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汉魏晋时期的厚葬与薄葬

秦汉魏晋时期厚葬的成因有经济、认识、道德伦理、统治者提倡等等,归根结底还在于统治阶级选择丧葬制度的着眼点在于能不能维护其政权的稳定性,厚葬、薄葬都在其次。该时期的厚葬特点一是长丧久葬,二是事死如事生,后者具体表现是大、多、广。汉文帝“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的诏令确实实行过,但并未全面提出“禁厚葬”的措施,薄葬的局限性很大,尤其是开创了“凿山为穴”的新葬制。魏晋的薄葬特点是短丧、不封不树、明器减少。局限性是薄葬区域性强、阶段性突出、新葬制的出现。因此,厚葬始终是汉晋时期丧葬活动的主线     

魏晋时期薄葬思想探析

魏晋时期薄葬思想的出现,既有来自社会环境的原因,也有来自社会思想变化的原因.从社会环境看,东汉末年以来战乱不断,社会动荡不安,人们生活困窘,物质极度匮乏,盗墓现象严重;从社会思想看,儒家传统名教思想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和挑战,厚葬思想也受到怀疑和冲击.人们冲破儒家礼法的束缚,反对厚葬,以薄葬来展示反传统观念,薄葬思想理论也因之形成.     

论魏晋名士的形成

东汉以来 ,田庄经济的发展是魏晋名士孕育生成的经济条件 ;汉魏之际险恶的政治环境是形成魏晋名士的政治原因 ;与这种经济、政治形势相呼应 ,在学术思想界出现了儒道合流的趋势 ,广大知识分子在行为方式上既追求人性自由 ,又恪守封建礼教 ,形成所谓双重人格。至曹魏 ,一批人的这种双重人格特征已十分明显 ,它标志着魏晋名士的正式形成。     

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原因考——以洛阳地区为中心

唐代流行厚葬,但墓志和传世文献中葬于洛阳地区的唐代士人阶层的遗言显示,一部分唐人临终有意选择将自己薄葬。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不仅可以作为墓志、传记标榜人物德行的一种途径,也是唐人对丧葬状况、社会现实进行审视的结果。个人观念、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多藏厚亡"思想和盗墓事件多发,均是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的主观原因;客观上,社会抵制厚葬的风气、家庭经济能力不济可能导致薄葬意愿的产生。归葬背后沉重的葬费支出也可能影响唐人选择薄葬,在外宦游的唐人临终提出薄葬,将之作为缓和新的居住模式与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故里情节之间矛盾的一种办法。     

魏晋文人自我概念研究

在魏晋文化人的人格变化中理清中国古代文人的心态变化脉络,进而在魏晋时期特定的历史文化图景中分析魏晋文人自我概念的构成,揭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在这一群体身上的影响,找出他们的自我概念形成原因,对当代知识分子当有裨益     

论《共产党宣言》的当代价值

《共产党宣言》包含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无产阶级政党斗争策略等基本思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演变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其阶级斗争理论为分析当代阶级现象和政治形势奠定了基础,其世界历史理论为透视经济全球化复杂状况提供了理论指南。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北区域经学的时代差异与地域分异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发育存在时代差异与地域分异现象。就河北地区而言,总体积极上升、间有波动升降为经学演变的一般规律。具体到形成原因,则至为复杂。然大概言之,河北经学在魏晋时期的上升态势主要归因于自然环境的演变、经济基础的发育和文化传统的流衍,在北朝时期的经学鼎盛局面则主要受制于政治形势的波动。     

从《搜神记》看魏晋时期的个体意识

《搜神记》作为魏晋志怪小说的代表,记载了魏晋及魏晋以前的怪异之事,反映了社会的动乱,体现了魏晋时期人们的普遍认识和个体意识的觉醒。从《搜神记》文本出发考察其中所展现的魏晋时期人们的思想状况,可以挖掘出儒学衰微,关注个体生命价值的真正原因。     

政治形势与近代西北商路的商贸活动变迁——以苏俄因素为中心

中苏(俄)外交关系变化对近代西北商路的经贸活动变化产生的重要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商品流量、流向变化方面。此种变化不仅加剧区域商品市场变动,而且影响相关生产要素的流动。这不仅是近代西北区域商品市场变动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特征,而且也是近代西北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趋势不断加剧的外部原因。它表明,政治形势变化是近代西北区域经济发展中内在动力机制生成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影响因素亦是今日西北区域经济发展应直面的历史"传统"和时代命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美育思想述略

从传统美育思想的发展来看,魏晋时期是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时期。由于魏晋时期,我国封建制度内部的经济、政治状况又有了新的变化,封建统治者不得不在具体制度方面作出某些必要的变革与调整。这是传统美育思想的发展由两汉时期的相对稳定向魏晋时期的相对变动转换的根本原因。同时,魏晋美育思想的发展,既是两汉美育思想的终结,又是隋唐美育思想的起点,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