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摩西十诫"看基督救赎的绝对必要性和唯一性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后,神人摩西从耶和华上帝领受了严谨的律法,这些律法记载在《圣经》的《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中。其中以出埃及记20章2-17节的摩西十诫为最著名,也是上帝律法的核心。(一)"摩西十诫"包含的"天人"秩序两大层面20:2-3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20:4-6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     

“新亚当苹果”和“潘多拉之匣”——西方文化理论思潮简述

传统文化面临新的挑战伊甸园的故事是尽人皆知的:耶和华上帝亲手制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他们经历了一段蒙昧无知然而纯真无邪的生活之后,由于受到蛇的蛊惑,品尝了智慧树上的果子,于是领悟了善恶、情爱和羞耻.上帝因他们违犯禁令而勃然大怒,将他们逐出伊甸园,人类充满苦难和争斗的漫长历史从此发轫.圣经里的神话故事也许荒诞,但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仍不失为一个颇有启迪的比喻,它形象地表明人类文化的最初萌芽就是对人     

圣经的律例叙事

律例叙事作为圣经叙事的一种典型形式,不仅贯通在律法书中,也贯通在整个圣经之中,它以各种诫命、圣律的形式表现出来,涵盖了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呈现了“上帝订法-先知传达-百姓践行”这一圣经叙事的基本模式。     

论德尔图良的信仰主义

德尔图良关于“雅典与耶路撒冷”的对立,其宗旨在于反对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的简单混合,以便维护基督教传统。这是圣经思想的具体阐发,在基督教教会史、思想史和神学史上具有积极意义。但德尔图良的信仰主义并不完全否定理性。在拒绝利用希腊哲学来理解基督教之后,他试图用人的自然理性和灵魂来证明上帝和信仰。本文结合基督教思想史对德尔图良在理性问题上的矛盾作了自己的解释。     

美德伦理学:核心概念与主要任务——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视角看

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德伦理学成为西方学界的前沿话题。在讨论美德伦理学的过程中,首先,应结合古希腊的思想原典和当代作品来理解"美德"概念的本义及其演变。其次,立足美德伦理学的主流即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立场,"美德"不应被理解为一种内在于人的特殊实体,而应被理解为人的基本功能的卓越呈现状态。美德伦理学的主要任务,不在于揭示这种卓越状态的重要性,而在于寻求实现这种状态的理智方案。所以,应侧重"实践智慧"而不是"好品质"的意义上理解"美德",并以此作为美德伦理学的主要研究目标。     

前燕慕容廆君臣的华夷观

幕容廆时期前燕华夷观的转变可分成四个阶段.第一,兴兵宇文、夫余(284-289),是慕容廆突破"华夷之辨"的尝试阶段,共5年;第二,"华裔理殊"(289-307),是慕容廆认识、接受"华夷之辩"时期,共28年;第三,"勤王杖义"(311-331),是"华夷之辩"对前燕社会产生影响的阶段,共20年;第四,"天授有晋"(331-333),发生了前燕群巨"请封燕王"之争,共2年.终慕容廆一世,"华夷之辨"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前燕君臣.对"华夷"之间的差距,慕容廆君臣经历了从意图冲破"华夷秩序"、漠视"华夷之辩"到认识到"华裔理殊",恢复与西晋的朝贡册封关系使"勤王杖义"上升到了国家政策的层面.尽管慕容廆的辅政集团吸纳了大批中原士人,但是这些士人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以"请封燕王"一事为例,拥晋仍是部分前燕士人的民族情结.     

国学、汉学和"百年留学生文化"——兼论理性高于权威

原始仁学面对的自然、社会、知识环境与现代社会迥异,而原始仁学及其现代义解所共持者为:义利之辨和紫朱之辨."义利"为仁学伦理学之原则,"紫朱"(真伪)为仁学伦理学之方法.将二者运用于当前国内外学术现象,以新仁学之"义镜",反射出错综复杂的文化学术界之"利薮经纬":今日国学、汉学、留学文化所内嵌之功利主义固疾,实导致中华文化在物质性成就不断提升的同时,将结构性地降低其民族精神文化之水准.对治之策正是返归仁学精神本身.历史辩证法在于:最古老的东方伦理学智慧,在最现代的西方等符号方法论协助下,将有效提供人文科学现代化的认知标准和工具."伦理学"(传统原则)必须与知识论(现代工具)结合,才能成为有创造力的精神实践手段.     

审美创造与艺术表现——论艺术创造的精神特性

一何谓"创造"？"创造"一词,无疑有两种概念：上帝的创造和人的创造。上帝的创造是无中生有,如在《旧约·圣经》中说,上帝以自己的意志要什么东西"有"时,那种事物便应"有"字而生。除了上帝的创造之外,就是已有的有形世界中自然万物之间的创造行为和创造过程,这就是指两种以上的事物相互有机结合而产生一种全新事物的过程。这样一种创造行为,就其普遍性而言,是一种宇宙性的事件,一个纯属自然的运动变化过程。其中人的创造活动作为这种普遍性的宇宙事件的一部分,也是指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已"有"之物加以有机的结合而生产出一种全新的…     

简论安全的精神食粮

世上各国的官方与学者一致认为食品安全问题关乎人权.我们人类有一样的血肉之躯就有一样的食品安全需要;我们心灵生命的食粮同样需耍健康、卫生、安全.安全的精神食粮是指那种能苏醒人心、能使愚人有智慧、能快活人的心、能明亮人的跟目、能存到永远、全然公义,引导人走公义正直善良道路的、不随任何世事变动之伞备的律法、确定的法度、正直的训词、清洁的命令、洁净的道理、真实的典章.这是人类无论什么制度什么国度的人都值得思考和寻求的.圣经是人类精神食粮健康安全的根本大法;寻求和享受生命的至善真粮乃是一种生而有之的天赋权利与福气.     

《易经》与《圣经》对话:论清初耶稣会士白晋对《蒙卦》的诠释

清初,法国耶稣会士白晋来华,获邀居于北京紫禁城,研究《易经》,积极从中寻索"弥赛亚"的预言,宣称中国古代圣贤早获上帝之启示,故被其同侪冠以"索隐派"的称号。白晋完成了十几篇《易经》的注疏,包括以汉语写成的《易稿》《易考》《易经总说》及《大易原义》等手稿,借基督宗教的神学思想解读卦象及推演义理,促成了《易经》与《圣经》较深入的对话。本文以《易稿》为研究对象,考察文本的诠释角度,审视白晋如何为《蒙卦》注入新的意义,令《蒙卦》几乎涵盖了基督宗教的整个"救恩史"。     

论奥古斯丁基督教道德哲学的“爱”

与基督教哲学一样,基督教道德哲学是道德哲学与基督宗教相遇的必然结果。奥古斯丁"爱"的理论是在基督教道德哲学架构下被阐明的。上帝的一切诫命都是围绕着"爱",换言之,"爱"是每条诫命之依归。在奥古斯丁思想体系中,"爱"与"秩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秩序"是"爱"的前提。奥古斯丁的"爱"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属天之爱;二是属地之爱。在严格意义上,奥古斯丁的"爱"意指"属天之爱"。因"属地之爱"纯粹爱自己而被排除在爱的情感之外。但,奥古斯丁又没有完全否定"爱自己"。在爱的秩序中,爱上帝,爱邻人,爱自己各得其所。"爱自己"和"爱邻人"以"爱上帝"为前提。奥古斯丁将不同等级的"爱"安置于以"爱上帝"为中心的秩序框架里。     

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的儒商之道及其启示

涩泽荣一在实业思想上,把来自中国的儒家精神与效仿欧美的经济伦理融为一体,奠定了日本企业经营思想的基础.他的<论语与算盘>,系统总结了自己的成功经验,被称为"商业圣经":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经营理念和儒商的处世之道,包括:"士魂商才"的经营原则,"义利合一"的求财之道,"信为根干"的企业精神,"其争也君子"的善意竞争意识,"回馈社会"的道德义务.     

微博的网络意见整合能力分析

2010年,微博在整合网络意见、形成社会舆论过程申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其信息传播的特点是主客体统一、即时便捷和个人化.微博平台上意见的整合难度加大,原因在于:"态度变化"难左右,"客观判断"难改变,"深思概率"难提高.展望整合的未来,文化的碎片化趋势加剧,意见领袖的作用凸显,传统媒体的介入势在必行,提高网络意见的整合能力任重道远.     

"天命"思想早期变化的特点

在中国古代,天命观既是一个哲学范畴,同时也是或者说更是一个历史学的论题.因为先秦时期的史官既司天又司人,"究天人之际"是史家的首要职责.《礼记·表记》曾对夏商周三代的天命鬼神观念作了高度概括,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有关"夏道"的具体情况,因为文献不足征,我们不得而知.     

费尔巴哈人本学与其宗教观的内在逻辑探析

作为近代唯物主义的费尔巴哈哲学的重要内容是其人本学思想,作为青年黑格尔派核心成员的费尔巴哈的主要任务又离不开对于宗教的批判.费尔巴哈正是从人本学的立场上将人理解为"感觉实体",从而在学理上展开了对于宗教自身的深入分析和全面考察.费尔巴哈将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的主题推向高潮,得出了"上帝是人本质的异化"的著名论断,并最终完成了近代以来的上帝人本化的哲学任务.     

文化:在信仰与劳作之间——后实践哲学视域下的文化哲学论纲

文化哲学的解析与建构需要将自己建立在一个哲学理念之上.这个哲学理念需要将内在性与超越性、此岸与彼岸、现实活动与超验意向等统一起来.这个哲学理念需要既摆脱旧形而上学所隐含的价值虚妄与暴力,也需要规避一元实践主义所隐含的虚无主义.在后实践哲学的视域中,文化作为对人的生存安顿包含着超验信仰与现实的劳动实践两个维度.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与思想脉络中,"文化"乃是以"文""化"之,也就是所谓的人文化成的王道政治;"政治"乃是"正"之以"文"以"治",也即是以"教化"实施统治.因此,文化的问题在其现实性上就是政治问题.     

作为实践哲学的哲学解释学

加达默尔的解释学强调理解、解释与应用的合一,其实应用就是实践的应有之叉.加达默尔重点论述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对技艺、科学与实践智慧有明确的区分,并指出了科学的自然知识和实践的人文知识的区别.在科学呈现出一种技术化趋势,并成为一种自律的统治力量的当代,加达默尔重新恢复了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重要性,解释学不仅是哲学,而且是一种实践哲学,它直接面对人的存在与活动,与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讨论的是人的"生存"、"自由"、"幸福"和"善的选择"等这些对人类来说最为至关紧要的问题.解释学作为实践哲学,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和理解的视角,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人的存在方式,解释学的真理可以使我们重归人文精神宝贵的精神家园,而这正是每一个现代人安身立命的基础.     

法律方法的概念及其意义

对法律方法概念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它是建立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法律方法是方法论中的特殊领域,其特殊性表现在法律原则、规则与程序本身就是维护权利、保障秩序的方法,所以法律方法是" 方法"中的方法;法律方法既强调了对法律规则与程序权威性的尊重,又必须是对规则的灵活与智慧地运用.各种法律方法,我们在对其研究的时候是单独的方法,但法律人运用的时候却是综合性的,从这个角度看,法律方法的实质是法律思维方式.     

正义:我国行政决策的理性诉求

关于能否用一种叫做"正义"(Justice)的 道德规范来评判政治领域的行为实践,一直 是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新公共行政学派对社会公平价值观的倡导,将行政正义性诉求理念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作为一种价值取向,"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约翰·罗尔斯,1988:3-4)。"正义的原则,引用一句名言来说,就是'一视同仁'"(威廉·葛德文,1980:84)。     

好的受造物为什么会堕落?

如果上帝是至善,上帝所造的整个世界是好的,那么为何有恶?恶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是奥古斯丁一直思考的问题.恶的来源与"虚无"有关.奥古斯丁吸收了新柏拉图主义的"恶是善的缺乏"的观点,认为上帝所造的一切受造物都是好的,没有本性即恶的实体,恶来自于意志的错误的运动.但这带来一个问题,即为何上帝所造的好的意志,会发生错误的运动呢?对此奥古斯丁提供了几种答案.一是因为受造物是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因此有可能堕落.一是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不能知道答案的,要知道其答案,就好像要"听见寂静"或"看见黑暗"一样.奥古斯丁的"虚无"说会进一步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既然受造物必定是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那它们是不是必然会堕落呢?理性的受造物(天使和人)还要不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本文考察了奥古斯丁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索与解答,并分析了在奥古斯丁的神学哲学中,人的堕落所带来的后果及其与原罪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