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强制法律关系研究

在医患强制法律关系中,医疗机构基于法律的授权,除了具有一般医疗的权利和义务外,还可行使一系列医疗强制权利(力)和措施,强制患者接受治疗.这是公权力的行使,大陆法系国家称之为特别权力关系.在这种行政法律关系中,医疗机构处于行政主体(公法人)的地位,与患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具有强制性.     

论行政法权利及其保障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不同的部门法领域所享有的权利必然具有相应的部门法特色。行政法权利是由行政法所规定或确认的,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由私人主体所享有的、与行政主体的权利义务相对应的各种权利。私方主体所享有的行政法权利具有不同于私法权利的部门法特征———其享有来源于行政法的规定;可以放弃,但不可自由让渡;其实现具有不确定性和不能自力实现性;要求特殊的法律保护。行政法权利不同于私法权利,也不同于行政权力,其实现需要特殊的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救济的保障。     

论行政主体义务保障行政抗辩权的意义

在行政主体权力、行政主体义务与相对方行政抗辩权三者的关系上,行政主体义务直接源自于相对方行政抗辩权并决定了行政主体权力。行政主体义务以相对方行政抗辩权为目的,是相对方行政抗辩权的根本保障。它在更新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方行政观念、塑造与彰显行政相对方主体性地位、有效实现行政主体权力目的以及科学合理化构建行政责任与行政救济制度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我国行政立法评估主体制度的完善

行政立法评估是我国改善行政立法质量的重要制度。评估是事实认定与价值判断的主客观相结合的过程,因此主体制度的完善对立法评估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各地实践中对立法评估主体的规定各不相同,且各主体权利、义务也未得到明确和保障,因此不利于我国行政立法评估制度目的的实现。只有明确各主体地位及其在评估程序中的权利、义务,才能体现该制度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并促进我国行政立法评估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义务与被告人质证权——基于霍菲尔德权利理论的分析

通过法规范解释作业，可窥见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证人作证以出庭为原则，不出庭为例外”的线索。因质证权的确权性立法缺失，证人与被告人、法院之间的刑事诉讼法律关系没有形成“闭合回路”,缺乏法律关系联动的制度空间。刑事证人出庭作证义务与被告人质证权具有“同生关系”,二者在霍菲尔德权利理论对应的法律关系元形式是“权利”—“义务”。刑事证人出庭作证义务须以质证权作为参照物，且将二者置于刑事诉讼第一性规范下的“权利”—“义务”、刑事诉讼第二性规范下的“权力”—“责任”两对法律关系元形式联动情境中讨论才具有意义。应从立法密度、配套措施、体制改革及民众意识四个方面着手，构建质证权回归语境下的刑事证人作证制度，以期实现庭审的实质化和事实认定模式的转型。     

论人权法律关系理论

法律关系理论具有普适性,也是分析和研究人权、刑事诉讼人权保障问题的工具性理论。人权法律关系,是由人权法规定的国家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从法律关系的三个构成要素来看,其权利主体主要是自然人,义务主体在公法领域主要表现为国家,在私法领域主要表现为自然人和法人;人权法律关系权利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即义务主体所承担的义务,包括尊重、保护和实现等义务;人权法律关系的客体包括人的生命与健康、自由与尊严、幸福。     

试论法律的民族特性

法律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它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规定了人们的权利与义务,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一种社会规范。它具有规范性、概括性、强制性和国家意志性等特点。阶级性是其最本质的特征。然而,民族性也是法律的一个基本特性。下面就此试加论述。     

加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制约的必要性及其途径

行政权是国家宪法、法律赋予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规范,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权力。行政自由裁量权是伴随行政权而存在的,指在法律无详细规定的条件下,行政主体可以依据事实,凭自己的判断,在职权范围内作出适当行为的权力。外国有学者认为它是“行政权的核心”。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现代行政管理权的客观需要。行政管理具有最大的涵盖面,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律具有相对稳定性、滞后性和有限性,面对变化多端的社会现实,立法者对社会管理往往只能作原则的、弹性的规定,使法律的调整具有尽可能大的包容空间,而不能详尽列举出行政主体的各种权利与义务,必须容许执法者有相对的自由度。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机关组织调整社会经济生活的功能日益强化,要确保行政管理机制高效运转,充分调动行政执法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作出迅速反应,必须保证行政执法者在合法的前提下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给行政主体选择是否采取行为及采取何种行为的自由。     

权力的特性及其要义

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某个主体能够运用其拥有的资源,对他人发生强制性的影响力、控制力,促使或强迫对方按权力者的意志和价值标准作为或不作为,此即权力。法的本质内容主要是自由、权利与权力这三个基本元素构成的,其中权力是法自由和法权利的支柱。权力这个范畴在法学上受到重视,始于近代权力分立理论的启蒙和现代公法的发展,特别是政府职能的扩大,行政权力的无所不在。没有无权力的法。也不容许非法的权力。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之探讨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然后传入日本,再由日本传入中国。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是指在特别的行政领域内,为达到特定的行政目的,行政主体可以对相对人实施不受"法治原则"支配和控制的特别的公权力,而相对人只具有服从义务,并没有权力救济手段的行政关系。二战后,顺应实质法治国原则和人权保障的要求,世界各国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均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限缩特别权力关系的适用范围,甚至废除特别权力关系,引入法治保障相对人权利已是大势所趋。因此,我国应研究借鉴当今世界特别权力关系的理论新趋势,以推动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     

从行政主体到功能标准：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全国各地成立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机构在疫情信息公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该议事协调机构并非我国法定的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原因在于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缺陷导致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制度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对此，基于我国经济社会政治现实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接受性考虑，应在与行政主体理论分离基础上，从功能标准考虑，以是否依法享有、行使公共行政管理职权作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制度重构逻辑，它具有不再脱离行政组织机构设置实际、不再过分注重行政法上的独立人格、不再局限于国家行政职权、不再局限行政主体和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相合一等优势。在进行具体重构时，可从以公共行政管理职权“名”“实”相统一确立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的“质”、以公共行政管理职权合法性明确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的“量”、以最先受理原则应对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受理权冲突等方面努力。     

论应该、善和价值的存在性质

应该、善、价值的存在既具有特殊性、相对性、主观性,又具有普遍性、绝对性、客观性,因为一方面,应该、善、价值的存在被主体的特殊的、相对的、主观随意的需要、欲望、目的和客体的特殊的、相对的事实所决定,因而具有特殊性、相对性、主观性:它们是依主体的意志而转移的,是因主体的不同而不同的,因而是特殊的、相对的、主观的应该、善和价值。另一方面,应该、善、价值的存在被主体的普遍的、绝对的、客观必然的需要、欲望、目的和客体的普遍的、绝对的事实所决定,因而具有普遍性、绝对性、客观性:它们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是对于任何主体都因其有相同的需要而同样是善的、应该的、有价值的,因而是普遍的、绝对的、客观的应该、善和价值。     

寻求均衡:政府责任在行政立法层面的博弈分析

政府责任是指行政主体在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行政立法、执法及监督与救济时应承担的具体职责和作用,是政府运用公权力来调整权利(力)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时所应尽的一种义务.政府往往通过行政立法对权利(力)进行规则性配置,从而体现其责任承担状况,同时调整由政府所代表的公权力与相对人所代表的私权利之间的权利(力)关系,以期寻求二者之间的最优均衡.但有时立法的实施效果却并不能实现政府的预期目的.针对这一现象,笔者拮取了几个近年来颇受关注的有关行政立法的典型案例,试图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与分析.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政府责任的规避与承担和权利(力)结构的失衡与均衡有着极为重要的联系,进而引发我们对寻求实现权利(力)结构在行政立法层面的最优均衡问题进行思考与研究,藉此希望能对今后完善我国行政立法有所启迪与裨益.     

法律关系理论之正本清源

在现行法理学的理论中,法律关系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并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然而,这一理论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法律关系并不是单一的权利—义务关系,甚至权利—义务关系在法律关系中并不占主要地位,更为重要的法律关系是权利—权利关系。由合法行为建立的法律关系是一种权利—权利关系,它会受到法律的肯定和相应的保障,并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而由违约或违法的行为产生的法律关系,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它会招致法律的否定,可能会(不排除私法领域的合法"私了")由国家强制力介入将其解除。     

论民事权利与权力、义务、责任的逻辑关系

民事权利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要素。民事权利和权力、义务、责任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民事权利和权力各有其内涵。民事权利和义务是相对应的关系，有权利时就有义务存在。没有义务，就没有责任。准确把握这种逻辑关系是分析民事法律关系的理论基础。     

试论行政执法不作为

行政执法不作为是指行政执法主体负有法定的作为义务且能够履行而未履行或拖延履行的行政行为。其具有违法性、法定义务的作为性、行为方式的消极性以及单方性四个方面的特点。抽象行政执法不作为和具体行政执法不作为、申请行政之行政执法不作为和职权行政之行政执法不作为是行政执法不作为的两种基本组合分类。认定行政执法不作为必须坚持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行政不作为违法之国家赔偿责任

行政不作为违法以现实的行政作为义务存在为前提,以行政主体能够履行而未履行为必要。怠于行使自由裁量作为义务的行为只要违反合理原则即构成行政不作为违法。因行政不作为违法造成相对人损害,只有在相对人具备公法上请求权时,方有可能成立国家赔偿责任。作为构成要件的因果关系,必须区分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分层次考察,其中行政不作为违法作为损害产生的原因力是从行为的社会意义角度理解的。     

行政行为公定力质疑

行政行为公定力与现代行政法理念相悖,对我国无效行政行为防卫权制度的设立构成了障碍,影响了法治状态下权利与权力新型关系的构建。具体表现在:行政行为公定力缺乏实定法支持,有悖于公平正义理念,其理论依据缺乏合理性,其理论构建缺乏逻辑上的周延性。因此,行政行为公定力应退出行政行为效力领域,并确立以权利直接制约权力的独立价值取向。     

政府俘获理论及其对我国治理商业贿赂的启示

政府俘获是经济主体通过贿赂权力主体,从而操纵法律、法规、法令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实现自身利益的行为。政府俘获是商业贿赂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商业贿赂是政府俘获的重要手段。我国治理商业贿赂面临着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与私权利对公权力的侵蚀二元并存和当前的治理实践与国际反商业贿赂的趋势无法有效契合两大难题。运用政府俘获理论,通过确保公权力的主导地位和阻断私权利主体对公权力主体的贿赂行为与影响,培养健康的商业文化,加强对跨国企业的监管以及通过对中国经济主体海外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制,将会使我们对商业贿赂的治理取得明显的成效。     

民行关系初探

民主参与、合作、协商的契约精神是民法与行政法关系的契合点。这种契约精神在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司法各个环节均有所体现。而且,契约精神在行政领域得以运用具有积极作用,一方面,契约精神在行政法领域的运用,为行政法从"执法型"行政向"引导型"行政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也为行政活动提供新的管理思路。另一方面,民法中的契约精神在行政法领域被认可肯定,也为民法发展提供公法环境,进一步确认了公民的权利地位与权利意识。民法与行政法具有相互促进、互利共赢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