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乡镇政权

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农村公共产品要从主要由农民负担转变为主要由政府财政来承担;而乡镇政权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最基本的一级主体政府;从有效管理农村地区社会公共事务,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作为我国政权级次中最低一层的乡镇一级政权不仅不能被削弱,反而应该得到进一步强化;强化乡镇政权的重点是提高乡镇政权的运转效率,加大乡镇财政管理力度。     

结合农村税费改革推进乡镇体制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将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这是继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村又一次重要改革。这次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 ,巩固农村基层政权 ,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和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推进农村税费改革 ,减轻农民负担 ,将乡镇体制改革进一步提上了重要日程 ,其中精简乡镇机构和压缩财政供给人员是关键环节。近年来 ,山东省在乡镇机构改革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但乡镇机关尚未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乡镇机关应转变职能 ,精简机构 ,裁减冗员。目前在乡镇事业单位中 ,除了农村中小学教职工外 ,机构门类繁多 ,人员数量庞大 ,人员结构不合理 ,专业技术人员匮乏 ,应坚持综合建站方针 ,推进乡镇服务机构社会化。应进一步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 ,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乡镇政权运行体制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然伴随一系列制度创新,乡镇政权运行机制的改革和创新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体制保障,又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从农村税费改革入手,研究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后,面对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农村基层政权运转困难等矛盾和现行的乡镇体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新挑战,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乡镇政权运行体制。     

"后农业税时代"乡镇结构与功能变革之分析

农业税取消后,中国农村步入了"后农业税时代",财政压力迫使乡镇体制进入强制性制度变迁轨道.现行的乡镇政权体制与当前农村发展的政治、经济形势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后农业税时代"乡镇结构与功能应进行变革.在变革路径上,"帕累托改进"是改革路径设定的理论基础,乡镇有限自治是改革路径的一种构想,同时,在乡镇有限自治模式下,必须科学定位乡镇政府职能.     

后税费时代的乡镇机构改革:问题与对策

在农村税费改革背景下,当前乡镇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机构庞大,人员臃肿;二是职能没有正确定位。乡镇机构改革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基础环节,搞好乡镇机构改革既是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的重要配套措施,也是完善农村管理体制的迫切需要,为此,乡镇机构需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撤乡并镇,精简机构,进行人员分流。     

“调适”还是“消亡”——后税费时代乡镇政权的走向探析

国家体制从汲取型向反哺型转变、税费改革、乡镇政权形象严重恶化等三大历史性时刻的交汇是乡镇体制改革得以推行的特定的时空背景.然而,后税费时代的乡镇政权却在极力追求营造自我生存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改制的初衷.改制后的乡镇政权既不能在农村综合改革中发挥主导性作用,不能为农民提供必需的农村公共品,也不能再有效地充当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缓冲器和安全阀作用,还空耗了国家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这就必然导致后税费时代的乡镇政权在自我空间营造中走进"不成功便成仁"的新一轮改制浪潮,而"弱乡强村"的改制方向就成为一个可能的现实选择.     

论现代乡镇制度的构建

乡镇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构建现代乡镇制度,这是国家社会化转型的基本要求.依据国家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对比和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当地的社会经济基础,各地的乡镇体系构造可以因地制宜地选择"镇政"、"乡派"或"镇政乡派"等不同形式.构建现代乡镇制度,离不开乡镇权力结构的重构和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合作.但是,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构建现代乡镇制度关键是重构乡镇权力,使之形成"官民"二元一体的权力结构,最终建立和谐、民主、合作的现代乡镇治理格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乡镇调解制度初探

调解本身就是一种自治性和民间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随着地方自治制度的倡导和推行,以及出于对法院调解成效不彰进行补救的需要,乡镇调解委员会开始承担起调解基层社会纠纷的重任。由于地方制度的屡屡变更、乡镇调解制度设计的粗浅以及制度执行中的敷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乡镇调解制度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但制度的价值却不容忽视。乡镇调解制度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基层社会的稳定,缓解了基层司法资源短缺的压力,推动了中国调解制度的法制化进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乡镇调解制度改变了传统基层社会调解的自发性和随意性,初步实现了调解的组织化和制度化,这一制度化的形式一直被延续到当代,为现代调解制度建设和完善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新农村建设与乡镇机构改革

到目前为止多次以精简机构和分流人员为目标的乡镇机构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乡镇机构和人员膨胀等核心问题,其原因在于:忽视了通过竞争推动乡镇政府机构综合配套改革;在精简编外人员的同时忽视了精简在编人员;在新农村建设时期忽视了创新事业站所运行机制和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在调整乡镇政府行政权力的同时忽视了“上改下也改”的配套改革。鉴于此,今后要以竞争为重点,精简乡镇党政机构和人员,转变政府职能,从撤消事业站所、置换职工身份和建立“以钱养事”的新的为农服务机制入手,从根本上解决乡镇机构改革中的难题。     

城乡统筹发展与乡镇政府职能转变

城乡统筹发展的内在规定性是理解乡镇政府职能转变问题的关键。当前我国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的经济偏好与乡镇政府职能的去经济化、乡镇公共服务需求增长与乡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这两大基本矛盾。从城乡统筹的角度看,我国已进入以工商业型经济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时代,乡镇公共治理走向多元化以及城乡“中心-边缘”的行政等级结构等前提条件,决定了深入推进乡镇政府职能转变需要突破城乡分治的行政体制。为此,要从重构乡镇公共治理主体结构、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结构、调整行政区划三个方面进行综合改革,推动乡镇行政体制实现合作治理。     

乡镇机构改革三十年:实践演进与理论研究的双重审视

政社分开后,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乡镇机构改革亦不断深化。对乡镇机构改革的分析可从实践演进与理论研究两个层面进行审视。在实践中,乡镇机构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主要进路是精简乡镇政府机构和人员,同时减少乡镇数量。学界关于乡镇机构改革的研究经过了研究的兴起与初步发展、进一步发展与高潮以及继续深化三个阶段。取消或弱化乡镇政府是学界影响较大的观点,但这一观点并没有对乡镇机构改革的现实走向产生太大影响。乡镇机构改革的实践演进并没有采取政府层级间的"纵向压缩",而是进行了乡镇数量和内部机构设置的"横向瘦身"。我国乡镇机构改革走了一条比较理性、科学可行的道路。目前,乡镇机构改革仍存在一定现实困境,特别是职能转变还没有真正实现,而这些困境也正是学界下一步理论研究的重点。     

乡镇建制的历史思考

在我国现行地方行政体制中，乡（镇）作为基层政权其党委、政府、人大、纪检、人武五大班子俱全，存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财政紧张等弊病。针对这种情况，目前一些地方开始推行“乡镇合并”“撤乡并镇”的改革。笔者深感在乡镇建制方面，有许多属于不同层次的（一般的和具体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在当前的改革中加以借鉴，这里择其要者略加阐述。一、乡镇一级行政建制有其历史合理性，不可能根本废除面对现行乡镇机构过于臃肿的弊病，有一种意见以中国古代县以下不设治的事实为依据，主张撤销乡镇一级行政。但这是不切实际的。中国古代的地…     

国家政权建设与农材基层政权组织变迁

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经历了:“国家经纪体制”下的“乡镇自治”、“国家全能体制”下的“人民公社制度”(早期为“议行合一”制度)和“乡政村治”下的“村民自治”三种制度变迁。进入21世纪,随着传统农业财政体制向现代公共财政体制的转变,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进行了相应的治理体制改革,本文认为对此应在转变政权职能、改革事业单位体制、统一财政体制与培育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四个方面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乡镇机构改革难点与对策

随着市县乡机构改革的进行,县级及乡镇将成为机构改革的重点。而在市县乡机构改革中最困难的应是乡镇机构改革,如何保证乡镇机构改革成功将成为关键的一环。     

乡镇政权是什么——读欧阳静《策略主义：桔镇的运作逻辑》

当前的乡镇政府研究主要有两条进路：一种是从价值关怀层面谈论乡镇改革，“应然式”的判断乡镇未来走向。在这些研究者眼里，“乡镇政权是什么”是一个已然明了的共识，无须再讨论。另一种是从制度层面探讨乡镇政权的性质。这类研究的问题是研究者多用现代政府的应然角色去解释复杂的乡镇运作逻辑，以至于发现与现代公共制度相悖的“乡村制度诸问题”。无论从“价值”角度还是“制度”角度研究基层政府，共有的缺陷是忽视乡镇政府运作的时空条件，     

中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模式的历史沿革与反思

在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我国出现了四种新型的乡镇行政管理模式,即清末至民国时期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制”人民公社“、乡政村治”二元治理体制。但由于我国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和农业财政能力决定着基层政权的特性及其基本走向,致使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变动频繁且反复无常。从2006年起,随着农业税的取消,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后农业税时代,应当加快建设法制型、民主型、服务型的乡镇基层政府,不断提高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乡镇债务的成因及其对策

近几年来,乡镇财政困难成为乡镇政府工作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沉重的债务包袱困扰着乡镇的全部工作,成为乡镇工作中一切矛盾的焦点。过重的债务负担致使干部、教师的工资无法按时兑现,政府机构运转失调,政府日常工作举步维艰,也使党群、干群关系受到严重损害。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全面推开,乡镇财政的收支缺口还会增大,还债难度更加艰巨,解决乡镇债务问题成为当前刻不容缓的大事。     

税费改革环境下的乡镇治理模式研究

农村的税费改革使得乡镇财政收入大大减少,同时由于缺少增加乡镇财政收入的其他可替代税源导致乡镇债务包袱日益加重、收支缺口增大,机构运转困难资金的不足使得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乡镇财政的管理混乱。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进行税费改革后乡镇管理模式转变,由过去的国家利用乡镇对农村间接治理模式转型为主要由国家直接治理和乡镇间接管理相结合的模式,要把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能转变到服务和保障上来,并加强对乡镇政府行使权力的管理和监督。     

新型城镇化与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既是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课题。目前,乡镇政府财政能力不足和政府职能不到位,以及发展模式的不科学等问题,表明我国现有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难以满足新型城镇化的要求。分权与基层公共服务的改善并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分权可能导致基层经济发展的低效率;我国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向,应以加强县级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为主,同时发挥乡镇政府在公共品及服务提供方面的信息优势。     

乡镇政府招商引资的行为逻辑及其治理

农业税取消后,乡镇政府并没有实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乡镇政府的自利行为依然突出,招商引资仍为大部分农业乡镇的主要工作。乡镇政府招商引资的行为逻辑在于上级政府对乡镇的工作考核和乡镇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双重压力不仅决定了乡镇政府招商引资的行为逻辑,而且决定了对乡镇政府招商引资行为的治理路径,即,一方面要改变上级政府对乡镇工作的考核内容和考核方式,另一方面要实现乡镇政府财力与事权的均衡,加大对乡镇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只有改革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才能实现乡镇政府职能的真正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