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的哲学思想与汉代的天文学

在中国哲学史的范畴中,“天”就是指宇宙。对天的看法,也就是对宇宙的看法。关于天是如何产生的?天的构造如何?天有没有意志?这些问题直接涉及到对宇宙的起源、结构和本质的认识。对这些问题,从殷周以来在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思想家与唯心主义思想家就进行着探讨和争论。到了两汉时期,由于儒家神学和谶纬迷信成了官方哲学,争论更为激烈了,双方都形成了自己比较系统的宇宙理论。以董仲舒为首的儒家神学和当时盛行的谶纬迷信,都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最高主宰者。董     

略论荀子天人关系的思想及其产生的必然性

荀子是战国末期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继承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传统,对百家之说进行了全面的、综合性的研究。在去各家之“蔽”,取各家之“见”的基础上,又吸取了自然科学成果,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体系,把我国先秦的唯物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特别是他的“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正确地解决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大贡献。荀子光辉哲学思想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该时代社会历史、阶级斗争、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天是什么?是一个有意志的、有目的人格神呢?还是一个没有意志的、客观存在的物质自然现象呢?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关键所在。恩格斯曾经说过:     

论中国原始宗教天人观向哲学天人观的转变

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天道与人道历来是哲学家们提及并多有争论的问题。有的侧重天道，有的侧重人道，有的主张“天人合一”。由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天命观发展到“天道”、“人道”论，并进一步发展到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天人合一”观，无疑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论天人关系的第三次大论战

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长期争论的重大问题,它经历了三次大的论战,每一次争论都推动着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唯心主义则受到一次打击而被迫改变它的形式。 第一次大论战是从殷周以来直到战国末期,才由唯物主义集大成者荀况作了唯物主义的总结。荀况认为“天”不过是“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的物质自然界,《荀子·天论》。世界万物的产生与发展的原因是“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他论述了“天行有常”和“天人相分”的思想,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光辉命题,从而否定了殷周以来的宗教迷信世界观,否定了孟轲的“天人合一”,墨子的“天志”“明鬼”的观念,否定了志子的消     

《老子》唯物论——兼论关于《老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老子哲学究竟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这是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老问题,且争论的双方长期以来一直顽强地对峙着,大有“永远说不清”之势。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细细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除了客观方面的原因之外,研究者的方法论亦大成问题。凡讨论老子哲学性质的人,几乎都认为:“道只有是气之类的物质性的实体,老子哲学才是唯物主义的;否则,便是唯心主义的。”因此,争论的焦点就集中在“道”是否是“气”之类的     

对“二元论”哲学要做具体分析

哲学史上是否有“二元论”哲学和“二元论者”?应当如何评价它们?这是目前学术界有所争议的问题。弄清这个问题,对于了解哲学史的发展,了解哲学基本问题,了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军对战”和“两军同一”的复杂情形,不无裨益。这里,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以期“抛砖引玉”。     

柳宗元的《天说》与刘禹锡的《天论》

柳宗元的《天说》和刘禹锡的《天论》,是我国中唐时期闪烁着唯物主义思想光辉的姊妹篇,它们都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天论》是继《天说》之后问世的,它以“极其辩”的思想锋芒和“尽天人之际”的真知灼见,深刻地补充和发挥了《天说》关于天人关系的见解,对唯物主义天道观的理论有所突破。认真探讨一下《天论》和《天说》的思想联系,说明《天论》怎样补充和发挥了《天说》的思想,对于正确评价柳宗元、刘禹锡的天道观及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无疑将是有益的。     

王夫之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从实践中获得的?“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是历来哲学家们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认识论上两条根本对立的哲学路线,即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与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的斗争。明末清初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就是在同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斗争中产生、发展起来的。     

关于哲学史的基本内容问题

关于哲学史的研究对象问题,近几年来说法不一,争论很多。争论的焦点就是:哲学史是否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的问题。这一问题的产生根源于如何正确评价唯心主义哲学和如何对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认为哲学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但其基本内容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发展史。     

巴门尼德哲学性质质疑

哲学史界对巴门尼德是唯心主义哲学家还是唯物主义哲学家早有争议。我们对巴门尼德哲学的核心“存在物”及其它理论较为详细分析之后，认为巴门尼德是一个有突出贡献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墨子“三表说”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

最近,我院政治系七八级一班在《中国哲学史》任课教师的具体指导下,进行了一次关于墨子“三表说”的学术讨论会。同学们在讨论会前都作了认真准备,会上踊跃发言,有以下四种观点:第一,墨子的“三表说”是朴素的唯物主义真理标准观。墨子的“三表说”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以朴素唯物主义的直观方式接触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认识论上     

试论柳宗元的天人观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论争的主要问题之一。唐代以前的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论证天有意志,天是人类社会的主宰;天和人有某种感应关系,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天人合一”,最后通向有神论。唯物主义哲学家则相反,认为天是客观的自然界,它没有意志,更不能主宰人类社会,主张天人相分。从这个观点出     

论辩证法和诡辩论的对立——学习列宁《哲学笔记》的笔记

众所周知,哲学史上贯穿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也交织着辩证法和诡辩论的对立。那末,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诡辩论?二者相区别的界限是什么,又在那些地方是对立的呢?     

要正确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谈对欧洲哲学史的研究工作

“四人帮”对外国哲学的研究工作的破坏是很严重的。因此,揭批“四人帮”对欧洲哲学史研究的破坏,讨论外国哲学史的方法论等问题,很有必要。 众所周知,前几年“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目的,掀起了一股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浪潮,并以此取代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对中国     

中国哲学史三种诠释范式论析

20世纪20年代中国哲学史学科逐渐建立以来,学者们先后建构了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三种基本范式。第一种是以赵纪彬、杨荣国等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对子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第二种是以任继愈、肖萐父、李锦全等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板块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由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若干板块构成的体系。第三种是以冯契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基于对历史上不同哲学问题的争论、解答而形成的三大螺旋式圆圈结构。螺旋式圆圈结构范式揭示了中国哲学史展开过程中构成哲学发展环节的范畴、命题、论争,因而成为学术界比较认可的中国哲学史诠释范式。     

认识论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

认识论有没有党性?这是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也是今天哲学战线上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对这个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回答是肯定的。列宁曾明确地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学正象认识论一样,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 (一) 所谓认识论的党性,就是认识论的党派性,就是认识论的派别。从认识论上来说,最主要最基本的派别,就是唯物主义派别和唯心主义派别。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从哲学一产生就存在着。这就是说,认识论的党派斗争,     

五行说——宗教神秘主义体系内唯物主义的萌芽

列宁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中针对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派指出:“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之类的幻想的一种联系,而今天呢?同样,还是有那种联系,只是科学和神话间的比例却不同了”。倘若我们割裂这些联系,势必会造成思想上的片面性和绝对化。     

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几次学术讨论

一1960年下半年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举行了几次学术讨论会。讨论了柳宗元、刘禹锡的唯物主义反对韩愈、李翱的唯心主义的斗争和韩愈、李翱反对佛教的斗争估价;张载哲学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另作报道);朱熹哲学的作用和估价的一些问题。讨论会是结合教学和科学研究进行的。分别参加这些讨论的有修“中国哲学史”一课的一百多位同学,有教研室全体教师、进修教员和研究生。由于在讨论中认真地贯徹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倡了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态度,本着互相尊     

荀子人定胜天思想的缺陷

<正> 学术界普遍认为荀子在天人关系的问题上有两点重要贡献:一是荀子明确肯定“天就是自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从而否定了神秘的天命观。二是“荀子唯物主义思想的时代意义,还在于他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的人定胜天的思想”(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荀子的这一思想被誉为“辉煌千古的一段名论”(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我们认为对于荀子的人定胜天思想的这些评价不仅过高,而且流于表面化,没有更深入一层去研究这一思想究竟有多少科学性和合理性,以及荀     

浅谈哲学史的一般规律——兼评日丹诺夫的定义

哲学史的一般规律是什么?许多同志认为,哲学史中的“两军对战”,就是哲学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观点来源于日丹诺夫。日丹诺夫把哲学史定义为“两军对战”的历史,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因此,就有人据此推论:哲学史,既然是“两军对战”的历史,那么,哲学史中的“两军对战”,自然也就是哲学史中的客观规律了。我认为,这个观点虽包含有部分的真理。但它是一个十分偏狭的、具有很大片面性的观点。另外,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