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王朝国家的海神祭祀

在汉唐时期的国家祭祀中,海神作为山川神癨的一员而得受祭祀,居于五岳、四镇之后,与四渎等同或略高。海神祭祀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郊祀配祭,即在天子亲祭或拟设天子亲祭的郊祀中配祭海神;二是海祠祭祀,即由天子委托官员前往海神祠进行祭祀。国家祭祀的四海神,是根据人们对于"天下"的构想而设计出来的、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海神,并非民众信仰的、来自具体海洋的海神。王朝国家的海神祭祀与滨海人群的海神信仰和祭祀,基本上属于两个互不相涉、相对独立的系统。     

福建古代的海神信仰与酬神演剧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由于海洋渔业历来为其重要产业,海难也时有发生,所以,自古便有众多的海神崇拜,其中又以妈祖崇拜为最重要的海神信仰。福建地方戏曲中历代都存有很多与海神信仰相关的剧目,这些剧目的中心人物主要以福建百姓历来尊奉的海神妈祖与陈靖姑为主。与海神信仰相关的戏曲演出主要为在特定场合的宗教酬神演剧。这些都充分反映了福建古代地方戏曲与海神信仰的密切关系。     

海龙王信仰与舟山渔民的双重心理

东海龙王信仰是舟山渔民三大信仰之一。海龙王信仰的形成是综合了龙崇拜中的王权思想、海神信仰、佛经诸大龙王和道教龙王杂说而成,这也是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是独立的龙文化体系。舟山渔民对龙王既有信仰崇敬,又有蔑视、轻慢的双重心理。     

探究香港民间水神信仰的源流

自古以来,岭南就是世界海洋贸易的东方中心。海神、河神以及水神等都受到当地人的尊崇。香港作为中国南海的重要港口之一是水神信仰的早期传入地。香港的渔民、水手等从事海上作业的人历来靠水而生,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信奉水神(香港民间一般将海神、河神等一律统称为水神)。透过对香港民间华人庙宇的探究,讨论了香港水神信仰的源流,发现香港的民间信仰在岭南文化中起到历史传承、兼容并蓄以及典范表率的作用。     

迁徙与跨界:环南中国海海神信仰交互性研究

近年来与环南中国海问题相关的学术研究逐渐覆盖诸多专业领域,但针对环南地区民间信仰的整体研究仍然较少。海神信仰是民间信仰的重要形式,跨境而生的海神崇拜是整合环南华人移民与凝聚华人社群认同的重要力量。针对环南海神信仰文化形态的研究以区域族群为单位,呈现出海神信仰整体性和多样性、地域与时空交互的状况。     

闽南海神信仰与仪式空间研究——以妈祖宫庙为中心

闽南地区海神信仰仪式行为与仪式空间相互影响。海神宫庙建筑及其仪式空间是海神信仰的物质表现，同时也为海神信仰仪式行为提供了承载空间。而海神信仰仪式行为对社区聚落、建筑空间、生产生活空间有着显著的影响。闽南海神信仰宫庙建筑分布广泛、数量众多，作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载体，对闽南海神宫庙建筑的保护要注重保护其整体性，即闽南海神宫庙所赋予的生产和生活的完整体系。     

从清季民初的民间祭祀看三峡地区的民间信仰

民间祭祀活动是展示信仰风俗的主要方式。三峡地区民间祭祀活动十分普遍,大致可以分为祭祖和祭神两种类型。通过对三峡地区民间祭祀活动的考察可以发现,三峡地区民间信仰表现出三个特点,即包容性和实用性、畏惧与依赖心理、俗世性趋势的复杂纠合。     

捕捞权的争夺:“私业”、“官河”与“习惯”——对鄱阳湖区渔民历史文书的解读

一批鄱阳湖区渔民的历史文书,由一位乡村精英人物整理并保存下来,尖锐地提出了渔业资源争夺问题。历史上,鄱阳湖与周边一批小的池、湖相通,渺水(洪水)期大小水面汇成一片,消除了平时制约乡土人群活动范围和行为方式的地界,造成湖区业权的季节性模糊。渔民因越界捕鱼而冲突,不得不由官府加以仲裁。土改之后,作为族产的小水面被分解,被组织起来的渔民日益依赖鄱阳湖捕鱼,遂与来自更广泛地域的渔民发生冲突。此后的矛盾越来越凸显为捕渔者绝对人数的增加,1980年代后更因为采取无节制的极端捕鱼手段对捕鱼为生的湖区渔民造成极大的生存威胁和心理震撼。通过梳理私业、官河与习惯捕捞区之间的关系,不仅获得关于湖区水面产权问题的新认识,还意识到由于水无硬界的特性和渔民生产的流动性,使他们和以土地为生的农民在生存规则与性格特征方面多有不同,研究中国的水面问题时,应该和以往研究土地问题的思路及关注有所不同。     

海神信仰与海洋开发——从《广东新语》说起

海神信仰是古人在海洋开发中借助想象征服海洋的幻想。广东海岸线长达4,300公里,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郡邑多濒于海”,人们的生活生产与海洋息息相关,海洋文化历来十分发达,海神信仰也非常普遍,“粤人事海神甚谨”。屈大均的《广东新语·神语》中不但详细地记载了广东海神信仰情况,而且对其产生、演变以及人们崇敬、征服和开发海洋     

秦汉风俗与"祀典"及其民间信仰演变——以宁夏固原历史经历与民间信仰变迁为例

祭祀风俗与民间信仰,是宗教与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宁夏固原地处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西域中亚文化的碰撞交融地带,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地域文化积淀深厚.传统典籍记载了早期固原祭祀与民俗文化的经历和表现形式,包括秦汉风俗文化对历代的影响;国家层面上的祭祀载体是朝那湫渊祠和六盘山;地方宗教文化的变迁,体现在龙王信仰与民间宗教信仰的传承;当代意义上的东岳山、须弥山宗教文化活动,是民间宗教文化变迁的缩影.     

海权、海洋权利与海洋权益概念辨析

海权是海洋权力的缩译,它是一个权力政治术语。权力是自上而下的,强调国家暴力,因此用海洋武力进行海洋利益的诉求是海权的本质属性。海洋权利则是一个法律术语,它是国家主权在海洋的延伸。海洋权益是一个国际法术语,它突出了利益,并强调在合法权利的基础上实现海洋利益的维护。三者概念的辨析是必要的,但是没有必要纠缠于概念的细微差别。     

李白与海

有着海般壮阔的功业之心和博大艺术情怀的李白,一生对大海情有独钟,在踏遍大半个中国的漫游足迹中,不乏朝向海的旅程。现以时间为线索,纵向地考论他在开元中期、末期以及天宝末年三次朝向海边的漫游事迹及其有关意象,揭示其建功立业的人生设计中由文治到武功的心态变化。     

透视《沃斯米娅跃出大海》中的海洋情结

作为阿拉伯海洋文学的代表作品,《沃斯米娅跃出大海》无论在故事的时空延展,还是人物的情感刻画,以及情节的发展推动,抑或作者对大海的个性化描写,均体现出人类对大海深厚而复杂的海洋情结。     

《关于领海的声明》的发布及对南海权益的维护

中国政府为了有效行使对领海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根据国际实践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于20世纪50年代公布了《关于领海的声明》。该声明为维护南海权益、保证国防安全提供了国内法支持,并标志着中国政府建设南海秩序的开始。     

论海明威小说《老人与海》的自然主义倾向

《老人与海》是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力作,桑提亚哥的遭遇和生存环境就是海明威艺术化了的亲身经历.作者从小说的主人公桑提亚哥和其生存环境等各个方面对其自然主义倾向进行探究,揭示了人的命运并不能真正为自己所掌握,而常常为环境、为自然和社会中的神秘力量所驱使,阐述了自然界没有绝对的胜利者或失败者,因为介于成功和失败之间,有一股使人虽败犹胜的力量不屈精神与坚强意志的归宿--永不言败的灵魂!     

"环中国海文化共同体"历史上的跨海人文旅行——明朝高丽文人郑梦周的渡海入京与其人其诗的古今影响

明朝初期,朝鲜半岛高丽-朝鲜王权鼎革,郑梦周作为高丽末重要官员和文人,多次渡海赴京,对当时、对后世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历史进程,影响深远.其在中国的影响,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明初,来自高丽末朝鲜初王府的遣官入京奏报,郑梦周是作为高丽王府的"权臣""奸臣"定性的.第二个时期始自朝鲜初期成书的《高丽史》对郑梦周评价的彻底转变.于是在中国本土,对郑梦周的定性与评价,也随之彻底转变.到了明万历进士钱谦益编纂《列朝诗集》,明朝属国朝鲜的郑梦周诗成为重要选项,因之影响巨大.《列朝诗集》于清康熙间传入朝鲜,受到朝鲜一方的高度重视.清中叶朱彝尊编选明代诗歌总集《明诗综》,郑梦周又是必选,并按语对《高丽史》不没郑氏事迹大加称赏.晚清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五又记有《朝鲜诗录》在同治年间辗转抄阅流传的情况.《朝鲜诗录》共四册,录郑梦周诗"几盈二册",可见郑梦周及其诗在明清中国本土的影响.第三个时期是现代中国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新中国学界对郑梦周的"重新发现"高度重视.第四个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是中国学界有了不少全面研究,另一方面是中韩两国共同对郑梦周在中国本土的历史足迹的考察发掘、缅怀纪念,和对其当代价值的共同认同.     

里海石油和中国能源

本文介绍了里海石油开发的历史 ,里海法律地位争议的由来及里海石油储量和管线方案 ,分析了我国能源现状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略论海洋资源与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对海洋与人类关系的分析,结合海洋资源与海洋产业的现状,提出了保证我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东盟方式与南海争端

东盟采取其独特的处理内外关系的"东盟方式"处理复杂的南海争端,有效地缓和了东盟成员国之间及其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冲突,避免了南海地区最差局面的出现,为该地区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和平安全的环境。东盟方式处理南海争端的框架涵盖处理南海争端的基本目标、基本手段和效用。东盟方式处理南海争端的进程对中国解决南海争端、推动区域合作和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外部环境具有启发性意义。     

在臆想中挣扎的灵魂——默多克《大海啊，大海》中意象的象征意蕴

赫沃德·摩斯(Howard·Moss)这样说过,“生活中所有的自然奇迹———星辰、海洋、岩石、季节的轮回更替等,都是默多克笔下被善驱使而相互关爱,或被恶驱使而相互折磨的人物们追求真实却难以到达真实的种种暗示。作品中真实自然的景物在理性与感性、人性与自然、神圣与亵渎的相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