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荒、社会变迁与流民——以19、20世纪之交的直隶为中心

灾荒、社会变迁过程中孕育大量流民 ,为义和团运动的大规模展开提供了主要依靠力量。流民大军是一支盲动的巨大力量 ,在饥饿机制的驱使下 ,他们大量投身义和拳 (团 ) ,也为这场运动增添了许多“盲动”色彩。     

元代灾荒中的流民刍议

众所周知，元朝是我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泛滥和高发的时期。元代中后期几乎是年年有灾月月有灾，造成广大民众饥贫交图，流民四起，盗贼和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严重威胁看蒙古王公贵族的统治，为此元代诸帝也是穷尽脑汁予以赈济和减赋，以求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挽救统治危机，然而却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灾荒所造成的创伤。有元一代，灾荒与流民伴随着农民起义的号角终将元王朝送进了坟墓。本文以分析元代的较大灾荒以及元廷对受灾流民的赈济措施为主旨，阐明灾荒与流民对元朝的影响。     

明清时期皖北流民现象刍议

流民现象是解开皖北社会的一把钥匙。明清以来，皖北由富饶之域而变成了令人心酸的“十年倒有九年荒”之地，如果从灾荒视角上看，这种变化有自然和人为两重因素。从自然因素来看，人类过度开发与破坏自然环境，以及黄河夺淮入海等原因，使得皖北数百年来备受灾荒洗礼，社会萧条，民生艰窘，成为滋生流民、匪患的“问题”地区。从社会因素来看，封建中央政府以“顾全大局”的名义而有意牺牲这一“局部利益”。可以说，明清皖北流民的产生是自然灾害、人地矛盾、土地兼并、社会环境以及农业经营方式与社会风气等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     

近代流民入城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近代中国由于资本主义入侵、战乱、灾荒等原因,产生了大量流民.流民入城对近代城市化进程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一方面,使近代城市人口规模迅速上升,为城市的工商业提供了充足的后备劳动力,改变了城市的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使失业人口剧增,城市市民生活质量下降,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人居环境恶化,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调,人口职业结构出现畸形,城市功能受到很大影响,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80年代以来秦汉社会史研究述要

80年代以来秦汉社会史研究主要涉及阶级、阶层,家庭、宗族,农民起义,社会人口,社会流民,灾荒与赈济,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社会风尚,婚丧礼俗,宫观陵寝建筑,以及妇女、老人,环境保护等方面。其中对于豪强、士人、门阀、家庭等方面的研讨尤为热烈,成果亦显突出。     

近代灾荒赈济的几个侧面

近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困扰。文章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对近代灾荒赈济的主要措施及其成效进行审视,认为尽管赈济举措未能从根本上控制流民的生成,但近代中国在赈灾方面所作出的种种努力,还是应当肯定的,而其中的教训亦非毫无时代价值。     

农民流动与地权变动:救灾中的国家治理——两个经典命题的阐释

在荒政研究中,"灾荒是农民离村的重要推力"及"灾荒是土地兼并的杠杆"等经典命题与相关争论反映出传统农业社会自然灾害、农民离村和地权变动之间的内在关联。传统治理主要指向流民安置与地权调整,但其措施多是应景性的临时控制,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当前,自然灾害频发与人地矛盾突出等问题相互纠葛,促使国家重新审视灾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及其在现代社会的表现形态,有序引导农民流动,强化土地政策供给,构建协同共治的治理模式。     

关于明代传染病的初步考察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传染病频发的时期,就其分布而言,南方明显多于北方。南方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及福建省。影响明代传染病地理分布的原因除了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灾荒与战争以外,在很大程度上,与南方山地的开发、流民移动的方向息息相关。明代传染病以瘟疫为最多,痢疾、伤寒、疟疾较为严重,鼠疫也有大面积的流行。     

流民与中国城市近代化问题

文章认为,中国近代城市近代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外来人口的流民性质。由于战乱、灾荒及乡村破产等原因,大量乡村人口迅速向城市迁移,到城市谋生;又由于城市的外来输入型的近代化发展道路先天的与乡村发展脱节,使城市近代化与乡村人口外流过程之间的关系失衡。一方面,大量乡村人口流入为城市近代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后备劳动力,改变着城市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大规模外来的流民使城市就业困难加剧,失业、贫困、住房及供应品的紧张造成了近代城市社会问题丛生,城市社会秩序的平衡和稳定被破坏,给城市近代化的发展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对晚清咸同年间太谷学派黄崖山聚众的考论

晚清咸丰年间,太谷学派北宗领袖张积中在山东黄崖山聚众讲学,自保自治。黄崖山聚众的规模在数千人之间,聚众者主要来自于乡绅官宦、本地村民及流民杂类。山东民间军事化环境下灾荒与民变频繁使黄崖聚众有了最基本的吸引力。太谷学派"教养天下"的宗旨是黄崖山聚众得以实现的依靠。     

清咸同年间黄崖事件再认识

由张积中在黄崖山讲学聚众的实际活动看,黄崖事件非“教”案,也非纯粹“匪”案。张积中的讲学活动不是决定山寨命运的主要因素,仅为黄崖山聚众的魅力元素。黄崖事件的悲剧命运是当时的社会生态所决定的:咸同年间山东灾荒与流民问题为黄崖山寨聚众提供了条件,咸同年间山东民间军事化结构同质了黄崖山寨。     

宋代流民救助述论

由于自然灾害、战争和土地兼并等原因,宋代出现了一些无家可归,四处流浪的流民。为救助这些流民,宋朝采取了对流民进行救济和安置、让流民返还故乡、照顾流民中的老弱病者、招募流民从军入伍等具体救助措施。这些措施对流民起到了较好的救助作用,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黄巾起义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

一从西汉后期开始,在地主阶级内部,逐渐出现了占有大量土地和财富的豪强大地主阶层。东汉以来,随着豪强地主势力的继续发展,使以外戚、官僚、宦官为主要成分的豪强地主集团恶性膨胀,成为当时社会上最反动、最腐朽的反动势力。所以,东汉将近二百年的统治,只有光武、明帝、章帝三朝维持过一段稳定的局面。在这以后,社会经济常处在动荡不安之中。由于对羌族连年用兵,赋税不断增加。由于豪强地主势力迅速发展,土地兼并日益剧烈。由于外戚宦官两大集团的争权夺利,政局日趋腐败。加上连年灾荒,大量的农民破产逃亡。到了桓帝、灵帝时候,流民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凶年继之以灾荒,桓帝永兴元年(153年),全国有将近三分之一的郡国遭受蝗灾,河水泛滥,     

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的爆发

义和团的起源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应该是两个问题,尽管有联系。"义和团,起山东",而义和团运动起川东,是余栋臣第二次起义,而非赵三多起义或朱红灯起义拉开义和团运动序幕。因为义和团运动与教案并无实质区别,组织与仪式只是义和团运动的一些外在特征,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在一些主要方面相同或相近,余栋臣第二次起义直接推动半个河山的义和团运动,并与义和团运动爆发有内在联系。突破"山东说"、"北方说",可能会看到一个更为完整的义和团运动。     

邓小平的灾荒防治思想与当代启示

邓小平的灾荒防治思想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灾荒防治思想是其形成的文化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的灾荒观是其形成的理论基石,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的灾荒防治思想是其形成的实践经验,近代以来中国严峻的灾荒形势是其形成的社会背景。在长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邓小平高度重视灾荒防治问题,对灾荒防治工作进行了积极探索与实践,并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灾荒防治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灾荒防治的根本出发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灾荒防治的首要任务;重视发展农业、加强粮食储备是灾荒防治的重要举措;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灾荒防治的有效手段;政府救济和群众自救相结合是灾荒防治的基本原则。邓小平的灾荒防治思想是他长期重视和领导灾荒防治工作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灾荒防治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事求是地总结邓小平的灾荒防治思想,对于推动今后我国的灾荒防治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应以人为本,始终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灾荒防治工作的首位;加强农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为救灾工作保驾护航;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提高全社会对灾荒的忧患意识;加强党和政府在救灾工作中的主体地位,积极构建多元救灾主体共同参与模式。     

义和团运动时期直隶士绅研究

直隶既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整个运动的高潮中心。直隶义和团运动始终与士绅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文章对直隶士绅参加义和团运动的原因、在前期和高潮时期的表现、以及在义和团运动后期产生分化及分化的原因作了初步探讨,认为直隶士绅在义和团运动中应视为一支进步的力量。     

近代东北灾荒史论略

本文为讨论1840年-1949年间中国东北地区灾荒以及民众应对灾荒的历史沿革的专题论文,即从近代东北灾荒的历时性分布、灾荒成因、灾荒影响、从无效应对到有效应对、灾荒救助与社会进步等几个方面进行讨论,概述灾荒对近代东北社会的影响,论述卫生防疫、慈善救助等救灾措施,并从社会生活史的角度解析近代东北社会近代化的历程及与民众的互动关系。     

民国时期土匪成因与治理

在民国时期,由于保留封建的土地制度,农村经济落后,加之灾荒频仍,战争接连不断,遂产生了大量流民和土匪。民国政府虽然设置一定机构和人员,制定一些惩治盗匪的法规,并多次进行剿匪斗争,但因种种因素,未能根治匪患。革命根据地采用标本兼治的办法,即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教育的等多方面的治理,才彻底肃清匪患。文章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提出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正确执行剿抚兼施的政策、国家政治清明,是民国时期治理土匪问题的重要经验与教训。     

两汉流民问题初探

两汉流民问题具有规模大、地域集中、持续时间长、呈放射状迁移和成分渐趋复杂等特点。除自然原因外,苛吏暴政、豪强兼并和战乱等导致了流民问题的出现。两汉政府采取限制、镇压和遣返,控制与安抚,入籍新地和修城池设郡县等措施安置流民;而返回故乡、死亡、入边地与城市、沦为奴婢、被收为兵、入居山林或参加农民起义,则是流民的基本去向。流民实边与入籍新地,有助于开发边地,推动民族融合与文化的交流扩散;流民反抗封建暴政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文明和历史进步。但是,由流民问题引发的两汉社会的剧烈动荡,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浩劫,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则是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近代东北流民与农业开发

清末民初,伴随着清朝封禁东北政策的破产,关内流民大批涌向东北。流民的到来,传播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带来了优良的农作物品种,加速了东北的土地开发与农业发展,耕地面积剧增,粮食产量迅速提高,东北商品粮基地初步形成。这一切,与广大流民含辛茹苦、披荆斩棘的创业精神是不可分的,流民堪称发展东北农业经济的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