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考

"步"是个汉字,却也是越人谓"竹筏"、"渡口"、"舟船停泊处"的汉音译写字。文章追溯了我国苏浙以南广大地区谓"渡口"为"步"的历史存在,进而追溯其来源。     

解读"整合"与"民族整合"

"整合"和"民族整合"两词在当前的学术论著中出现频繁,学者们对"民族整合"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实现学术话语的趋同性认识和使用,有利于消除歧异性理解,形成认知上的共识.本文在对"民族整合"的不同表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认为"民族整合"是不同于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功能和过程.     

探析文化"软实力"

分析了"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的内涵,阐述了文化"软实力"的国际影响与重大作用,进一步明确要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凸显了文化"软实力"的国际影响力在当前社会形势下的战略地位.     

"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战略窥探

"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战略不管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史上都创造了许多军事奇迹.新时期,随着"先发制人"战略在国际上的广泛蔓延以及我国反对霸权主义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科学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     

论"疑罪从无"和"发回重审"的冲突和对策

通过时"疑罪从无"和"发回重审"的利弊分析,提出了以"疑罪从无"为原则改革"发回重审"制度的若干建议,旨在消除法律制度冲突,最大限度地发挥刑事二审程序的纠错功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史记》所见"胡"与"匈奴"称谓考

<史记>中所见"胡"与"匈奴"两种称谓,其含义是有明显差别的.战国时匈奴及北亚草原各游牧部落,大多以"胡"为名."胡"的称谓泛指或分指"诸胡","匈奴"的称谓则专指匈奴.秦汉之际,匈奴在政治上统一了北亚草原,汉人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胡"与"匈奴"两种称谓频繁互换,出现了严重的混淆."匈奴"的称谓既指匈奴,也指汉朝北境"诸胡".而<史记>以"匈奴"指代战国"诸胡"的做法,正是司马迁用汉人观念解释旧史的结果.     

读"法"心解:"保存"和"保护"

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方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来,我们一直在"保护"二字上做文章.官方和学界陆续提出了一些保护理念,如整体性保护啦,原真性或本真性保护啦,原生态保护啦,等等.在<非遗法>"草案"或"讨论稿"阶段,名称都用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     

"速"与"慢" ——有关"速食时代"设计观念的辩证思索

当下的设计已经走入了"速食化"的时代,伴随着中国巨龙经济的腾飞,中国设计市场势必引领全球的设计风向.但是,在面对设计是该遵循"速设计"还是该选择"慢设计"时,设计人仍面临着困惑.此文从辩证和发展的角度对"速食化设计"和"慢设计"进行对比、分析.进而对未来中国更适合何种设计理念做出有益的讨论.     

论近代法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蜕变——从"左翼"民族主义到"右翼"民族主义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近代法国民族主义在19世纪后半叶经历了一次"右转弯",即从"左翼"民族主义向"右翼"民族主义过渡。事实上,这种过渡不在于"左翼"民族主义的急流勇退和"右翼"民族主义的狂飙突进,而在于"左"、"右"两翼先后垄断民族主义话语。在这一蜕变过程中,"左"、"右"两翼都保留了各自的民族主义传统,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实现了"神圣联合"。     

浅谈藏医对"亚健康"的认识

近些年,国际医学界许多专家对"亚健康"阐述了不同的观点。我国医学界围绕"亚健康"这个话题也展开了一系列的研讨活动。本文根据西医对亚健康的机理、症状和治疗的认识,结合藏医"三因学说",即"隆"、"赤巴"、"培根"的不同状态,用比较的方法,从传统藏医学的理论观点阐述了藏医对此类疾病的认识和治疗原则。     

秦、西汉的“内臣”与“外臣”

本文对文献记载中西汉政权处理民族关系时出现的“内臣”和“外臣”作了分析 ,归纳了它们在与中央政权关系上各自不同的特点。作者在分析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基础上认为 ,秦简中的“臣邦”相当于汉代“内臣” ,“外臣邦”相当于汉代“外臣” ;并指出文献中的“羁縻”制度等同于“外臣” ,“葆塞蛮夷”相当于“内臣” ;同时提出“内诸侯”和“外诸侯”的称呼不适合于汉代分封和民族政策 ,应以汉代习称的“内臣”和“外臣”为准。最后 ,本文归纳了“外臣”向“内臣”转化的途径和原因 ,提出中央政权军事力量的壮大是完成此转化的直接动力。     

"一廊"和"一圈"框架内广西与越南旅游资源的整合

旅游业素有“无烟产业”和“永远的朝阳产业”的美称,它已经和石油业、汽车业并列为世界三大产业。作为全国旅游资源丰富的省区之一——广西,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重视和多方努力下,旅游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广西与东盟国家之一的越南毗邻,双方对资源的整合和旅游产品的开发尚显缓慢。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加快构建和“两廊一圈”深入推进的情况下,广西的旅游业应当抓住机遇,实现“一廊”和“一圈”框架内广西与越南旅游资源的有机整合。     

论民族概念的政治属性--从欧洲委员会的相关文件看"民族"与"族群"

“民族”是一种多元、多维和多层的综合性的社会存在 ,因此 ,随着观察者的立场、视角和背景的不同可得出不同的结论和定义。本文仅根据欧洲委员会的相关文件中使用“民族”和“族群”的情况 ,从考察欧洲法律文书对相关概念的界定和使用入手 ,探讨“民族”的政治属性 ,并以此展示近几年在国内广为流行的“族群”与“民族”的关系问题。充分认识“民族”的政治属性 ,将有助于我们消除在对待“民族”概念上的一些误解 ,有助于提高对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理性认识 ,在实践上有利于各民族在国家层次上的整合     

Ethnos(民族)和Ethnic group(族群)的早期含义与应用

英文ethnic是希腊语ethnos拉丁化的形容词形式 ,对应中文的直译可理解为“族”或“族的” ,属于人类社会“族类共同体”应用范畴。该词在英文中没有形成名词形式 ,在与group连用后形成了复合名词ethnicgroup形式。在 2 0世纪 6 0年代中期以后 ,ethnicgroup一词在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学科流行开来 ,用以分析这些国家基于种族、民族、语言、宗教、文化、习俗等要素基础上的“认同群体”。 2 0世纪 80年代以后 ,ethnicgroup这一术语在世界范围流行开来 ,在引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时 ,中文翻译为“民族”、“民族集团”、“种族”、“族裔群体”和“族群”等 ,其中以“族群”最为通行。但是 ,学界在研究和应用这一术语时 ,缺乏对ethnos及其派生的ethnic和ethnicgroup源流的关注。本文就这一术语在西方国家早期 (2 0世纪 70年代以前 )的含义演变和应用情况做一梳理 ,并指出了这一术语的流行属于西方国家“族类政治化”裂变的产物及其表现出的“后现代”话语的特点 ,以期为进一步研究这一术语在西方国家广泛应用的社会背景作一铺垫     

学科范式转变中的"民俗志"——以《中国民俗文化志》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为例

自1950年代至今,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学术史上出现了几次关于田野作业的大型讨论,2006年12月在京召开的"民族志、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便是其最新进展。主持人刘铁梁在会上介绍了《中国民俗文化志》的首批成果,对于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目前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如何撰写当前的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所期待的民俗志?"——做了回答。本文将《中国民俗文化志》所依赖的概念("标志性文化")与写作模式("标志性文化统领式")加以批评,重启它所蕴含的可能性,以促使当前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有关田野作业的讨论继续发展。     

乡村回族社区“人情”文化变迁研究

"人情"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而"礼物"馈赠又是"人情"表达的有效方式.本文拟从"人情"表达方式的"礼物"之嬗变和"人情"圈的变化为切入点,来探讨乡村回族社区"礼物"-"人情"-个人-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网络三维一体隐型文化结构及其变迁.     

当代台湾的“原住民”与民族问题

当代台湾少数民族和民族问题 ,是大陆民族学界亟须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以 2 0世纪 80年代初开始的台湾少数民族“正名”运动为切入点 ,分析了台湾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生活的现状和问题 ,就台湾少数民族的政治诉求及其表现在民族问题话语中的误区进行了探讨 ,揭露了“台独”势力利用“原住民”问题分裂祖国的图谋 ,认为台湾一些人对所谓“南岛民族”的炒作实质上就是要宣扬服务于“台独”目标的“泛南岛民族主义”。     

西方“人民”和“民族”概念的历史交融与互动

"人民"与"民族"的关系错综复杂,它们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结合在一起,彼此间相互渗透、融合、塑造,引发了一场概念革命。现代政治是"人民"与"民族"相互作用的结果,"人民"为"民族"提供了政治上的意义,"民族"承担了解释"人民"何以构成的任务。在二者的融合过程中,对于"人民"的抽象、整体化设定与具象、个体化设定塑造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观念,导致了不同模式的民族主义。     

试析回族清真寺"清真"嵌字联对"清真"的文化阐释

对于一种文化而言,文化的主体始终肩负着对自己文化的认知与表述。回族清真寺“清真”嵌字联对于清真二字的文化表述,就是回族人对自己文化的自我认知与阐释,是文化适融与创新的表现,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本文在大量回族清真寺清真嵌字联的基础上,从十个方面分析与归纳了清真嵌字联对清真的文化阐释,是对清真文化认识的深化。     

从"权利"到"仪式":南非的艾滋病行动主义

在本文中,我考察了南非HIV/AIDS行动主义的道德政治如何有助于公民身份(citizen-ship)新形式的出现,这种新形式既与基于权利(rights-based)的斗争相关,又与个体HIV/AIDS患者对病痛和污名化(stigmatization)极端体验的共享意义相关。我指出,可以确定的是,正是晚期艾滋病患者"接近死亡"的绝境体验、以及与这种疾病晚期阶段相连的巨大污名和"社会死亡",为HIV/AIDS的幸存者对"新生命"和社会行动主义的委身提供了平台。行动主义者的干预和对这些创伤经验的重述也推动了HIV/AIDS对行动主义的委身和社会底层的动员。此外,污名和社会死亡的巨大否定性也驱使行动主义者重建对HIV检测呈阳性人群新的、正面的身份认同,并促使他们思考,作为一名公民-行动主义者和一项社会运动的成员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