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1916-1928)--以领土维护情况为研究对象

中国在晚清政府和袁世凯政权统治之下形式上保持了统一,然而帝国主义此间共攫取中国领土300余万平方公里.1916年至1928年,中国处于军阀割据时期列强却未再能大片鲸吞中国领土,这一奇怪现象与近代国民的国家和地方观念、边疆的防守力量的充实以及军阀对侵略的抵制和列强在华势力的消长等因素有关.     

论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

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为了在中国确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组党热潮风靡一时.它们试图通过竞选,谋取议会多数席位,组成政党内阁,把欧美式的政党政治移植到中华民国的政治体制中来.由于封建军阀势力总代表袁世凯的抵制和破坏,资产阶级喧嚣一时的政党政治以失败而告吹.本文拟从民国初年中国国情出发,来论证政党政治未能实现的历史必然性.     

调和为国:章士钊在《甲寅》日刊时期的政治思想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被任为内阁总理。此时国内的政治力量分化为北洋(军阀)派、旧进步党、旧国民党、南方地方实力派四股主要势力,它们在制宪和对德外交等一系列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作为国会议员,章士钊超然于各派势力之上,对制宪和对德外交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以图调和各派的矛盾。章士钊这些调和主张实际上是1914年在《甲寅》月刊上提出的调和立国论主张的尝试。     

袁世凯在阳夏战役中的作用及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试图借敌自重,反对扼杀武汉民军于萌芽之中,力主缓攻;汉口战役期间的大火灾,是在袁世凯的允准之下发生的,结果导致不利于清政府的舆论导向;汉阳战役之后,袁世凯下令停止进攻武昌,开始和谈,从而使武昌民军化险为夷.至于袁世凯当时的计划:借助南方反清集团与清廷的对垒渔翁得利,客观上有助于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出任大总统,开创北洋政府,并非学界所谓的侥幸"窃取".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势力与革命势力这两大不同角色所形成的合力博弈,成就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功勋.     

从“征西大将军”到“吾为周文王”——论曹操政治立场的转变

曹操作为一代枭雄,在众多军阀势力中脱颖而出,逐步统一北方,壮大自身的势力,但他始终没有称帝,显示出他过人的智慧.     

压力·阻力·离心力——新析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

八十年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发生了一件改变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事件: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与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让位几乎同时进行。一场具有开创意义的资产阶级政治大革命——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落到了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军阀利益的袁世凯的手里。对于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这一怪事,帝国主义列强弹冠相庆,纷纷向袁世凯表示祝     

敬爱的周总理的光辉一生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于一八九八年生于江苏省准安县。一九一三年九月,周恩来同志十五岁,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当时,辛亥革命已经失败,政权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夺,帝国主义列强更加紧侵略中国,封建军阀各自依附帝国主义势力,割据地方争战不巳,弄得国家危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一九一四年三月,由周恩来同志和其他三位同学发起,成立了“敬业乐群会”,并参与起草会章程,参与主编会刊,是领导人之一。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他先后担     

英国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年中国军阀战争中的多边操纵政策

一从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到1931年,是中国近代军阀战争最为激烈的时期,许多军阀努力寻找帝国主义国家为其靠山,帝国主义列强也各自扶植中国军阀作为自己控制中国的代理人,并对中国军阀战争进行操纵。当时的英国,是一个日趋衰落但仍有强大侵略势力的帝国主义国家。一方面,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到削弱,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其侵华的优越地位受到严重打击。1914年以后的十几年间,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国在华投资中,英国所占的比重日趋下降,而日本和美国的比重却不断上升。另方面,英国的对华投资、它在华的金融势力和航运势力仍超过日美等国,它在珠江流域及长江流域仍有强大的势力。     

孙中山为捍卫民主共和国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为中外反革命势力绞杀后,他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名存实亡。为了捍卫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袁世凯、段祺瑞、张勋等大小军阀官僚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斗争中,尽管他勇往直前,从不灰心退却,但他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总是不能实现,使他感到十分痛心。正当孙中山在绝望中艰难前进时,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才开始他一生中的伟大转变,放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接受了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并为之英勇奋斗,直至病逝。     

孙中山为捍卫民主共和国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为中外反革命势力绞杀后，他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名存实亡。为了捍卫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袁世凯、段祺瑞、张勋等大小军阀官僚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斗争中，尽管他勇往直前，从不灰心退却，但他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总是不能实现，使他感到十分痛心。正当孙中山在绝望中艰难前进时，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才开始他一生中的伟大转变，放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接受了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并为之英勇奋斗，直至病逝。     

章炳麟中央与地方关系思想初探

在武昌起义之前,章炳麟提出了分镇思想,希望借有力的地方来维护国家利益.他还曾企图依靠督抚的力量,来达到其救国的目的.但在现实碰壁和认识到督抚革命的弊端后,他放弃了督抚革命的思想.中华民国建立后,出于对建立统一共和政府的向往和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他强调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体现在他组建政团、出版报刊的政治实践中.但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击碎了章炳麟的设想.联省自治运动中,章炳麟积极参与联省自治的政治活动,与各省势力和军阀函电往来,并提出了具体的主张,但最后还是失败了.章炳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思想,前后变化大,存在缺乏系统深入的缺陷,一些分析也存在错误,但始终以爱国主义为出发点的.     

从“梁启超宪草”看民初中间势力的政制抉择

出身清末改良派-立宪派的梁启超在民初立于官僚派与革命派之间,秉持温和、稳健的政治主张,成为中间势力之代表人物。梁启超拟定的宪法草案接受有限度的内阁制,寻求立法与行政部门之间的权力平衡。他一方面反对新兴革命派势力要求国会独大,主张给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固有势力保留一定的权力空间；另一方面又反对袁世凯的行政专权与独裁。“梁启超宪草”所体现的温和主张为民初政治转型提供了一条理想路径,虽然在实践中未能被贯彻,但仍不失其重要意义。     

关于青海回族军阀的两个问题

青海回族军阀是一支活跃在近代西北历史舞台上的地方割据势力。它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与清末以来西北动荡的政局、西北雄厚的封建地主阶级势力的存在、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社会经济衰落造成的农民破产和游离以及青海回族军阀三代的军事积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近年来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人物及事件的述评以及产生原因的分析,缺乏从军事角度的探讨和研究。本文拟从军系到军阀的转型及青海回族军阀的军事近代化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     

神奇的玉壶

袁世凯做皇帝后，心情一直不好。他违背当年宣誓效忠的共和制，成了革命党声讨的对象。反袁势力此起彼伏，大有星火燎原之势。袁世凯整日寝食不安，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御医几番诊治，收效甚微。     

关于左宗棠与“军阀”、“亲法”问题

一个事物总有它的过去。它只是因果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历史事件也无不如此。历史研究者寻根溯源,凡事搞清其源流,是有充分的理由和必要性的。例如军阀,源在哪里?流在哪里?我国的优秀历史学家范文澜就曾作过一个答案。他说,“近代军阀军队从曾国藩湘军开始,李鸿章淮军、袁世凯北洋军等等军阀军队一直继承着,并且愈演愈烈地成为帝国主义的傀儡军队。”     

仪式与“罪证”:1914年袁世凯的祭天典礼

1914年12月,北京天坛上演了袁世凯主祭的祭天典礼.这一典礼极力模仿传统帝王祭天的礼仪与服饰,其虽一度得到了孔教会、清朝遗老的支持,却在社会上激发了以“民主”为旗帜的广泛的质疑与批判,进而被坐实为袁氏预谋复辟帝制的“罪证”.事实上,该典礼是袁世凯重塑权威的仪式表演,也是“袁家班”和各种旧势力合谋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意图体现,但并不是袁氏复辟帝制的预设步骤.     

二次革命后的国会与党争

二次革命后的国会与党争是民初民主宪政试验的最后一幕.袁世凯为建立其独裁统治,不仅排斥激进的资产阶级政党,也排斥温和的资产阶级政党,由此导致了国会政党关系与政党格局的新变化。进步党与国民党日趋一致并对袁世凯有所抗争,但软弱的政治性格使它们无法取得胜利。这一结局表明,只要政权掌握在封建军阀手中,资产阶级就无法仅凭国会和政党活动来使自己成为统治者,无论是议会政治还是政党政治,都没有成功的可能。     

论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

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为了在中国确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组党热潮风靡一时。它们试图通过竞选,谋取议会多数席位,组成政党内阁,把欧美式的政党政治移植到中华民国的政治体制中来。由于封建军阀势力总代表袁世凯的抵制和破坏,资产阶级喧嚣一时的政党政治以失败而告吹。本文拟从民国初年中国国情出发,来论证政党政治未能实现的历史必然性。一1912年3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国家体制上,它规定采用内阁制,根据西方国家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确定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分别由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和法院行使。它使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具体化,从而推动了资产阶     

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质

袁世凯(1859—1916)是中国近代代表封建买办势力的北洋军阀的总头子,是各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共同代理人。袁世凯的崛起,除了依靠清封建统治者的提拔重用外,更主要的是由于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赏识和支持,其中包括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也有矛盾,这种矛盾,既反映了袁世凯早先投靠的英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矛盾,也与日本帝国主义两面三刀的对华政策有关。在对待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上,由于根本利益的一致,袁世凯和日本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而当袁     

宋教仁与共和政治

宋教仁并非“拥袁派”、“议会迷”，其对袁世凯的妥协与让步实为时势所迫。主张实行资产阶级内阁制实为限制以袁为首的封建旧官僚的势力。宋教仁在当时的形势下谋求共和政体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是资产阶级民主势力同封建专制势力之间矛盾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