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青少年犯罪预防和矫正理论与实践模式的整合——以社会控制与社会支持为视角

社会控制理论是解释和解决我国目前青少年犯罪预防与矫正综合治理模式的重要依据,社会支持网络理论的目标与社会控制的目标并不矛盾。两种理论取向的整合,将有助于认识我国传统的青少年犯罪预防和矫正模式在理念和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建构真正具备综合、系统特征的青少年犯罪预防与矫正社会服务体系,做到个人层面的偏差行为的预防与控制。     

社会管理创新:预防流动青少年犯罪之根本

流动青少年犯罪已成为当前违法犯罪中的突出问题,该群体的犯罪具有一般青少年犯罪的特性,同时,又有众多自身的特点。流动青少年作为流动人口特殊群体在生理、心理都有着与成年人不同的自身特点,因此要从根本上预防流动青少年犯罪,必须根据他们自身特殊需求进行特殊保护,完善现有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全国流动青少年基础信息库,完善流动青少年合法权益保护,强化对流动青少年重点防控,提高对流动青少年犯罪控制能力。     

青少年犯罪的原因解读——以BPS模式为视角

犯罪学者们对青少年犯罪的原因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试图通过对青少年犯罪原因的解读,探寻出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有效对策.运用社会学的BPS模式来分析各种青少年犯罪类型,可以发现青少年犯罪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青少年的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都对其行为产生着重要影响.     

“互构”型社会支持系统的缺失与城市外来青少年犯罪

近几年来,城市外来青少年犯罪问题成为广受关注的问题;在对某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未成年犯深入访谈的基础上,文章从社会支持和社会网络的角度分析了城市外来青少年犯罪的重要社会成因;外来青少年由于缺乏各种社会支持而受同龄群体的吸引,在同龄群体中建立起了封闭而又具有强力关系的社会网络,城市外来青少年犯罪的重要社会原因之一是：社会支持不足造成的封闭社会网络,封闭的社会网络导致城市外来青少年主动构建社会支持的能力不足。＂互构＂的社会支持系统对预防城市外来青少年犯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论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和治理

青少年肩负着国家强盛、民主兴旺、社会进步的责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和后备军,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加快,青少年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已经引起了社会的重视.本文对青少年犯罪的现状进行分析,并针对青少年犯罪的特点提出预防及治理的方法.     

论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和治理

青少年肩负着国家强盛、民主兴旺、社会进步的责任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和后备军 ,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加快 ,青少年犯罪问题日益突出 ,已经引起了社会的重视。本文对青少年犯罪的现状进行分析 ,并针对青少年犯罪的特点提出预防及治理的方法。     

民族地区青少年犯罪问题探究——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X镇为例

青少年犯罪问题研究是一个亘古常新的话题。近年来民族地区青少年犯罪问题突出,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但在我国以民族地区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及预防对策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尚未成型,对此问题的研究也不够深入。这不仅无益于具有特殊性的民族地区青少年犯罪率攀升现象的解决,也间接地阻碍了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本文以民族地区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及预防对策为研究对象,力求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民族地区青少年犯罪率不断上升的问题的方案,为我国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贡献一份力量。     

城市民工犯罪的社会因素和控制对策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导致城市民工犯罪的重要环境因素。因此要防范和控制民工犯罪 ,首先必须打破二元社会结构 ,创造民工同城市居民公平竞争的客观环境。此外 ,在管理上既要坚持分类管理协同动作 ,又要有新的管理思路——从住入手 ,以房管人 ,还要“源头”与“终端”联动 ,才能收到良好效果     

法社会学视角下青少年犯罪控制网络的构建

青少年犯罪问题日益严峻,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为了有效地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应在全社会构建一个以构筑家庭绿色防线、强化学校教育手段、完善社区控制体系、严格规制大众传媒、完善少年立法和设立少年法院等多位一体的青少年犯罪控制网络。     

我国当前仇恨犯罪的原因解析——以2010年以后仇恨犯罪典型案例为研究样本

仇恨犯罪是对社会具有强烈负面影响,对社会安全与稳定造成严重冲击的类型化刑事案件。基于这种理解,现阶段我国社会频繁出现的、带有明显的仇恨动机的报复社会性犯罪和群体性暴力事件都属于仇恨犯罪的范畴。对2010年以来国内发生的35起典型仇恨犯罪案例的整理和分析可以发现仇恨犯罪的深层次影响因素:社会结构性失衡是社会个体仇恨情绪的逻辑起点;社会底层的病态心理是促生仇恨动机的初始形态;传统的法外复仇文化对仇恨犯罪具有发酵作用;现阶段社会治理中的压力控制型治理模式则对仇恨犯罪具有反向激励作用。在全面、客观认识仇恨犯罪产生原因的基础上,当下我国仇恨犯罪的预防应遵循治标与治本结合、打击与预防并举的方针,具体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展开。     

转型期城市农民工的犯罪与社会控制

农民工是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由于经济、社会和管理等方面的原因,他们成了当前城市社会各种犯罪活动的重要一支。本文首先从农民工进城后过高致富期望的破灭、社会转型造成的“规范真空”、文化的差距与不公的待遇和弱化的管理系统等方面深入分析了农民工犯罪的形成机制,进而提出了对城市农民工犯罪问题应通过发展经济,并从社会组织、制度和价值评判体系等三个方面进行社会控制来解决的观点。     

走向共享社会:社会阶层结构与中等收入群体研究——以广东为例

运用官方相关统计数据,多维度地分析广东社会阶层结构现状。研究发现,广东中等收入群体呈逐步壮大趋势,现代化阶层结构雏形已经形成。从收入分层角度看,低收入群体呈明显下降趋势,而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均呈上升趋势;从职业分层角度看,出现非农化和白领化趋势,农业劳动者阶层人数逐步减少,蓝领阶层持续萎缩,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比例持续上升;从教育分层角度看,初中及以下学历人口比例逐步减少,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逐步增加。但是,中等收入群体扩大速度太慢,体力劳动者比例仍然很大,人口整体素质仍然偏低,橄榄型社会结构仍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偷渡犯罪研究——以福州地区为例

中国偷渡现象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是福建省福州市。鉴于福州沿海地区成为中国偷渡案件的高发地区,以当代福州沿海地区的非法移民活动为案例,对当代中国偷渡问题进行研究,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福州地区偷渡活动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决不是单纯的经济原因。其中既有历史传统和文化心理原因、经济原因、政治原因,又有国际原因。对福州地区偷渡案件进行治理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这种治理的措施必须是综合的,且治理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当前的主要举措,应着眼于健全法律,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全社会对偷渡行为危害性的认识,严格加强边境管理和进行反偷渡犯罪的国际合作。     

青少年网络沉溺群体的行为特征及其社会控制

根据国内外已有的相关研究,网络沉溺群体与非沉溺群体的行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通过对青少年网络沉溺群体的网络行为特征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与非网络沉溺群体相比,沉溺群体在上网地点、上网频率和时间、网络行为等方面,都有其较为明显的行为特征.因此,适当控制上网地点、上网频率和时间,是对青少年网络沉溺行为进行社会控制的有效方法.     

未成年人犯罪成因分析——以学校教育为例

文章以广西为采样范围,通过问卷调查和实证研究,对比分析了未成年人罪犯与普通学生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在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班级纪律、参与不良活动及受教育年限等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未成年人犯罪的学校方面的成因,从而提出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针对性教育策略。     

转型时期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思想研究

转型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转折点,这一时期社会建设任务将更加繁重,其核心就是民生建设。笔者从民生的视角来探讨转型时期如何促进民生建设,促进社会和谐。民生建设与社会建设关系极其紧密,并且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意义重大。     

中山市家政服务群体社会管理的对策研究

中山市家政服务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中山市家政服务行业初具规模,南粤家政工程实施情况比较理解,家政服务人员对工作满意度较高,但是也存在着资源分散、多部门管理、结构性供需矛盾突出、行业组织化、信息化程度不高、家政服务群体缺乏劳动权益保障、市场秩序亟待规范等问题.本研究对中山市家政服务群体的现状进行详细的分析,对中山...     

断裂与重构:社区矫正青少年的社会支持——以上海市J区为例

作为以充分利用个人社会支持网络为主旨的非监禁行刑方式,社区矫正应该对预防青少年重新犯罪和使其顺利回归社会具有重要作用,而通过对上海市J区的问卷调查发现,社区矫正青少年在物质生活、求职就业和精神需求满足三个方面得到了来自家人的极大支持,但来自社区居民、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资源却远未如社区矫正体系所设计的那样充分发挥作用。基于此,应建立由立法支持、政策支持、社区支持和专业技术支持等四项构成的社区矫正青少年社会支持网络,以期为矫正青少年提供有效资源供给,也有助于矫正青少年的增能与复健。     

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与社会控制--以成都为例

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终结了实施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自愿救助代替了强制性收容遣送,体现了社会进步和人文关怀.如何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社会救助和关怀,同时确保城市公共秩序及城市环境不受影响,已成为政府部门关注的重点.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加强对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强化城市管理必须采用综合治理手段其一,要加强对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尤其是对其中弱势者的救助,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其二,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法规,强化社会控制,并在相关法律的框架内制定地方性法规,将一些法律解释全面化和可操作化;其三,实现社会救助社会化、多元化;其四,政府应明确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主体,规范公安、城管、民政、卫生等相关政府部门的管理权限和责任.     

风险社会中公害犯罪之刑法规制——以抽象危险犯理论为切入点

自人类进入风险社会以后,防控以公害犯罪为主要表现的社会风险就成为各国刑法学者和刑事立法者所关注的焦点.欧陆刑法中设置的抽象危险犯大大降低了公害犯罪的成立标准,放松了其追诉条件,能够有效防范公害犯罪的发生.我国刑事立法也应当与时俱进,结合实际国情,在刑法典中设置某些抽象危险犯如酒后驾车罪、生产、销售假药罪、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非法出售、提供个人信息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