程中的选择性。     

闽南村落民族传统体育与宗族文化融合发展探究——基于新垵五祖拳的田野调查

传统村落宗族组织地位重要,宗族文化对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有积极的影响。通过文献搜集、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以福建厦门新垵村传统体育类非遗项目“新垵五祖拳”为个案,对新垵五祖拳与宗族文化的关系进行调研。研究发现：宗族文化是新垵五祖拳传承发展的重要支撑,新垵五祖拳精神内涵助力宗族文化的延续与保存,新垵五祖拳与邱氏宗族文化关系密切,适应新时期乡村治理的需要,对于乡村文化复兴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具有促进作用。     

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兴起与运作逻辑——基于豫东Y村的田野调查

农机跨区服务是小农户实现机械化生产,从而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的重要途径。但近年来,跨区服务面积大幅减少,以本地农机手为服务供给者的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逐渐兴起,且社会因素在其兴起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随着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大型农机拥有量不断增长,农机服务市场呈现出外来农机和本地农机并存的局面。在农机服务市场竞争中,本地农机手借助乡土熟人社会的运作规则打败了外来农机手,从而推动了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兴起。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运作高度嵌入乡土社会。在农机服务市场的高度竞争下,农机手以自然村为单位开展农机服务。农机手置身于乡土熟人关系之中,熟人关系可以降低其经营成本。而较低的服务经营成本能够提升农机手的经营积极性,从而确保农机服务供给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村庄社会中的声誉机制能够有效抑制农机手的机会主义行为,并能够激励其不断提高农机服务质量。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出现,体现了乡村社会助推现代农业发展的内在潜力,对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