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两淮灶丁之生存环境与社会功能

清代两淮灶丁是两淮官盐和盐课的主要创造者。在食盐专卖体制的重压下,这些被清政府强行固定在盐场上的食盐生产者,每年都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然而这样一群为社会做出过突出贡献,有着强大功能的社会弱势群体,却面临着十分恶劣的生产条件与生存环境。在官吏、盐商及其地方官僚无休止的剥削与压迫下,灶丁往往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而恶劣的生产条件和天灾人祸更使他们朝不保夕,随时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险。两淮灶丁的上述悲惨境遇,为我们探寻清代两淮私盐问题活跃之原因提供了部分依据：     

清代两淮盐商与扬州饮食

清代的两淮盐课“动关国计”,两淮盐商富甲天下。盐商的大量资金相当一部分用于自己奢侈性的消费,其饮食消费对扬州饮食风尚产生了极大影响。清代盐商对扬州饮食文化有着应予肯定的贡献。     

唐代岭南财政述论

<正> 迄今为止,人们对唐代岭南社会经济的研究仍然不多,涉及财政者更少.笔者根据岭南实际,结合全国财政状况,就岭南财政制度的演变作一考察,并试图评估其在全国财政中的地位,不当之处,尚祈专家指正.一、玄宗朝以前:以租庸调为核心的赋税制度唐朝建立不久,就确立起以身丁为征税对象,以租、庸、调为核心的赋役制度,其内容是:“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有闰之年加二日),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布加五分之一).”     

徐步云和他的伊犁诗作

清代乾隆帝统一新疆后,有大批遣员被遣戍伊犁,其中不乏能诗之士,留下了大量的清代伊犁边塞诗。与其中历来备受西域研究者关注的清代伊犁边塞诗的代表作相比,清乾隆年间因卢见曾两淮盐引案漏言而遣戍伊犁的徐步云的边塞诗却少为人知。他的诗对研究当时伊犁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颇具研究价值。     

论清代云南铜、银政的发展

一、清代在云南推行的铜政(一)滇铜甲天下:云南号称“有色金属五国”,从公元十七世纪以来,云南的铜、锡、银就享有盛名,引起全国的瞩目,其中特别是东川铜矿,产量之丰,含量之纯位列全国之首,在整个清代,乾隆年间,每年运京铜达七百多万斤,道光年间滇铜每年运京降为三百六十万斤,称为“京铜”,仅东川铜矿最高年产量达七百多万斤,几乎供应当时的大半个中国,作为鼓铸铜钱,制造器皿之用.清廷派大臣专门督运京铜和监制铜钱,湘、鄂、浙、闽、粤各省争相截留京铜,一时之间“滇铜甲天下”,盛名传遍全国.东川铜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的东川市所属汤丹、落雪大山.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置螳螂县,辖今东川、会泽一带,当地居民以彝族、苗族、回族为主,明代曾设土知府管辖.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螳螂县条载:“螳螂县,因山名也,出银、铅、白铜、杂药.”说明东川产铜,为时久远.东汉时期著名的朱提(照通)、堂狼铜洗就是用东川铜制作的,滇东及滇南一带出土的铜鼓也大部是用东川铜制作的.南诏时期的许多铜铸佛像和铜器用品也主要来自东川铜矿和永胜铜矿.公元1328年(元致和元年),全国向朝廷贡纳“岁课”,其中铜课共2,380斤,唯云南贡纳,其余各省均无铜课.     

国民党与“耕者有其田”

中国国民党在其历史上曾三次主张或实行过“耕者有其田”:一次在孙中山晚年时期;一次是蒋经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赣南时期;一次是台湾五十年代土改时期。现对这三次“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及实施情况作一述评。 1.孙中山早年有过“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据梁启超回忆,1899年孙中山在日本同他谈论土地问题时就指出:“……今之耕者,率贡其所获之半于租主而未有已,农之所以困也。土地国有后,必能耕者而后授以田,直纳若干之租于国,而无复有一层地主从中朘削之,则农     

论垦首制对清代台湾社会结构演变之影响

一垦首制是清代台湾普遍盛行的一种土地开垦制度.这种制度以有资者出资,有力者出力为主要特征.具体的开垦方式有如下三个程序:1、垦首(或称垦户)首先向官府领取垦单,取得荒地开垦权(此种开垦权在一定时间内受法律保护);2、由垦首出资招募佃户,或亲自在垦区组织开垦,或委派“管事”代管;3、开垦获得成功,佃人必须向垦首交纳租税,称为“大租”,而垦首也必须把垦熟的田园向官府“报课升科”,缴纳田赋. 那么,垦首制究竟在清代台湾的土地开发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呢?换言之,通过垦首制方式开垦的土地究竟在清代台湾土地开垦总数中占有多大的比例?这是我们首先要了解的,     

清代佃农的中农化

在清代,定额租制取代分成租制在全国范围内占居主导地位。在定额租制发展的前提下,永佃制和押租制随之发展。租佃制度的创新,导致了地主与佃农之间产权关系的变动。学术界对清代的永佃制与押租制都作过许多研究。     

清代幕府的类型与特点

幕府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到了清代,幕府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更为广泛,并产生了一些新的特点。本文试对清代幕府的类型与特点,作一分析说明,以期对清代幕府有一个总体性的认识。 根据清代幕府内部关系与活动的性质,大体上可分为四种类型:（1）军营幕府;（2）行政幕府;（3）专职幕府;（4）艺文幕府。具体情况分述如下: 一、军营幕府。清代的军营幕府主要是指驻防将领即所谓“武职”的幕府。清代前期由八旗兵和绿营兵负责国家防务,嘉庆时始大募乡勇,后来又有湘、淮军的崛起,清季则由新军起弹压之责。这些驻扎在全国各地的常备军,是清代国家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知道,清代国家政治体系,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军队系统;一是地方行政系统。也就是当时所谓的“军政”与“民政”。在军政系统中,除中央设置统制机构和京城驻军外,大量的军     

“中庸”的变通性

“中庸”为儒门称道的至德,《论语》中仅一见:“子曰:‘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中,明言“子曰”的“中庸”共六见。这七见中,孔子均未就其内涵作具体阐释。后儒就此多所发挥;近现代学者对此亦很重视,然论述不一,或以为符合辩证法,或以为是形而上学。近来胡念耕先生有《孔子“中庸”新解》(见《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一文,综诸说、考字义,有新解,认为孔子推崇的“中庸”,其真实涵义为“遵循周礼准则奉劳不已。”从孔子的道德伦理学说意义上看,此说颇为合理。然就哲学意义上,特别是从方法论意义上看,孔子讲“中庸”似有更深刻的内涵。兹试论之。 “中庸”之“中”,在金文中的意义,郭沫若说有“中心”、“圆心”之意,做为动词有“命中”之意(见《金文诂林》卷一328页引)。这是很对的。按《说文》及王筠、唐兰、王国维等诸说(见胡念耕文所引)皆有合于郭说处,二程说“不偏之谓中”亦然。朱熹言“中只是个恰好道理”,尤其有理。至今河南方言称对、称好、表赞同,亦说“中!”正是此意。 “中庸”之“庸”,《说文》云:“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庚为更事,即改事;更者,改也。庚又有续义,赓从庚,赓续即继续(胡念耕文亦有详论)。墉字从庸,墉即古代城市四门外之延伸的建筑,     

清代山东盐课正课考

盐课在清代的赋税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盐课征收历来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清代山东的盐课,包括正课、杂课和其他商课三个方面。正课征收包括票课、灶课、加课三类,各项盐课款目的征收数额均有很详细的规定。     

从档案史料看清代湖广私盐问题

研究清代湖广私盐问题,在史料的应用上,过去人们更多的是从实录、官书、别史中爬梳史料,相对而言,对于档案资料的应用明显重视不够。事实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等档案资料中,也保存了大量有关湖广私盐问题的记载。比如有关私盐种类、私盐运销方式、私盐个案等方面的记载,均一一具全。这些重要的史料为我们研究湖广、两淮,乃至全国的私盐问题,均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唐宋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唐德宗年间两税法的正式颁行,标志着以租庸调为支柱的唐前期财政体系的完全解体,以两税法为核心的唐后期财政新型体系的正式确立,地方财政税收由国家统购统支改为“上供、留使、留州”的三级划分。北宋踵随唐代的两税三分制,但其内涵已迥然不同。对于茶、盐、酒等榷利,唐代为中央保留的直接受益税目,宋代则直到北宋末年才完全收为中央所有。对于地方两税收支的调控和管理,唐代主要通过两税预算的定额管理等措施,宋代则主要由派驻各路的转运使督责完成上供税收,地方经费也由朝廷统一控制与管理。唐代中央在实行两税三分制后,为保证国家税收与藩镇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北宋朝廷则在地方财政经历了颇为宽松的时期后,从真宗朝始逐渐加强对地方财政的挤压,直到徽宗年间一切财权收归中央的进程始告完成。     

论中央与地方税权的划分

税权是国家权力在税收领域的体现,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收行政权和税收司法权三个方面的内容。税权具有可以进行纵向划分的性质,是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划分的核心,是地方是否拥有地方税的立法权。宪法和法律的限制、司法权和民主制度的制约,可以有效防止地方税收立法权的滥用。按照不同税种的归属确定税收行政权的归属,是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收行政权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刑法修正案（七）》视域下：偷税罪的嬗变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修正案（三）将原来的“偷税罪”修改为“逃避缴纳税款罪”,并就该罪的具体规定进行了修改。本文在考察偷税罪立法沿革之后,力图对该刑法修正案（三）的立法进步性进行解读,并对其有待完善之处进行简要分析。     

悲士不遇:黄仲则词中的“笑”与“狂”

清朝乾隆年间四海升平的大环境里,在黄仲则词中却出现了少有的不和谐音符。黄词中多次出现"笑"与"狂",怀才不遇,叹穷嗟困成了该时期黄词的主题。考察黄仲则的感情经历,凄苦异常,但清词丽句中同样有"笑"的出现。透过这些"笑"与"狂",也让我们真切地走入到词人的真实情感世界中去,从而以另一种角度,在全面的视野下考察其悲士高歌、怀才不遇的多方面原因。     

清代国家生息资本--盐业帑本考

清代,特别是清前期,各地盐商凭借清王朝政府授予的特权,垄断了食盐的运销,借此获取高额的利润.同时,清政府又通过种种手段,对盐商们进行额外盘剥.清政府除了运用税收制度加大盐业利税获取财富以外,还尽力利用盐业帑本这种国家生息资本榨取盐商,获得强制性的高利贷收入--帑息.     

徽商经营淮盐最早时间不晚于西商

《清史稿》等史料表明,明前叶经营淮盐的商人主体,是由西北商与淮商(又称扬州盐商)所构成。即该时期淮商不包括西北商。且在当时的淮盐经营中,也无陕商、晋商、徽商等一类称呼。从这种意义上看,不但徽商与西北商是处在不可比状态,而且连陕商、晋商是否为西北商主体也须论证。再据地方史料记载,徽州早在明初,甚至宋元时期,便有人迁往两淮,并有人在那里业盐。是盐法志科第记录表明,构成明前叶西北商主体者,为陕籍商人(另可能还有晋籍),而同时期的淮商主体,则只能是徽籍商人。且该时期在淮徽籍盐商绝不是一个小数,其科举业绩也早于西北商。故从这种意义上说,明前叶又是徽商与西北商同时在经营淮盐。明中叶以后,西北商加入淮商,与徽商一起构成新的淮商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