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魏玛时代“社会福利”政策的扩展与危机

从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２７年，魏玛政府的社会保险体制得到了扩展。然而，１９２９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使魏玛政府不得不紧缩、甚至撤除福利保险制，致使传统的德意志“社会福利国家”出现危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里，福利制度的顺利运行与扩展，必须有经济上的稳步发展作为前提条件。而且，福利制度本身有着发展方向上的绝对要求，只能使它朝着增加福利金、扩大保险面的方向上扩展，而不是相反，否则它不仅不可能达到缓和社会矛盾的效果，而且会激化社会矛盾。     

魏玛德国失业保险体制的兴与衰——兼论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限度

魏玛德国的失业保险体制是其福利国家建设的顶峰,但只维系了不到3年便遭遇危机,甚至进一步触动了共和国的政治基础,成为魏玛民主衰亡的主要动因之一。这一结果同该体制存在的制度缺陷密切相关。社会各界从政治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利用失业保险体制的成败,更加剧了它的崩溃过程。这段衰亡史充分体现了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限度。     

魏玛德国失业保险体制的兴与衰——兼论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限度北大核心CSSCI

魏玛德国的失业保险体制是其福利国家建设的顶峰,但只维系了不到3年便遭遇危机,甚至进一步触动了共和国的政治基础,成为魏玛民主衰亡的主要动因之一。这一结果同该体制存在的制度缺陷密切相关。社会各界从政治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利用失业保险体制的成败,更加剧了它的崩溃过程。这段衰亡史充分体现了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限度。     

德国魏玛时代失业问题探析

魏玛时期的失业问题伴随当时德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个阶段是战后的初期阶段,魏玛德国的失业问题开始凸显,在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失业规模在1923年底迅速扩大。第二个阶段是相对稳定时期,随着德国经济持续的发展,失业问题开始得到缓解。但20年代中期的"合理化运动"又导致德国出现了结构性失业和技术性失业,这两种长期性失业类型使德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第三阶段是大萧条时期,经济大危机重创了魏玛德国的社会经济,再加上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误和劳动人口结构的改变,严重失业问题直到共和国的崩溃也未能解决。     

试析魏玛德国集体合同制的兴衰

集体合同制是魏玛福利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与革命推动了集体合同的法制化。集体合同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工人的劳动权与其它合法权益。然而,在经济形势恶化的压力下,集体合同制从自愿调解模式向强制调解模式转变,成为政府控制劳动市场、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政策手段。最终,集体合同制由于政治与经济危机而无法正常运行,魏玛民主也由于同集体合同制的密切关联而受到质疑。魏玛时代集体合同制的兴衰历史反映了现代福利国家建设的成就与局限。     

论封建制残余与德国魏玛共和国的灭亡

魏玛共和国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短短地存在了14年后被右翼纳粹党建立的军国主义独裁统治所取代。正是在魏玛宪法所设计的政治体制下,合法地诞生了希特勒的纳粹政权,本文通过对魏玛共和国兴衰的阐述,得出德国封建制与魏玛共和国灭亡的密切关系。     

20年代魏玛德国与50年代联邦德国对外政策目标之比较

对外政策目标对于理解对外政策及活动具有重要意义。20年代魏玛德国与50年代联邦德国的对外政策目标体系具有某种形式上的相似性,在实质上却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及其原因决定了其对外政策取向,并限定了对外政策的实现程度。     

德国对待1931-1933年远东危机态度分析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德国为了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和《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对日本采取了承认其在远东的霸权地位,认同其在中国的特殊利益的政策,以便争取得到日本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受这种意图影响,在“９．１８事变”爆发后,德国在国联采取了表面上“中立”,实际上袒护和纵容日本的政策,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魏玛民主的保卫者和掘墓人--论魏玛德国时期国防军的政治地位和作用

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但在内外各种原因的作用下,民主制度被法西斯专政所代替。国内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多着眼于魏玛共和国的内外政策,魏玛民主的缺陷、危机和崩溃,以及纳粹党的兴起和最终夺权。然而,在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中,国防军始终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同时扮演了民主的保卫者和掘墓人的双重角色,对共和国的存在和崩溃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社会福利发展诉求与政策回应——基于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的选择

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社会福利的实现,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仍将发展的内容局限于经济增长,且把经济增长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唯一尺度,忽视社会福利的改善,导致"扭曲的发展"问题出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高社会福利的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路径脱颖而出。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倡导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来解决扭曲发展的问题,实施以人力资本投资为导向的政策,构建发展型社会福利体系,推进城乡基本公共福利服务均等化,实行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家庭等福利供给多元化策略,推行社会福利专业化服务模式,从政策视角回应了我国社会福利的发展诉求。     

基础研究的认识嬗变与后危机时代的科学政策

后危机时代,基础研究进入国家科学政策的中心。生产卓越的、有影响力的科学知识产品是当代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特征,寻求基础研究的现实作用和社会意义是政府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的重要理论预期。虽然基础研究的外延仍在不断扩展,基础研究所展示的研究范式仍在不断演变,但基础研究不断地被赋以目标、战略、解决危机等诸多新的价值判断却已经成为政策界的共识。同时,＂基础研究＂作为边界概念所保护的科学价值仍然是科学精神的关键所在,也是在制定科学政策过程中政府与科学共同体最需要保护的内容。     

“类危机”：社交媒体时代的新挑战

社交网络媒体的勃兴,不仅冲击着传统媒体的领地和地位,也重新界定着公共关．系、特别是危机公关的内涵与范畴。网络上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鼠标关注”、“虚拟围观”,能够穿越时空,冲破疆界,在瞬息间将虚幻无形的牢骚不满,整合成冲堤决坝的爆炸性力量。新媒体时代,危机爆发的临界点似乎在大幅降低,危机应对的“时间之窗”也在大幅收窄;而对于危机管理者来说,仿佛身处一个“无物之阵”里,四面都是危险,但你却看不到敌人。     

社会福利社会化政策的法律规制探讨

中国社会的发展使得社会福利社会化提到了议事日程,而民政工作实务的现状和社会福利立法的理论探索都涉及到政策的定位、政策的原则、政策与现行法律的衔接等相关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对此进行法律规制加以保障。     

魏玛“帝国乡土服务中心”及其历史评价

＂帝国乡土服务中心＂是魏玛共和国＂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的决策、组织和实施机构,受一战后魏玛共和国特殊的政治、社会局势的影响,＂帝国乡土服务中心＂的工作重点集中于重建德意志的国家主义和民族精神,而对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存在极大忽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魏玛共和国的灭亡和纳粹的崛起,也成为战后德国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反思对象。     

社会福利社会化政策的法律规制探讨

中国社会的发展使得社会福利社会化提到了议事日程,而民政工作实务的现状和社会福利立法的理论探索都涉及到政策的定位、政策的原则、政策与现行法律的衔接等相关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对此进行法律规制加以保障。     

关于“后危机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思考

“发展才是硬道理”,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应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尽可能规避风险,理性地应对危机,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此,要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重视资源储备,致力于经济转型,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可持续发展,并以人为本,拉动内需,最终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后危机时代的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研究

金融危机后的全球化表现出了与前期不同的一些发展趋势,从经济全球化逐渐演变为在文化等社会领域整体推进的全球化,失衡、冲突和崛起成为了现时全球化的重要特点。在此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如何走出困境,实现超越,应基于三方面的转变:培养全球意识、走向文化自觉和加快学科建设的国际化。     

互联网时代的危机管理

“几年前,我们每个月帮助客户处理一次危机;现在,我们每天都要为客户处理好几起危机”。如今,每个公关人都切身体验到“危机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危机常态化和公众化的时代。     

日本社会福利政策变革的新趋势

今日本的社会福利政策不再拘泥于救济扶贫的制度框架 ,开始探索创建满足全体国民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日本的《有关社会福利基础结构变革》的总结报告指出了这场变革的必然性和方向性 ;从 2 0 0 0年开始实施的“老年人看护保险制度”显示出日本社会福利政策由过去的行政管理措施向签约方式转变的新趋势。这将对中国正在健全的社会福利保险制度起到有益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