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忽必烈平定大理及其历史意义

1253年10月,忽必烈率领蒙古军亲征大理,经过两年的战争征服了大理地区,并统一了大理各部。忽必烈平定大理后,逐渐加强政治统辖,建立了云南行省,并采取一系列的行之有效的治理措施,使云南地区呈现出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发展、文化兴盛的繁荣局面。这对于地方安定、国家统一、西南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及国内民族关系的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均有历史性的积极意义。     

《马可波罗行纪》中的元大都——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结合的产物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体制乃至都城宫殿的建设无不体现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交融的特征.<马可波罗行纪>中所记载的元大都的城建规划正是这种二元文化特色的有力说明.而元初的朝会礼仪、节庆活动也保留了不少草原文化的传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元大都是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融合的产物.     

元代蒙古族汉文诗歌漫谈

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就注重文化建设,创立了蒙古文字,产生了《蒙古秘史》这样的巨著。忽必烈更是标榜文治,注意学习高度发达的汉族文化。他选拔和重用汉族及其它各民族人才,建立学校,开科取士。科举考试主要用汉语。这些都在客观上促进了蒙汉文化的交流。特别是一些蒙古上层统治者要想统治高     

元代社会文化暨元世祖忽必烈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4年8月20日至24日，元代社会文化暨元世祖忽必烈国际学术研讨会先后在天津、石家庄举行。会议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元史研究会联合主办。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围绕元代政治、社会、文化及元世祖忽必烈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和广泛交流。     

元代汉字译写蒙古语音的惯例

13世纪,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薛禅汗,蒙古统治者经过大约70年的战争,把全国置于其统治之下,建立了统一的大元国。众所周知,在我国大一统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元朝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因为元朝由蒙古大汗和蒙古诺颜所统治,所以在汉文史籍中,蒙古族姓氏、地名、人名以及其它蒙古语词大量的得到记载。如今,这些记载成     

发扬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建设

发扬民族文化传统、进行现代文化建设，需要对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区别“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对于把握文化传统的精髓，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具有重要意义。正确对待和处理文化传统的“传”与“变”是发扬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前提。使传统服从现实、更新传统是解决现实与文化传统的矛盾，发扬民族文化传统的根本途径。现代文化建设的实质是文化的再创造，既不是抛弃传统，也不是照搬传统，而是融汇古今，再塑现代民族文化精神。     

法制现代化呼唤民族法文化素质的更新

本文论述了法制现代化与民族法文化素质的关系，认为我国现阶段法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内在矛盾，是先进的法律制度与民族法文化素质落后的矛盾。针对我国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某些有法不依的混乱和无序现象，侧重从民族法文化素质的缺失和匮乏来寻找其原因，并探讨了相应的对策。认为除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之外，还必须把法文化建设贯穿到社会物质生产生活过程中去；使法文化建设与市场经济建设、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同步发展，互相促进；把法文化建设提升为精神文化建设的主体性工程，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开拓多种法文化信息传递渠道，营造浓厚的法文化氛围；创立有中国特色的法文化教育学科，使法文化教育步入学科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培养大量合格的法学理论人才和实务人才，充分发挥其率先垂范的带头作用，以加快全民法文化素质的更新。     

论忽必烈的汉化政策

12 - 1 3世纪 ,蒙古族在成吉思汉时统一蒙古 ,到忽必烈时不仅统一中国 ,而且成为地跨欧亚两洲的大帝国。然而中原的经济、文化已是发达的封建经济、文化 ,这种文化的差异 ,迫使忽必烈实行汉化政策。但忽必烈的汉化政策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统一中国前是实行积极的汉化政策 ,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经济文化的繁荣、社会的进步 ;李?乱事后 ,实行消极的民族政策 ,以民族歧视、保守落后为特点 ,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忽必烈汗治国思想研究

忽必烈汗的治国思想是元初兴盛和繁荣的理论纲领,其＂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治国思想确立了蒙古贵族治国的基本国策。在国家的民族文化、儒学伦理、依法治国、经济兴国和国家信仰等方面的国家政策,充分体现了忽必烈汗的治国思想,也是认识和研究忽必烈汗的有效途径。     

宁濮郡王驸马长吉族属考

以为宁濮郡王驸马长吉为翁吉剌惕德薛禅长子赤古的曾孙 ,则矛盾叠起 ,疑窦颇多。其实 ,宁濮郡王驸马长吉为白达勒达汪古部首领阿剌忽失之后裔。     

试论蒙古族习惯法对元朝法制的影响

蒙古族习惯法是早期游牧民族法律文化的缩影，也是元朝法制建设的特殊起点。元朝法制同蒙古法文化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蒙古族习惯法对元朝法律的影响是深刻的，这使得元朝法制始终表现出封建法和民族习惯法的二元特色。     

元曲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启示

元人创造了浪子-隐逸-斗士文化。浪子风流、隐逸情调与斗士襟怀融会而成的反抗意识和审美人生构建了元曲的人文精神。柳永和陶渊明作为浪子和隐逸的文化代表成了元代社会的偶像。魏晋六朝是人开始觉醒、文学开始自觉的时代,元朝则是普通人开始觉醒、通俗文学开始自觉的时代,这是一个应该郑重提出的文化大命题。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马致远《双调·夜行船·秋思》和睢景臣《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分别是“浪子风流”、“隐逸情调”和“斗士襟怀”的文学写照：     

华夷同“道”：元代儒士的大一统观

元代儒士在传统“华夷”的问题上,以宋儒道统观念为基础,重塑了华夷各族多元而同“道”的大一统观。一方面,他们吸收“中州之道”与程朱“道学”理论,以“道统文脉无南北”“华夷千载亦皆人”,论证了儒家的仁爱生民之“道”,可以超越地域、种族、国别,圣王之“道”的理想社会可以成为各族共同的追求,使各族群达成文化共识;另一方面,提倡“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要求君王统一天下的取之有道和王朝治理的治之以道,使“大一统”的政教秩序立足于“王道天下”的太平愿景。华夷同“道”的大一统观推动了元王朝统一多民族政治文化共同观念的形成,使元王朝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代学官选注巡检考

元朝至治元年(1321)以后,为了缓解学官升转的困难,元政府将儒士出身的学官选注为以捕盗为主要职责的巡检官,这一政策的实施在当时引起激烈的争论。多数学官为了摆脱升迁的泥潭,自愿弃文从武,一些人还在巡检任上取得了明显的政绩。学官做巡检的现象是元朝特殊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反映了士人群体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改善自己生存环境的努力,是中国职官史上一段颇有意思的插曲。     

元代宗教文化的特点

元代宗教派系繁多 ,呈现宗教信仰客体的多元性、宗教融合大潮下的斗争性、信仰主体的复杂性、宗教气氛的浓郁性和宗教团体的等级性等特点。客观地概括元代宗教文化的特点 ,对于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以及研究元代民族、宗教、文化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污渎之中的游戏:马致远隐逸文化精神探析

元代文人马致远的隐逸与东晋诗人陶渊明真正归于冲淡平和的隐逸并非完全相同。马致远在特殊的社会氛围中极力彰显道家隐逸文化精神,构成了元代文人"后陶渊明情结"的重要内涵,表现为在对污渎现实的参破和觉醒中,其人生观念与审美意绪的极力张扬,主体人格与生命意识的狂飙突进,不甘与无奈之中的游戏人生,代表着元代俗文学锐意创新的审美倾向。     

浑源“龙山三老”之“龙山”归属问题——兼论“三老”对民族融合的影响

“龙山三老”是雁北沿长城带区域文化的象征之一，是金元交替之际民族大融合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对于“龙山三老”中“龙山”的归属以及“龙山三老”对民族融合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深究课题。     

民族文化产业的主体集群差异

民族文化产业主体集群差异是文化产业发展中出现的历史性问题,它展示为资源主体集群和市场主体集群之间存在着的从资源到资本,从利益到权力等结构上的巨大差异。这是资本和资源收益的失衡所带来的问题,其关键在于将民族文化当作没有产权的公共资源。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基础和保证,是民族文化产品要求资源主体及其文化资源参与的内在诉求。     

元代科举考试时断时续的文化解释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蒙古族建立的一个大一统王朝。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元朝统治者崇佛重儒,使蒙汉文化从冲突走向综合。国子学的多元性、书院的官学化、科举的时断时续构成了蒙元时期高等教育的主要特点。元代科举考试的显著特点是举棋不定、时断时续,其深层原因是蒙汉这两种异质文化的综合必然经历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元代科举考试确实存在不公平的民族歧视倾向,但这主要是基于蒙古人承认差异、区别对待的权力民族配额制度的需要;至于元代科举内容和标准走向僵化,这是因为蒙古人对儒家文化的理解不同,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蒙古传统文化简约、务实的特点。     

城市化:都市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化

城市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现代都市中,一方面,乡村文化、城市文化、各民族文化以及 外来文化共同编织了一幅多元文化的图景;另一方面,各种文化在冲突中不断融合,也使都市文化呈现出一元化倾向。这一看似矛盾的"一"与"多",其实并不矛盾,都市文化——乃至人类文化在实质上都是多元文化的统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