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苏轼的"师陶情怀"与精神创新

苏轼之所以能很快适应贬谪之地的生活,是因为他不断地进行着精神的创新,迅速找到了精神支柱.在不同的贬谪时期,苏轼的精神支柱是不一样的.在黄州,苏轼的精神支柱是佛老,还掺杂了儒教,同时,已有师陶萌芽.在惠州和儋州,苏轼的精神支柱尽管还有佛老、儒教的痕迹,而主要的还是他所创立的"陶渊明教".     

从苏轼在海南的诗文究其晚年的人生观

苏轼博学多识 ,才气横溢 ,是我国文化史上的千古奇才。他一生困于俗吏 ,屡遭贬谪 ,却从不随波逐流 ,趋炎附势。晚年时 ,苏轼在生活上以佛老思想为主导 ,更多地采取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旷达态度。这种处世哲学是他身处逆境时自我排遣的精神支柱 ,使他无往而不乐。当他遭贬海南儋州时 ,正是这种人生观使他勇敢地生活下来 ,直到北归。本文引用了大量苏轼在海南的诗文 ,来看他在海南的生活状况 ,从而证实他晚年的“超然豁达自适其乐、忘得失齐生死”的人生观。     

从东坡词看苏轼贬谪时期的佛老心态

苏轼贬谪时期的词作,呈现出他的人生心态鲜明的佛老印记,即:人生无常、世事变幻的虚无思想,随缘自适、顺其自然的人生追求,寂寞孤高、洁身自守的苦楚心境,怡然自乐、寄情山水的生活情趣。     

从东坡词看苏轼贬谪时期的佛老心态

苏轼贬谪时期的词作,呈现出他的人生心态鲜明的佛老印记,即人生无常、世事变幻的虚无思想,随缘自适、顺其自然的人生追求,寂寞孤高、洁身自守的苦楚心境,怡然自乐、寄情山水的生活情趣.     

论王夫之易学论域中批驳佛、老的十个角度

传统社会中的醇儒往往一方面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一方面力辟佛老。王夫之的卓异之处在于,他对佛老皆有详细研究,所以能够深入佛老两家的思想体系之中而批驳之。在王夫之易学类著作中,留存有大量的批驳佛老的议论。这些议论一方面体现了王夫之的宇宙本体论和人生哲学;另一方面凸显了儒学视野下佛老空无思想之荒谬。所以集中呈现王夫之易著中批驳佛老的角度、方法和内容,无论对于王夫之儒学思想体系研究而言,还是对于其佛老思想的研究而言,都将有所裨益。     

儒耶佛耶:赵秉文思想考论

关于金代学者赵秉文的思想属性,现知主要有两种看法:一说其阳儒阴释,始作俑者为刘祁,《金史》及《宋元学案》皆受其影响;一说推其为金季儒宗,时人杨云翼、元好问力主之。孰是孰非,此一问题不仅关系对赵氏本人思想的定位,也影响到对整个金代儒学面貌的认识。赵秉文在《滏水集》中的确不以出现与佛老有关的文字为忌。推其缘由,乃是因为他并不觉得语涉佛老就一定有违儒家立场。赵秉文对佛老的批评、对儒家的认同大量体现在他的论说中,按其文集可知。无视这些文字,而只盯住他的若干言行,就无法对其思想属性作出准确的判断。事实上,大多数金代士人并不斤斤计较于儒佛异同,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金代儒学的特色。对赵秉文这一个案的考察也使我们看到理学发展的另一面相,与两宋道学相比,这一面相也许更接近于原始理学。     

关于苏轼的文学理论批评

苏轼(一○三七——一一○一)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是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他的诗、词、散文的创作都达到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最高的成就,但他的世界观中存在较复杂的矛盾。在政治上,他一定程度同情人民痛苦,有改革弊政的要求,但又反对王安石比较激进的新法。他的基本思想属于儒家,又出入佛老。他有儒家关心现实、积极入世一面,但也有中庸调和的保守观点;他借助于佛老思想使自己观察问题比较开朗通达,却又带有严重的消极虚无主义倾向。这些观点在他思想中相互冲突着,又相互渗透、制约、影响着。例如他企图以无为而治来实现政治改革,曾说:“智者所图,贵于无迹。”(《上皇帝书》)“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王者不治夷狄论》)他又企图以超然物外来认识现实,适应现实,曾说:“君子可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宝绘堂记》)以及《超然台记》所谓“游于物之外”,以达到“无所往而不乐”;都是具体的表现。他这种思想的社会阶级根源是:在政治改良运动中新旧势力斗争和党派倾轧日益激烈的条件下,苏轼作为一个从中小地主阶级逐渐上升的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当时社会危机,企图改变现状,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比较安定,这是符合他本阶级长远利益的;但又反对这种改革过多地触动他本阶级的狭隘利益。他为了本阶级的利益投入复杂的政治斗争,又企图从政争的旋涡中逃避出来,保全自己。这些矛盾构成了他思想的复杂性,而上述这种复杂的思想观点或多或少地反映在他的文学观中。苏轼在文学理论批评的领域中,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并作出了不少发展,推动诗文革新运动的前进,但其中存在许多消极因素,必须严肃批判。他的文学理论批评主要有下列这些特色:     

苏轼的旷达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苏轼的旷达是其在北宋"三教合一"成为思想界的普遍趋势下,以儒家思想为根基,濡染佛老而形成的精神特质,是当时士大夫"修身以儒、治心以释"精神风貌的典型代表。苏轼的旷达给其文学创作打上了鲜明印记,主要表现为:以理驭情,清妙超然;搜研物情,理趣深邃;任性宣情,宏肆奔放。     

略论佛学对王船山诗词的影响

<正> 近年来,探讨王船山诗词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的论文较多,但涉及佛学对其诗词的影响的却几乎没有。不少论者认为,王船山于传统文化中单纯地服膺儒学,其诗词之内容当然也是以此为依归。的确,船山是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为己任的;但是,他并不是简单地唯六经是诵,而是广泛地研究先秦以来诸家之义理,经过独立的思考、选择和融合,从而构成自己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王船山不仅尊崇儒学,而且研究佛老,能够做到“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他以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唯物主义观点,对佛老进行了总结性的批判,并从中吸取了某些有益的因素。本文拟就佛学对王船山诗词的影     

试论苏轼的美学思想与道学的联系

试论苏轼的美学思想与道学的联系张维苏轼作为一代文豪，他在诗歌、散文、书法、绘画艺术等方面的卓越贡献是世人所公认的，人们在阅读苏轼作品时，不但能得到一种美的享受，同时又能得到一种道的启示，可以说美与道共存于苏轼的艺术作品中。苏轨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而且是...     

石介儒学思想析论

石介是开有宋理学风气之先的重要人物 ,但此前学者对其思想所作研究多拘于其排佛老、斥时文和废传注等外显的层面 ,而从其儒学思想的内在层面分析 ,石介基于“明道致用”这一根本思想 ,释儒弘儒 ,一为己任。其思想虽不够系统圆熟 ,但于传统经学营垒中启“好议论”之风 ,实开有宋理学风气之先。他对后世理学发展的影响有两个方面 :一是其思想学说“一出于孔氏” ,抬升了儒学的地位。二是提出了一些供后世理学家继续探讨乃至借鉴的命题和思想萌芽。     

论苏轼黄州时期的文学创作及思想

由于"乌台诗案",苏轼干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初被贬请到湖北黄州,并在此地生活了四年又两个月.这一时期既是苏轼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他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个高峰期.从苏轼被贬黄州开始,解读他在黄州期间的文学创作及其心路历程,探究这一时期苏轼的思想隶变对他以后人生的影响.     

《周易》"变易"思想与苏轼的处世哲学

苏轼的处世哲学深受《周易》思想的影响,《周易》的核心精神"变易"思想,尤其对苏轼人生态度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坚信"否极泰来"的变易哲理,认为欲成就"大器"必须经过风吹雨打的磨练,所以在被贬期间他能静以待会、勤学自爱,从而无往而不自得。     

佛教典籍与苏轼诗歌创作探微——以《金刚经》为中心

宋人做诗偏爱以学问入诗,苏轼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对佛教典籍尤其非常熟悉,比如是《维摩经》《楞严经》《华严经》《圆觉经》《金刚经》《坛经》等佛教大乘经。佛典的义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苏轼诗歌风貌,本文以《金刚经》为中心,细细分析其在苏轼诗歌创作中的表现。从思想角度看,这部经帮助他如何运用佛教智慧来处理人生存亡意义的问题。从创作角度看,《金刚经》灭尽着相思想,给他提供不少写诗的源泉,或以之作为归纳而用,或以之作为演绎而用,或以之作为主导思想贯入全篇而用。正因如此,苏轼的诗歌所呈现出的才是另一番景色。     

苏轼、苏辙《论语》诠释探微

北宋时期,诸多《论语》注本中,苏轼《论语说》和苏辙《论语拾遗》风貌独特,是蜀学《论语》学的翘楚,也是北宋民间《论语》宋学的典范。苏轼、苏辙诠释《论语》既相互辩驳又彼此承继,自以意作,新解迭出,有继绝学、存大道的深厚寄予;既坚持儒学本位又杂采佛老思想,发明经文义理时有返归圣学之追求;既联系个人遭际又结合社会现实,借诠解经文批评时弊,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苏氏《论语》诠释瑕瑜互见,在北宋《论语》诠释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论苏轼的辞赋创作

苏轼是北宋后期最重要的辞赋家,他的融汇古今的辞赋创作思想和深湛的辞赋艺术修养深刻地影响着北宋后期的辞赋创作。辞赋创作贯穿于苏轼文学创作的各个时期。苏轼的赋论与创作密切结合,综观其辞赋和辞赋观,有以下几个特征一、重视辞赋创作与作家素养的联系;二、融会贯通的集大成意识;三、寓深刻于平淡之中,追求理趣盎然;四、融聘词于流畅自然中的艺术表现。苏轼的辞赋观和辞赋创作代表着北宋后期赋坛的主调,众多赋家深受他的影响。     

旷达与乐观——透过苏轼词作看其人生态度

苏轼仕途坎坷、宦海浮沉,对社会人生进行了深入思考,在其词作中表现为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旷达中见豪放,旷达中显超脱,旷达中露婉约。苏轼思想庞杂,儒释道思想兼容并蓄,造就他身处逆境,能随遇而安,从容不迫保持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     

终极与社会两种视角的互补——苏轼的精神奥秘

苏轼是中国文化巨人,他对人生问题的处理方式和人格魅力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性格最典型的模式,给后世留下巨大影响,探索其精神构成的秘密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在思想方法上,苏轼善于从终极(宇宙)和社会两种视角观察思考问题,自由地飞翔于天地之间,因而在思想上他能够自由地取儒道佛三家之精华,在处世上他能够超脱地与人生困境相周旋.面向宇宙的沉思打破了常规思路,解放了被日常的世俗之见所拘禁的传统思想,使迷乱的心灵得到安宁,获得一种勘破事物真相、回归心灵家园的温馨感.苏轼的人生智慧其实也是中外哲人共同共通的人生智慧,这种智慧对人类的精神生活具有永恒的启发意义.     

惠洪《冷斋夜话》中的东坡记忆

比苏轼小34岁的北宋著名诗僧惠洪,在当时文坛颇负声名,据其《石门文字禅》部分诗作及陈敬《陈氏香谱》记载,他与苏轼大约于崇宁三年之前相识。惠洪著《冷斋夜话》十卷,其中涉及苏轼者达55篇。正由于惠洪与苏轼相识,并对其在海南、杭州等地的行迹进行过实地考察,因而《冷斋夜话》中的东坡记忆带有鲜明的纪实性与唯一性。在涉及苏轼的这55篇中,除记述其行迹、交游外,有的讲述苏轼前世今生的故事,为明清小说中有关这一故事创作提供了原型,也有一部分记载苏轼的创作轶事及其诗学观念,对我们考察苏轼被贬期间的创作心态、创作背景及其诗学思想提供了文献支撑。     

排斥与兼容——从韩愈的《论佛骨表》说起

“抵排异端，攘斥佛老”是韩愈复兴儒家正统教道的指导思想。他以儒家学说为宗旨，指出佛老的弊端，认为它们是“夷狄之教”，传承的儒家教道是维护封建秩序的理论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完整体系。他的排佛老是与维护儒学同时进行的。他力倡复古，对抗异端。将儒家所特有的仁义作为定名，“合仁义而言之”。韩愈的排佛老，是对前代各家每一阶段认识论上的总结。韩愈与佛徒道士者流的交往，体现了对立观点的学术流派之间的兼容与取舍，实质上是广泛地吸收了各学派的精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