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地区近圣文化心理嬗变及其内在机制研究

孟子以其所居之地与孔子故里相近而感到庆幸、自豪,并以此自觉奉行孔子之道,揭开了中华民族近圣文化心理的帷幕。建炎三年,孔子四十八世嫡长孙、衍圣公孔端友率族扈跸南渡,赐家衢州,激活了潜藏于以衢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士民内心的近圣文化心理,并极大地催化了"近圣人之居"这一以地理空间为逻辑起点的文化心理在江南地区的嬗变,这种嬗变在南宋以降的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中华民族近圣文化心理的积淀与催化、江南地区的文化底蕴与文化内生力、孔氏南宗平民化转身的文化穿透力等文化因素的综合影响,是江南地区近圣文化心理嬗变的内在文化机制。在这一文化心理影响下,"护圣""扬圣"成为江南地区士民自觉的文化选择。     

孔氏南宗的符号特征与文化意义

南宋初年,孔子第四十八世孙孔端友率部分族人扈跸南渡、定居衢州,形成孔氏南宗,逐渐成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在南方的象征符号,成为历代王朝崇儒重道的物化象征.作为文化符号,孔氏南宗在强化浙西南地区国家认同、促进社会和谐及宗族形态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孔氏南宗与儒家思想虽没有学派上的直接联系,但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为儒家文化在南方的广泛传播以及南北文化融合作出了积极贡献.孔氏南宗在坚持自身特征的同时,主动适应地域文化、顺应时代变迁,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儒家思想在南方地区的演进历程.     

论中国书院教育中的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是中国书院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南宋时期朱熹、陆九渊、张栻等一些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过论述,他们主张书院应以道义教育为重任,不可堕入利薮。南宋书院义利之辨对后代书院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崇义抑利的思想在后代书院薪火相传,结果使历代书院造就出了一批批以传播道德学术为职志的士人。义利之辨发轫于先秦时期,在中国社会广泛存在,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有崇义抑利、抑义崇利以及义利并重等多种思想主张。中国书院义利之辨中的崇义抑利思想不仅对昔日书院教育有着巨大贡献,而且对当今学校教育有着重要启示。     

论宋孝宗对高宗朝政风之反正

宋孝宗之有作为堪称南宋诸帝之首,他即位后为彻底扭转高宗时期对金屈辱的投降路线及文弱苟安的政治风尚,积极展开了一系列拨乱反正、重整朝纲的改作,使孝宗朝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积极进取的"新气象"。此种"新气象"对于重振南宋士气和政风、重塑宋金关系及造就孝宗朝"乾淳之治"的局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代书院教育与宋代理学的传播

宋代理学家充分发挥了书院的学术传播功能 ,开创了中国古代学术传播的新阶段。他们使书院在讲学、藏书、祭祀、课程设置、教学管理等方面更加制度化、正规化 ,确定了其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特殊地位。同时 ,书院教育与理学传播的结合 ,极大地拓展了理学的发展空间 ,为理学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认可 ,超越其它学派上升为南宋后期乃至明清的官方统治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 ,两者的结合对后世儒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遇到异乡的神祗——论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

当前的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由于研究者多局限于"索隐法"等研究模式,不能够准确、深入地估量基督教文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研究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应当从内外两个层面展开.所谓内在层面的研究,指的是分析作家如何从内在的价值立场上吸收、化用基督教精神;外在层面的研究,主要分析作家在修辞策略等外在的层面对基督教文化资源的运用.     

评普特南和塞尔关于意义理论的论争

本文围绕"意义是否在头脑之中"问题,对普特南的外在主义意义理论和塞尔的内在主义意义理论的论证与讨论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它们的合理因素及其难以克服的困难,表明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打破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的僵硬分界,通过内在与外在的相互关系的把握探索其各自的合理因素有机互补的途径.     

书院的产生与南宋书院的发展

书院的产生与南宋书院的发展周群华，萧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一种教育机构，它不同于一般私学，更不同于官学，从宋初到清末一千年间，书院时兴时废，在不同时期，其情况和特点也不同，它是时代的产物，对中国古代教育发展曾起过很大的作用。然而，书院是如何产生？它在...     

张栻与主闿运——蜀湘学术文化交流与书院教育

在研究中国书院史时,有两位相隔近七个世纪的文化名人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生于南宋初年的四川绵竹人张栻,一个是生于清朝道光年间的湖南学者王闿运。这两个学者各自在湘、蜀两省主掌书院,授徒讲学,传播学术文化;前者为湖湘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后者开蜀中一代学风,对湖、蜀两省的学术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两个学者学术活动及教学方法上的阐述,从一个侧面来比较和论述蜀湘文化的交流及书院教育,藉以抛砖引玉,求正于方家。     

明清时期江南地方书院的发展及其影响研究——以嘉兴为例

明清时期江南一带书院鼎兴，嘉兴地处苏杭腹地，地方上的书院活动兴盛，虽不是最具代表性，但其发展过程是江南书院历史走向的一种缩影。嘉兴地方上书院的萌发、发展和成熟都不是江南书院中最早的，这与南宋政治文化中心的迁移、辐射密切相关，其集中萌发于宋代，到明清时期达到高峰。不可否认的是，明清时期嘉兴地方书院仍是江南书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几经起落，其发展和历史走向经历了“抑制—扶持”的反复过程，究其成因可归结于“专制统治与人才培养”之间阶段性矛盾的一种调和机制，它是时代境遇下“专制与取才”矛盾调和物，其对地方上人文环境发展、对人才培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论南宋词人群的怀古情愫

南宋文人穿越千古时空的界限,将人世沧桑、兴衰成败之感,谱成或悲凉慷慨、或缠绵凄清的怀古词篇。时代背景的不同,咏怀古迹的差异,词人主体的不一,形成同中有异的抒情格调,汇成南宋浩荡激越的怀古情愫。南宋文人诉诸怀古词作的书写,在突出浓厚的主体价值的同时,还渗透着强烈的文人情愫,既有拯救家国的儒家精神,又有隐逸江湖的道家情怀。     

宋代河北书院述论

对于宋代河北书院的研究,从以往的3所扩充到5所,并对5所书院的发展进行了分析,总结了书院师生体现出来的理学家教育理念及方法。对比全国其他区域书院发展的状况,宋代河北的书院发展相对薄弱,与古代后期相较相对滞后,究其原因是战争的影响、行政建制问题以及河北地区遭受的蝗灾、洪灾等方面的影响造成的。     

南宋唐仲友的经制思想

儒家学者唐仲友的经制思想不仅表现为一个重在经史和制度考证的学术形态,也对南宋高宗、孝宗朝的政治问题进行了积极思考,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就学思传统而言,它主要表现出对王安石新学与程氏洛学的反思和吸收,其精神特质与宋代新儒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在观念体系上则涵括了道德形上学基础、治道和治法三个层次,后两者构成其主体。长远来看,他可以视作近世儒家经世思想中治法派的先驱之一。     

金代孔庙的发展、成因及作用

孔庙作为儒学的宣传阵地在金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由破坏到恢复到发展到繁荣的历程。其发展是由于统治推崇儒学和治的需要，是金朝尊孔崇儒、实行治的重要手段。孔庙的广泛建立推动了儒学的推广。由于儒学的推广，从而完成了女真族的汉化，吸引了汉族的人才，促进了金朝的统一和安定，实现了治。     

社会、心理与传统的文化整合——论宋代理学与文学的联结基础

理学与文学各有自身的发展轨迹,但是,在理学发生的宋代,统治者以“崇文抑武”为国策,笼络知识分子,广开科举,大倡尊孔读经,使儒学复兴成为宋代文化繁荣的核心体现。作为宋学核心的理学,其基本精神自然渗透于包括文学在内的意识形态各个领域。而时代性的人文文化氛围和理性思辨精神对宋代文人心理的浸润,进而铸就宋代文学的根本的文化性格。同时,传统儒家思想的表达,无不借助于文学的形式,儒家是先秦诸子中与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因此,作为新儒学形态的宋代理学,在表达方式上也难以割断与传统儒学的联系。     

南宋时期江南农村市场与商品经济

南宋时期,江南农村市场快速成长,开始形成较为完整的区域体系。其中,广泛兴起的各种集市将市场活动扩散到农村各个角落,使农民零散的交易活动纳入到一定地域范围的商品流通网络之中,由此发挥出初级市场的作用。镇市则属于更为成熟的市场形式,不仅商品流通规模大,辐射范围广,而且与城市市场和跨地区市场联系密切,因而具有中心市场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江南农村多层次的商品流通日趋活跃,跨地区的市场联系不断加强,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商品生产的地域分工格局。小农经济也发生相应变化,农村家庭的消费和生产活动逐渐呈现出由传统的自给自足模式向市场供给和商品化生产转变的趋向。但此期江南农村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总体上仍相当有限,且明显受人口增长压力和宋廷赋税货币化政策的影响,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畸形的繁荣。     

南明政权对日通好求助政策的形成过程

明朝自嘉靖、万历以来 ,直至崇祯末覆灭 ,与日本断绝了外交关系 ,而南明政权对日本改行通好、求助的政策。由前者的断绝交往到后者的通好求助 ,经过了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这个转变过程是在南明时期完成的 ,共分三个阶段 :一、弘光时期 ,这是沿用明朝末年旧政策的阶段 ;二、鲁监国、隆武两政权并存时期 ,这是拒绝交往与通好、求助同时并存的阶段 ;三、鲁监国政权、郑成功及其子孙主持的政权、永历政权等并存时期 ,这是通好、求助政策全面推行阶段。影响南明政权对日态度转变的因素 ,包括总体形势、力量对比的变化 ,当事人的经历和性格 ,以及地域远近等     

宗教情怀与人文理性——论许地山的儒教观

许地山是20世纪初期较早从现代意义上对"儒"及儒教进行宏观审视的学者之一。依许地山,儒在源起上不应止于所谓的"殷民宗教者"而应推设到更为久远的史前时期。原初的儒,本身具有进一步转化成教门的潜能,社会的光景、师儒之职、加之"《书》的理想"促使儒的名号自孔子之后逐渐演变为一种特殊的教义,而儒教正统地位的确立、神学化儒教的生成也有其自身的情势和客观的缘由;作为"伦教运动"的儒教比作为"神教运动"的儒教更合乎情理,故儒教在未来若欲成为一"新宗教",必定要有"社会灵魂",能切实抓住生活的根源,也还要在人群上寻求"更高的联络";现代儒家若能"谋诸宗教的沟通",用"宋儒的精神"以整理儒教的旧教义,就能使之成为一"高尚的宗教"。许地山的儒教观是其宗教情怀与人文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对于儒学的现代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提示意义。     

关于儒学宗教性问题研究的反思

儒学宗教性问题关涉到如何认识儒学的特质,如何界定与评价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如何评估儒学的现代价值和未来走势等问题,是二十世纪以来儒学研究中举足轻重而又意见纷纭、争而未决的主要议题之一。从"宗教"、"儒教"含义的界定,儒学创立的思想文化背景或理论基础,汉代儒学的神学化、谶纬化及经今古文学派的异同,宋明理学的性质及"三教合一",以及中国传统的宗教鬼神信仰与儒学或儒家传统的宗教观的关系等多个层面,对这一议题提出几点反思,将有助于拓宽该议题的研究视阈,促进该议题的进一步探讨。     

南朝中央官学探微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长河,南朝时期既承受着外部胡马临江而日益加剧的民族矛盾,又面临着统治集团内部渐趋激化的阶级矛盾。可谓是王朝兴替、兵蠡迭加、君如举棋。然而,政治的局部稳定,经济的相对繁荣,再加上有识君主的提倡,从教育体制方面来看,南朝较之两晋有着长足的发展。尤其在刘宋和萧梁时期,由于政权的相对稳定,中央官学呈现出多样发展的形式。不仅有国学,还创建了学馆,更有专门形式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