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艺术化的迥异--试析"童心说"与"强力意志"

本文认为中国的李贽与德国的尼采在同是传统文化的叛逆者方面具 有可比性.在艺术产生问题上,李贽认为艺术源于生命的匮乏与需求,是对生命的补偿,尼采则理解为艺术源于生命的丰盈与富足,是生命的给予;在艺术表现上,李贽重自然、自适,但因缺乏丰厚的生命意识而导致苍白的审美自由,尼采则重视生命之强力的艺术表现,从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审美自由;在艺术对人生的功能问题上,两者也多有迥异.     

性灵说与童心说

性灵说与童心说有内在的联系 ,是对童心说的继承和发展。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 ,表现真情实感。性灵说是当时反理学斗争在文学理论上的具体表现 ,也是针对当时文艺上反对复古模拟的风气而发的。它提倡自然清新、平易流畅之美 ,提高了通俗文学的地位。性灵说也存在着把心或心灵看作文学的源泉 ,对色情宫体之作亦加以肯定等严重缺点。     

“童心”说与“第二次天真”说的比较研究

马斯洛的"第二次天真"、"健康的儿童性"说,也就是李贽的"童心"说,正是"第二次天真"和"童心"说,使作为成人的作家,"既是非常成熟的,同时又是非常孩子气的",这看起来是对立的,但文学艺术的创造要的就是这种双重视角. 他以十分成熟的、深刻的、理性的眼光看生活,能够把生活的底蕴揭示出来,但同时他又以儿童般的天真的、陌生的、非理性的眼光看生活,充分地展现生活的充满情趣的方面.所以作家的真正的创作,总是有一种"健康的倒退(复归)",即从二级过程推回原初过程,从意识推回到无意识,从现实原则退回到快乐原则,或者说这是一种"溶合",正是这种"倒退"或"溶合"消除了上述的悖论,从而进入了创造的境界.     

"君子比德"说与儒家的审美兴趣

"君子比德"说是儒家描述理想人格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手法,其实质是用自然物的某些形式特征来比附、象征主体人格的某些精神品质,从而使君子人格形象化、审美化,这一手法反映了儒家的审美兴趣主要倾向于人格美而不是自然美.     

审美的"心理距离说"与"入出说"比较研究

几乎所有的美学都包括美、审美和艺术这三个内容,其中审美活动是联接自然界的必然与精神界的自由的桥梁。本文以审美态度为视角,描述了西方美学家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并将之与我国的"入出说"作对比。本文通过对"距离说"与"入出说"的比较分析揭示,审美体验中审美主体与对象之间的辩证关系,两种审美原则的实质是对世界的审美态度,着重分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以及多种文化体系之间对话的现代性意义。     

童心与空观:李贽审美哲学论

李贽的美学思想,是以其“童心说”为核心理念的.“童心说”开辟了晚明唯情论和自我表现的“革命性”变革.在既有的李贽研究中,学者对“童心说”仅以“赤子之心”解,着重于其“真纯自然”.事实上,李贽倡导“童心说”,是一种“立的主张,李贽对佛教的空观思想的引用阐发是与其童心说互为表里的——“真空”是“童心”的本体,“真心感动”成为个性自由的审美主题.     

论禅、庄对李贽"童心说"的影响

"童心说"是李贽思想的核心,其观点和理论很大程度上源于禅宗和庄子学说.禅宗思想启示了李贽对"本心"、"真心"的重视,并构筑了"童心说"的理论框架.庄子思想则赋予了"童心"反伪贵真的精神,使之能向着启蒙的方向发展.当然,"童心说"的理论渊源也并不止于禅学和庄学.     

从李贽的“童心说”看朱元璋的诗歌创作

李贽“童心说”的基本观点,与朱元璋一生诗歌创作的轨迹,简直若合一契。朱元璋的诗歌创作,明显地呈现出泾渭分明的阶段性现象,而这一泾渭分明的阶段性现象,与“童心说”中所谓“童心”丧失过程的几个阶段恰恰正相吻合。完全可以这么说,朱元璋诗歌创作的演变过程,就是对李贽“童心说”理论先期的具体实践。     

从"唱"到"说"——戴望舒的1927年及其诗学意义

1927年在戴望舒的写作道路上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戴望舒完成了由《雨巷》到《我底记忆》的转变。这种转变被戴望舒本人和后来的诸多评论者解释为从诗的音乐性到非音乐性的转变。本文将这种转变界定为由“唱”到“说”的诗的语调的转变。这种转变对戴望舒本人来说是诗艺的一大进展,而对中国的新诗历史来说,也代表了由穆木天、王独清等人过分注重音韵的具有浪漫主义诗风特点的早期象征主义到真正注重诗质的中国现代派诗的转变。     

论"宋无诗"说

“宋无诗”说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唐宋诗之争”中“宗唐黜宋”派的极端之论,其偏颇显而易见。这一论调源于宋,盛于明,而后声迹渐隐。寻绎“宋无诗”说发展衍变的轨迹,探讨其理论依据与立论角度,分析其于明盛行的原因及对后世诗学尤其是清代“唐宋兼宗”诗学倾向的影响,对我们深入把握“唐宋诗之争”的本质有重要作用。当然,“宋无诗”说也有其独特价值。     

高校种种"潜规则"的功利主义分析

在法律法规涉及相对较少的中国高等学校中,人们在许多问题的处理上遵循着一些久已形成的"潜规则".这些"潜规则"中的很多内容是违背公共道德准则的.本文列举其中二三并利用功利主义的相关理论进行深入分析.     

对班固"露才扬己"说的再认识

班固作为楚辞学者有独到的贡献.他的"‘露才扬己'说",揭示了屈原悲剧的性格原因.屈原性格是"露才扬己"与忠信爱国的矛盾体,而当时的楚国不具备让这种性格和谐发展的环境,因而屈原性格的冲突越来越尖锐,"露才扬己"的方面越来越突出,最后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不过,"露才扬己"说过于强调屈原的性格因素,对楚王及其群臣的批判不够.这种观点的产生与班固的性格及他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     

清季民初孙中山"初心"说探微

清季民初孙中山围绕党员的修身多次论及"初心"一词,并使用"初志"、"初衷"、"素志"、"信仰"与"理想"等词语表达相似之意。这些不同表述蕴含了秉持大义、救国救种、振兴中华的信念,建设完美共和国,真正实现三民主义的理想,坚持共和精神,积极维护民主政治的品格,维护统一和独立、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的气度,富含以革命求进步,以和平谋发展的特质。他结合实际,认为谋国无成源自缺乏真诚,欲藉注重道德修养、推进思想革新、强化组织管理、践行知行合一等来强化政党成员坚守"初心"意识,增强其斗志,激发政党内在活力,使其人格救国真正外化于实践。     

曹丕"文气"说考辨

曹丕的"文气"说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后人对"文气"说的内涵有许多歧解.在认真地考察辨析前人各种解说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对"文气"说的源流、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文气"之"气"是指文章的创作和阅读在展开过程中的流畅程度,"气"之"清浊"是指"文气"流动的轻畅或重滞这一新的见解.     

闻一多"幻象说"的审美特征与诗学价值

闻一多的"幻象说"是其早期诗论中的一个重要学说,而且是中国现代诗学的一种独特的理论.闻一多所说的"幻象"具有真确明了的形象性、超越现实的虚幻性、富于幻想的奇异性、蕴藏神韵的含蓄性等审美特征.闻一多的"幻象说"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     

用典艺术与唐诗"兴寄"说

"兴寄"理论是唐人诗论中一个重要理论范畴,所谓"兴寄"即用比兴的表现手法来寄托深刻的思想内容,要求诗歌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并重.用典则是古代诗歌中常用的修辞手法,与"兴寄"说中的"比兴"艺术表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代诗论中多有阐释.文章从"比兴"手法与用典修辞的内在联系出发,研究"兴寄"说对唐诗用典艺术手法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李贽“童心”说之“知行合一”观在小说评点中的运用和体现

李贽的"童心说"理论认为"童心"乃成人、成圣实践之根柢,主张为人处世应保持"童心",依据"最初一念之本心"来行事,方可成人、成圣,否则便是假言假行,属假道学行经。强调个体实践必须依"童心"而行,与"童心"相一致,此可视为李贽"童心说"之"知行合一"观。李贽的文学理论和小说评点也正是建立在此种理论基础之上的,如对《水浒传》中鲁智深、李逵等人物形象性格的分析,即依"童心说"之此种"知行合一"思想来展开。     

论《小说神髓》的非功利主义小说观

日本近代作家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是开启日本近代文学大门的一把钥匙。它以西方美学思想为参照,从文学的审美角度提出了小说是艺术的非功利主义小说观,否定了以功利主义为目的的戏作小说和政治小说,实现了对传统戏作文学观念的超越,其理论建树不仅对当时的文学评论,而且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十七年"文学的审美主流

颂歌美学与红色史诗是"十七年"文学的审美主流.从建国初期的"新华颂"到大跃进民歌再到六十年代初期的政治抒情诗,时代颂歌的抒情模式成为政治化的审美规范,对"干预生活"创作潮流的批判则是巩固其权威性的重要环节.红色史诗在建立其排他性的审美范式的过程中,通过对"中间人物"论的清算以及对人性化的爱情描写的排斥,逐渐定型于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与符号化的人物塑造.构建健康的文学生态,应该尊重不同审美追求的差异性与丰富性,才能维持文学发展的总量与结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