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笔下的官宦家族女性——以女性墓志铭为中心

朱熹撰写的14篇女性墓志铭,反映了他视野中的官宦家族女性的日常生活以及他对女性的理想期待。在朱熹看来,理想的女性应该具备孝顺、贤惠和严慈等品格,同时还应该有一定的学识与信仰。朱熹通过对女性墓志铭的撰写,因人而异,因事立论,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抽象建构他理想的女性形象,以此为所有女性树立榜样。     

日常生活视野下诗歌的生命关怀意蕴探索——以《诗经·卷耳》为例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视与反思,源于意识到现代性所引发的人的实存性危机,其根本目的在于探索突围生命困境的方法,实现对生命的关注和关怀。以日常生活的视角来重读《卷耳》一诗,发现《卷耳》对日常生活场景的描述,虽不导向形而上的超验之域,却蕴含着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命安顿智慧,彰显出诗歌独特的生命价值。挖掘《卷耳》所具有的生命关怀深度,对于人们反思现代性弊病,寻求生命在日常生活境域中价值意义的解答乃至安顿,通达一种统一的整全性生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明清之际私家撰史的历史意义——以张岱及其史著为中心

明清易代之际,面对社会的陵谷迁变,作为大学者的张岱选择私家著史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并寄托故国之思.这种既坚守气节,又不沉沦颓废,以著史实现经世致用理想的思想行为颇具代表性.张岱的行为操守及著史原则也是对"三不朽"精神的继承和展现.     

明清时期天花病例的流行特征——以墓志铭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文集所收录墓志铭等悼念性文献中有相当数量关于天花病例的记述,为认识明清时期天花的流行提供了一类相对丰富又具系统性的病例资料。通过对发病时间、地点、年龄等的统计分析,明清时期天花病例有冬、春两季发病率高及患者多为十岁以下儿童之流行特征。天花在家庭内的传播,典型地反映了民间天花防疫措施的局限性。     

由焦氏家族迁徙传庚看唐代藩镇发展——以河北新出土的《大唐故焦府君墓志铭》为例

河北新出土的《大唐故焦府君墓志铭》刊刻于唐大中十三年(859年),在该墓志近1000字的铭文中,记载了墓主焦文举四代官宦,与其父焦长楚先后均为昭义军节度使的重要幕僚成员,官级达正三品。更为重要的是,铭文还记载了当地政区与人口变迁的许多内部情况,对研究当地地方史乃至唐末河溯藩镇、昭义军的史料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具有补正史之阙的作用。尤其是铭文中对墓主焦氏家族四代职事和驻地迁徙变化以及其家族文化传庚的详细记载,从中可以管窥对应时代、对应地域的唐代中后期藩镇发展、变迁的粗略脉络和趋势以及藩镇与地方行政体系交织过程中的一些制度、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官员考察与君臣关系——以明代京察自陈疏为中心的探讨

按明制,每六年对南、北两京文官进行一次全体考察,谓之京察。在京察中,为体现对四品以上高级官员的优待而赋予他们自陈求去的特权。以京察自陈制度运行中的重要文本京察自陈疏为研究载体,通过对自陈疏特点、书写方式以及上呈下达过程的研究,能够呈现出该制度的动态运作流程。从对明代京官考察决策依据和决策过程的探析中,可以看出明代京察自陈制度虽未较好实现裁汰不职官员的初衷,但作为信息沟通渠道在维系君臣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该制度得以在明、清两朝稳定运作数百年的关键所在。     

《汉语大词典》拾遗——以《撰集百缘经》为例

《撰集百缘经》中,有些词语为《汉语大词典》所忽略,以故《大词典》存在着词条失收、义项阙失、书证晚出等问题。文章依此补正共七条,以此说明中古佛经语料在汉语词汇中的地位。     

灵魂的升华——谈《小伙子布朗》与《缮写员巴特比》中的生命意识

霍桑在《小伙子布朗》中以心理剖析为手段,从精神层面探究了信仰坍塌后人的生存与生命意识之间的矛盾;梅尔维尔则是从物质生活入手,描述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精神自由追求者的命运。布朗和巴特比从最初的试图融入社会到最后为了信念和精神自由而拒绝与大环境同流合污,思想的不屈使得生命的价值得到体现,灵魂得以升华。     

两种生命观之比较——以《周易》哲学和熊十力哲学为例

熊十力哲学与《周易》哲学都认为世界统一于"生生之理",宇宙生命和人类生命是互相贯通且融为一体的。但《周易》所体现的是一种直接的、外在的生命。而熊十力哲学所体现的则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内在的生命。从二者的宇宙论、本体论、人生论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可揭示出这种差异性。     

逼近世纪末的生命本真——论长篇小说《曾在天涯》的精神话语场

《曾在天涯》细腻地刻画了主人公高力伟为追求物质和心灵双方面生命质量所进行的生存搏斗,并将它升华到对个体生命本相和本质意义进行感悟的形而上层面。作品的精神话语场逼近了世纪末的生命本真,对传统的社会历史话语、个体性精神话语和既定文学观念均具突破意义,文本和文本外作者的精神选择,共同表现了２０世纪中国末代文化人的心灵命运     

生命的存在状态——以《老子》第三十九章、五十一章为中心

生命的存在状态对于生命自身来说有自然状态、本然状态、异化状态、理想状态和灰暗状态等,对于别的生命来说又有最佳状态、不佳状态和敌对状态等。老子认为生命的自然状态表面上看既是生命的本然状态,又是生命的异化状态,实质上看则是生命的本然状态;生命的本然状态就是生命的理想状态,与生命的理想状态相对的则是生命的灰暗状态;生命的本然状态、理想状态就是对别的生命来说的最佳状态,与生命的最佳状态相对的则是生命的不佳状态乃至敌对状态。由于生命的本然状态、理想状态和最佳状态是吻合一致的,老子强调生命中的"自然",反对对生命的"改造"。     

生命的沉思 人生的解读——重读《我与地坛》

《我与地坛》是一篇“至性”的美文,文章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对以往人生经历的回顾与思考,对人生根本问题的超越性的感悟。作者以其对人生苦难的直接承担和体验,从亲身经历的生活中获得生存启示,抒写了一个失去精神寄托的游子走入自然怀抱的发现。正是由于母亲博大深挚,毫不张扬的爱,使他在潜移默化中学会如何做人。     

论苏格拉底的幸福观——以《申辩篇》为中心

从德性与知识的关系出发,各式各样的追随者将苏格拉底对幸福的看法发展为三种基本理论:德性工具论、德性自足论和德性至上论。从"灵魂"和"幸福"的原初含义看,苏格拉底的幸福观更贴近"灵魂"的原意:保持"活"的生命原则,并在活的过程中寻求物质和精神的满足。"诘问"是审查生活、获取幸福的重要手段。"好人"不是通常意义上道德高尚的人,而是善于统筹一切、使之真正有益于自我人生的人。"死后"则开启了灵魂的新航程、生发出"幸福"的新含义。     

关于生命教育的沉思——以云南省“三生教育”为中心

目前在中国许多省市都开始了生命教育的活动,以应对青少年出现的严重的生命困顿,如生活中的盲然和人生的无奈,以至陷入了网瘾、斗殴、吸毒、自残、自杀、凶杀等等对生命极不负责、极不尊重的行为之中,断绝了自我宝贵的生命。生命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体制化的生命教育则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澳大利亚,中国台湾地区纳入国民教育系统的生命教育是从1997年开始,而中国大陆由省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牵头(如上海、辽宁、湖南等)的生命教育约从2004年始,至于云南省提出并实施的"三生教育"则是从2008年8月份启动的。从总体来看,中国生命教育的发展极不平衡,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也不统一,而各省市自治区在推广实施方面更是参差不齐。一般而言,生命教育当然是以"生命"为核心的教育,是作为主体的"生命"(教师)以"生命"的丰富性和发展性为教育内容,对每一个个体之"生命"(学生及全体社会公众)的教育。本期专栏编发了关于生命教育的几篇文章,重点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较深入地探讨了生命教育的一些重要的问题,期望引起学术界及教育界的重视。     

生命的真实与超越——劳伦斯在小说《虹》中表达的生命观

劳伦斯的代表作《虹》以一个家族的精神历程为线索,展现了在西方文明中人类生命逐渐走向衰亡的过程,进而表达了劳伦斯独特的生命观:一、生命的本质是具有先验性质的生命力量,即"非人类因素";二、人类生命过程的本质意义就在于不断实现超越;三、生命超越的目标是回归生命的本真状态,但这个状态并不仅指为诸多学者所注意并反复讨论的"和谐的性爱"、"血性的张扬"及"本能的复位",而是具有更深广的内涵。     

冯友兰与抗战文化——以《南渡记》为中心

冯友兰在抗战期闻的学术成果是抗战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冯友兰不仅写成了"贞元六书",而且写成了大量的时论性著作,对历史、传统、理想、信念、人生、价值等问题的思考,构成了这些时论性著作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从一个侧面向人们展示了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观念、民族情节、文化意识与人生追求,表明了抗战文化所蕴含的基本精神与普遍价值.今天,重读冯友兰这些著作,将有益于我们更深刻地领悟抗战文化的内在精神,更具体地感受抗战文化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生命的归宿——以老子“复归其根”为中心

为了探讨老子的生命观,从道的无物状态、有物状态入手,运用诠释学方法对老子的＂复归其根＂进行了新的解读。分析认为,生命属于道的有物状态,生命的本原是道,生命的归宿也是道;在此意义上,生命归于道即是＂复归其根＂,亦即生命从道出发,在离道而去的同时,又向道而归,并以生命之＂死＂的方式完成向道而归。分析结果表明,从＂物＂的意义上说,＂复归其根＂就是构成生命的＂物＂由道之外回到道的有物状态、有物之道,并由道外之物转化为道中之物;但是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复归其根＂就是为生命寻找死之＂无限＂。     

关于生命教育的若干探讨：关于生命教育的沉思——以云南省“三生教育”为中心

目前在中国许多省市都开始了生命教育的活动,以应对青少年出现的严重的生命困顿,如生活中的盲然和人生的无奈,以至陷入了网瘾、斗殴、吸毒、自残、自杀、凶杀等等对生命极不负责、极不尊重的行为之中,断绝了自我宝贵的生命。生命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体制化的生命教育则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澳大利亚,中国台湾地区纳入国民教育系统的生命教育是从1997年开始,而中国大陆由省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牵头（如上海、辽宁、湖南等）的生命教育约从2004年始,至于云南省提出并实施的＂三生教育＂则是从2008年8月份启动的。从总体来看,中国生命教育的发展极不平衡,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也不统一,而各省市自治区在推广实施方面更是参差不齐。一般而言,生命教育当然是以＂生命＂为核心的教育,是作为主体的＂生命＂（教师）以＂生命＂的丰富性和发展性为教育内容,对每一个个体之＂生命＂（学生及全体社会公众）的教育。本期专栏编发了关于生命教育的几篇文章,重点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较深入地探讨了生命教育的一些重要的问题,期望引起学术界及教育界的重视。     

一位红色诗人的生命曲线——殷夫诗集《孩儿塔》论

本文意在通过对殷夫前期重要诗集<孩儿塔>的细致研读与深入分析,从诗的情感内涵与抒情模式等方面切入,着力勾画出红色诗人的生命曲线,并以此重塑红色诗人殷夫的完整形象.     

经典诵读如何才能不变异——以《经典教育让生命有根》为中心

“经典诵读”的倡导和论争有比较长的过程,学界一般将其源头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批著名知识分子的主张,以后的研究也大多在精英知识分子之间进行。《经典教育让生命有根》摆脱精英知识分子的理论研究窠臼,汲取各地经典诵读实践的经验和方法,形成了一种开放、多元的经典教育理念。对这些经典教育理念的历史分析将突破以往经典诵读研究中的某种思维定势,为经典教育研究开拓新的空间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