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姿势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们就住在一套用木板隔成的两层商铺里。母亲半夜起床上厕所,突然闻到一股浓浓的烟味,便意识到家中出事了。此时,楼下已是一片火海,两个女儿和三个儿子以及两个雇工都被困在火中。     

让孩子走自己的路

出身书香门第,又当了一辈子教书匠的我,一直觉得子女上大学,不过是天经地义的事。 两个子女,从开始学说话,我便教他们认字。五六岁,便让他们学书法、学弹琴。为了辅导他们,我几乎演遍了数理化各科的习题。结果,老大上山下乡,老二两次落第,都与上大学无缘。真是希望值越高,失望得越惨。我简直气呆了,埋怨妻“母教无方”,妻又批评我“揠苗助长”。我虽然不服,也无言以对。 41岁那年,得了一个小外孙。女儿、女婿在外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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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是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中的两个重要刊物．围绕这两个杂志形成了一个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中国新诗”派或“九叶诗派”．通过对这两个杂志的细读分析，作者认为，这两个刊物无论在理论倡导、诗歌译介及诗歌创作上，都体现出鲜明的现代主义取向。他们反思象征主义“浪漫感伤”和“脱离现实”等弊病，广泛借鉴里尔克、艾略特、奥顿等现代主义诗风：“从浩无涯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狱”，追求“雕塑般的凝静致远”，从而表现出中国新诗“坚定的成熟期的反映”。《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现代主义取向代表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要求和方向。     

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在历史之思中相遇——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境域

一　　海德格尔与马克思 ,两个哲学史上的革命家 ,一个在 2 0世纪通过对“忘在状态”的揭示追根究底地批判了西方千年之久的形而上学传统 ,一个在 1 9世纪以人在感性活动中的异化揭露了一切既往的“哲学真理”和其他“意识形态”都是这种异化的观念的回声。在这两位思想大师之间虽有时间上的百年之隔 ,虽在哲学的述说方式上有很大的差别 ,但他们各自所发动的革命 ,是同一性质的思想大事变 ,并且都是对人类当代状况及其根本问题的击中要害的阐明。因而 ,他们之间在思想上的相遇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他们的哲学革命都是对形而上学藩篱的挣脱 ,所…     

从反思母亲神话到"厌母"症候:国产女性电影中的母女关系

母亲神话往往将母亲描述为贤惠慈爱、牺牲自我的形象。近年来,女性创作者开始了对母亲形象的重新审视。国产女性电影亦不例外。电影《嘉年华》《送我上青云》《春潮》都涉及了对于母亲形象和母女关系的再思考,塑造了反神话的母亲形象。在重审的基础上,电影之中的女儿们纷纷反叛母亲,意欲成为与母亲不同的新女性。但电影对母亲的审视却悬置了对造成母亲之卑劣和不堪之原因的追问。这一割裂的反思遗憾地使女儿们陷入了“厌母症”的泥潭。在《送我上青云》《春潮》之中,女儿们都在背离母亲的道路上遭遇困境。但《嘉年华》却富有启示性地告诉我们,理想的母亲镜像对女儿突破困境与禁锢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呼唤更全面、更深刻地探讨母女关系的作品的诞生。     

世界社会形象──第三世界的观点

此时此刻，谈论“世界社会形象”似乎有些遥远，因为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世界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并不很有把握。但这其实是个紧急而重要的问题。因为要保证人类有较大的希望继续生存，并且得以在一个较好的世界中生活，那就要求彼此心目中的当前和未来世界的形象即使不能完全一致，至少也要对彼此的看法有个确切的了解。在这方面，只考虑东西方两大集团（当前世界大致就是这么划分的）彼此如何看待，恐怕是不够的。当然，如果说这两大集团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各自都在自己的条件之下获得了技术上的成就，并由此而得到种种机会使自己富裕…     

中国的脊梁——解读《非攻》、《理水》并澄清一些是似而非的问题

《故事新编》是开启鲁迅生命历程的至关重要的文本,但长期以来这个重要的文本要么被忽略掉,要么被误读,从而导致了对鲁迅解读的根本性偏差,睿智者如竹内好、王晓明也概莫能外。《故事新编》中的《非攻》和《理水》两篇尤其如此。这两篇既是鲁迅晚年对“希望”的表达,也是他对“大孤独”、“大寂寞”与“大绝望”的表达,而这一切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对墨子和大禹两个历史形象的重新塑造上。在故事中,这两个形象一方面是“希望”与“脊梁”的象征,一方面意寓“大孤独”、“大寂寞”与“大绝望”。而如何将这两个方面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理解,并且讲得入情入理,则是解读这两个文本的关键所在,也同样是解读《故事新编》,甚至是解读鲁迅的关键所在。     

略論狂人形象的美学特征

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狂人形象的真假问题,迄今为止,大致可归纳为:“战士说”,“狂人说”,“寄寓说”。笔者以为对这一特殊而复杂的艺术典型,三说似乎都失之偏颇,本文试图对狂人形象的美学特征,作一点粗浅的辨析。读《狂人日记》,我们都会感到,几乎在每一处看到一个真正病狂者的地方,都会同时看到另一个活生生的清醒的战士的身影。狂人怕赵家的狗、怕路人、怕小孩,感到“他们似乎想害“他”,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这是一个病狂者多疑、过敏的病态心理反映,但我们似乎也同时看到,一个被封建势力迫害的战士敏锐清醒的目光和警觉的     

性别与传播--网络媒体中“被看”的女性形象

网络的发展并不必然促进社会性别的和谐发展，网络媒体对女性身体的聚焦与凝视，建构了网络中“被看”的女性形象，这是对女性形象的一种贬损和歪曲。商业利益与传统性别观念，共同助推了这一现象在网络中的生成和发展。网络受众对此所选择的沉默方式，进一步导致网络媒体更加热衷于塑造“被看”的女性形象。运用先进的性别文化将慎独与网络规制结合起来，是在网络上塑造积极女性形象的一个有效途径。     

中国“十七年”小说中的女英雄形象与男性修辞

中国“十七年”小说中的女英雄形象与男性修辞中国的“十七年”（１９４９－１９６６年）是一个追求英雄的年代。北大中文系博士生在《二十一世纪》１９９４年第６期发表同题文章，指出；“十七年”小说中的女英雄的形成有两个特点：首先，他们往往是伴随着男英雄出场的；...     

貌似神异各具特色--辛伯达与鲁滨逊形象比较

一些论著在谈到中古阿拉伯名著《一千零一夜》中《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里的辛伯达形象时,认为他像《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一样具有乐观进取精神和顽强的毅力与智慧。从表面来看,辛伯达的经历和性格与鲁滨逊确有一定相似之处,但是,通过对他们的思想和言行的比较,则不难看出两者在实质上的差异。概而观之,鲁滨逊是一个近代资产阶级开拓者、殖民者和新教徒的典型形象,辛伯达则更多地表现出一个具有浓厚封建意识和宗教感情的中古商人的特点,而这两个形象的差异都可以从其宗教文化传统中找到解释和说明。此外,在艺术上也反映着两个形象塑造的不同手法和特点以及两部作品文学观的不同。     

论《聊斋志异》中鬼狐形象复合统一的特点

<正> 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塑造了大量的由鬼狐精怪幻化成的人的形象(以下简称鬼狐形象)。他们既是“人”,又是“物”,这种特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人”和“物”这两种构成因素在《聊斋》的鬼狐形象中是简单的相加还是有机的化合?鬼狐形象构成的二元性使他们具有怎样的美学特点?对《聊斋》的情节及形象的整体又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似乎还没有作进一步的探讨,因此影响了对《聊斋》作深入精到的理解。例如,《婴宁》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莒县诸生王子服爱上了初春郊游时遇到的一位少女,相     

自我身份的迷失与追寻——《挪威的森林》中的身份认同建构

20世纪以来，人们普遍对资本主义理性产生怀疑，人类面临着自我身份认同危机。《挪威的森林》中，主人公们在“我是谁”与“我将去向哪”这两个自我身份认同问题上都陷入困境，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迷失，追寻和建构体现出现代人的身份焦虑和生存困境，也反映出村上春树对这一困境的思考和对拯救之途的探寻。     

重释“大我”与“人”的观念——从郭沫若、贺敬之诗中的“大我”形象谈起

郭沫若和贺敬之同为 2 0世纪中国文坛的著名诗人 ,他们的诗代表了“五四”时期和建国初期抒情诗的最高成就。在他们的代表诗作中都有一个“大我”形象 ,但二者内涵不同。郭沫若的“大我”体现了“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想和完美的人格特性 ,贺敬之的“大我”显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改天换地之豪情。两个“大我”形象折射了不同时代不同的“人”的观念     

当代政治哲学的走向——从阿伦特到马克思

在当代政治哲学重新兴起的过程中，作为“爱这个世界”的阿伦特和“追求人类解放”的马克思是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政治观”都对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阿伦特对“政治”的理解，走的是一条从哲学“沉思”开始，最后又回到哲学“判断”的“政治的哲学解答”之路，所以她无法根本跳出“沉思生活”的领域。但阿伦特对人类“黑暗世界”思考的背后，却巍然耸立着马克思的形象。而马克思通过其在现实“经济”领域中阐释“政治”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根本上实现了对“政治的经济学解答”，使政治问题在现实经济事务中得到了实现，从而在实践中“直接左右政治的发展”。在此意义上，当代政治哲学的走向，必然是一个从阿伦特“复归”马克思的过程。     

“棒棒”父亲的大爱

他是个平凡的男人，在一个小城市做“棒棒”。 他有个美满的家庭：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应该说，他是幸福的，他也一直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孩子们。     

80后独生夫妇观望“一家四口”新模式 生不生二胎？

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同时，国家规定独生子女夫妇可以生育二胎。如今，这些当年的独生子女，纷纷进入生育年龄。生还是不生生还是不生，这对胡维和钱娟来说真是个问题。与同龄人相比，胡维和钱娟算是“早婚一族”。他们是同班同学，2003年大学一毕业就举行了婚礼。次年，女儿佳佳出世。同学们都说，他俩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完成了婚姻大事。如今，佳佳5岁了，他们却在新一轮的领跑前停住了脚步。     

论中俄文学史上的“多余人”形象——兼对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的探讨

“多余人”形象并不是俄国近代文学史上特有的文学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多余人”形象同样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存在。近年来,这一世界性文学现象日益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但他们多把目光投向个别形象的对应的比较研究,对“多余人”形象的整体的综合的探讨尚不多见。本文试图立足于综合比较研究的角度,对“多余人”整体形象进行以下几方面的粗浅探讨:中俄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诞生及其共同基本特征;中俄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整体比较;“多余人”形象作为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的生命价值。     

用分层阐释法重新理解实践与唯物史观的关系

实践能否作为唯物史观的支点范畴，这不是一个可以站在单一的思维层次上来解答的问题，因为唯物史观本身具有两个层次的内涵。本文提出，在世界观即一般认识论的层面上，“实践”当然是唯物史观的支点范畴，但在科学历史认识论的层面上，作为唯物史观支点范畴的则是“生产方式”。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关系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误，都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内容。在这基础上，本文提出，在当前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讨论中，对于马哲内容的定位十分的重要。     

论《在酒楼上》及其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意义

一 《彷徨》中的《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孤独者》和《伤逝》等篇章,是鲁迅集中地探索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和命运的艺术结品。《在酒楼上》又是这种探索的开端。 《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狂人”,无疑也是一个受过封建主义教育而又发出了叛逆呼声的知识分子,因此可以说在鲁迅的小说创作中间,早已出现过知识分子的形象,但是这篇小说的主旨显然不在于探索知识分子的道路和命运,而是要剖析和鞭挞封建伦理制度的“吃人”的实质。“狂人”这种揭露性的呼声确实是震聋发聩的,不过由于“狂人”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已经不可能冲出这个将他禁锢起来的家庭,他在这个封建家庭中所受的折磨和迫害。必然注定了自己悲剧性的结局,因此不存在进一步探索他的道路和命运的问题了。 至于《呐喊》中的《孔乙己》和《白光》,则是描写孔乙己和陈士成被封建主义制度腐蚀掉灵魂的故事,他们实质上也是被这个制度所“吃掉”的无辜的牺牲者。他们都曾专心致志地想沿着封建制度所规定的道路去奋斗,希望能够在应试科举时侥幸获胜,挤进封建统治者的行列,然而他们毕生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鲁迅在这两篇小说中,都批判了他们那种陈腐和卑微的思想感情,然而对他们悲惨的结局却都表示了惋惜。他通过对这两个艺术形象的描绘,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