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特征——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二）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无疑是一场政治斗争.从科举发展来看,牛李朋党经历了六个斗争回合形成了三次斗争高潮,始终都是围绕科举的改革与守常而展开的.由于历史发展的客观因素作用,这种科举的改革与守常之争又体现为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之争.李党作为科举改革派与牛党作为科举守常派力量对比悬殊的较量使得科举改革归于失败.     

略论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的科举变革（下）

科举由吏部考功员外郎管辖转归礼部侍郎管辖,不仅解决了“省郎位轻,不足以临多士”的矛盾,而且由于礼部和吏部的权力制衡,使得科举蜕变成单纯学问名誉制度。作为单纯学问名誉制度,科举的发展导致大唐王朝与科举同时灭亡。从这种意义上说,开元二十四年的科举变革正是大唐王朝既由科举而兴又由科举而亡的转折点。     

科举民俗与科举学

科举习俗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婚庆习俗、饮食习俗、游乐习俗、社交习俗、建筑习俗等都打上了科举的烙印。本文在论述与科举相关的婚庆习俗、博状元习俗、“闱姓”赌榜习俗、文昌崇拜习俗的基础上,论述科举学的广博性。科举习俗鼓励民间百姓读书应举高中,多数是寓意吉祥、积极向上的,不过也有一些消极的部分。科举文化是中华民族不应忽视的重要的文化遗产,应该加以系统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对其中的科举习俗亦应作如是观。     

从科举到科学——历史、语言和思想的考察

科举制的兴与废都有其历史必然性.试图将现代科学纳入到科举框架的本意反而最后颠覆了框架本身;科举与科学并非天然对立,科学的原意实为科举;废科举兴新学的背后反映的是绵延几个世纪的思想变迁.只有厘清科举与科学的复杂关系,才能够认清中国选才制度的发展脉络并深刻理解中国社会思想的现代转型.对科举的批判和对科学的崇尚都需在一定的理性限度内.     

北宋初期科举制度研究综述

学界对北宋初期科举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科举取士权收归中央,科举名额的增加和对科举公正性的改进。除此,还有几种不同的视角。     

略论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的科举变革(上)

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科举由原来归吏部管辖改由礼部管辖。这种变革乃是有唐一代科举发展史上的大事。这次变革的直接导火线是知贡举李昂与考生李权之间的矛盾。李权遵循干谒传统与李昂决心革除“饰名求称”、“谈毁失实”的科举之弊的冲突 ,促使朝廷作出科举变革的决定 ,二者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关系。因此 ,这次变革应有更深刻的内在原因。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后果——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三）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最后以李党的彻底失败、牛党的彻底胜利而告终.牛党的胜利是庶族在科举上的胜利,是科举在政治上的胜利,并由此而导致大唐王朝的灭亡.从有唐一代科举发展来看,牛李党争以政治的形式来实现科举由本义向单纯学问名誉制度转化的过渡,牛党的胜利表明科举作为单纯学问名誉制度的全面发展.     

文化自觉与科举学研究

20世纪上半叶,在废止科举制的激愤余绪中,科举研究总体上而言比较薄弱,迨及建国直至文革期间更加被边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举研究日渐升温,科举学理念、为科举制平反的理念相继出现,这既是学术研究走向文化自觉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化自觉的一种典型表达方式。科举学的正式出场为科举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平台,有助于科举研究走向更深层次的文化自觉,从更为宏观的视野来看则有助于理性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科举学的文化地理视角

从文化地理的角度研究科举学具有整体综合的优势,可以丰富和拓宽科举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视域;科举人才与地域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等因素有着互为因果、彼此影响的复杂关系,而科举考试的配额制度作为调节科举人才与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的中介机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科举考试的区域配额制度对于现代高考"倾斜的录取分数线"问题也具有极为强烈的借鉴意义;这便是从文化地理视角研究科举学的旨趣所在.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实质——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一）

牛李党争是中晚唐政治史上的大事,也是中晚唐科举史上的大事.牛李党争与科举紧密相连,对于唐代科举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基于此,着重论证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实质乃是势族与庶族之间的自觉斗争,是二百多年科举制内在矛盾公开化的激烈表现.     

明代科举与教育一体化对其政治风气的影响

明代为了协调学校与科举的关系,使学校科举化、科举学校化。二者浑然一体,难分难解。明代的政治风气,是与明朝的王权政治相联系的,科举教育一体化对于巩固明代王权政治有着很大作用,但是由于王权政治本身的弊端,科举教育一体化的弊端无法最终克服而导致政治文化走向没落。     

论戴名世序跋与科举

在清代桐城派作家中,戴名世不可忽视。他生活坎坷,最后命丧于文字狱中,一生充满了浓厚的悲剧色彩。戴名世虽不喜好时文,但没有放弃对科举的追求。他曾多次参加乡试和会试,在科举上最终获得了巨大成功。由于在科举上屡试不售,加之家境贫寒,因此戴名世只得授徒卖文,过着困顿而无奈的羁旅生活,备尝人生的酸楚和艰辛。从戴名世所作的一些序跋来看,尽管他对科举不得真才愤愤不平,对科举中的一些恶劣现象强烈批判,但他并没有否定科举,而是对司教者、衡文者以及应举者提出建议,寄予希望。戴名世与科举有着不解之缘,他的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人生与科举有着紧密联系。可以说,是科举贫困了戴名世,成就了戴名世,并最终毁灭了戴名世。     

明代东莞地区的科举群体及其历史贡献

明代东莞共考出举人529名、进士76名,在广东各州、县排名中皆为第四;考出庶吉士6名,与南海县并列第三;六次摘取解元桂冠,在各州县名列第五;还出现了18个三代之内至少产生了两个以上举人的科举家族,排名第四;另外,东莞举人在明代初期、中期和后期广东举人总数中所占比例也呈持续上升趋势,反映了科举实力的不断加强。明代东莞科举群体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在任官行政、教书育人和著书立说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     

陈夔龙科举观考述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考试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科举观即对科举制度的认识和看法.陈夔龙是清末贵州籍进士中的国家重臣,深受科举教育影响,他亲历清末科举革废之变,反对科举革废,对科举制度高度认同,综观其一生与科举相关的言行,可以看出:陈夔龙认为科举考试神圣非常,科举制度是立国安邦的根本典章,也是关乎国家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他高度认可科举制度在教育、选材等方面的功能;认为科举考试的组织与管理严谨而规范.     

试论《红楼梦》的科举观

有关科举的描写不是《红楼梦》的主要内容 ,但却是其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书中与科举有关的人物形象的分类考察 ,从贾政与贾宝玉、甄士隐与贾雨村及其他相关人物的对比分析中探讨了曹雪芹的科举仕途观、人才观 :曹雪芹通过宝玉、黛玉等人物形象体现了自己对科举仕途批判与否定。     

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

1905年科举制的停废,终结了1300年尊崇科举的时代.废科举后的100年,大体上可以说是将科举妖魔化的时代或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科举制承负了许多本不该由其承担的罪责.古往今来的实践一再证明,实行考试制度有其弊病,但废止考试制度必将造成更大的祸害.理论上说考试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才方式,但实际上却找不到更好的可操作的公平竞争方式,而考试的办法至少可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在科举制百年祭的当口,我们有理由而且也有必要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     

北宋仁宗朝科举改革与“太学体”之兴衰新探

“太学体”是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考察太学体的科举改革背景,有助于了解其兴衰过程.仁宗朝科举策论考试改革,经历了一波三折的曲折历程:策论的重要性由次于诗赋,上升到与诗赋同等重要;范仲淹改革科举,重策论而轻诗赋.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太学体,暴露了策论空疏、怪僻的弊端,导致改革失败,诗赋重新在科举中占据首要位置.嘉祐二年,欧阳修借权知贡举的机会排抑大学体,使之彻底消失.     

论明清小说作者与科举的关系

众所周知,明清小说与科举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但由于二者均繁荣于同一时期,其间的联系也就是必然的了,而它们联系的桥梁无疑就是作者.明清时期许多男性都有过学习举业,甚至参加科考的经历,数量庞大的明清小说作者群体也不例外.其中明确科举身份的小说作者几乎占了总数的一半,余者从具体的小说作品和序、跋、题词中亦隐约可知,相当一部分人与科举是存在联系的,并且小说作者的科举经历与他们的作品倾向性有着众多的一致性,这也成为小说品类、特点能够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略论唐代的科举,任官制度与书法艺术

唐代为科举制度初行期,作为新生事物有其活力,其某些情况与做法（如进士科行卷等）属空前绝后;而唐代任官须经考核始实授,其中包括书法。唐代又是书法艺术发展的高峰期,代表了特有的时代风尚与士人健康的文化心理。书法与科举、任官密切相关,而科举、任官制度则有力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论宋代的科举梦兆——以《夷坚志》为中心

《夷坚志》中有不少科举梦兆故事的记载,对于揭开宋代士子心态和社会现实具有特殊价值。科举梦兆的内容多是试题、报榜人、科名、登第时间、因果报应等与科举密切相关的事物,并对士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发生人群、时间和空间的分布上,科举梦兆呈现出集中的特点。作为科举社会的产物,科举梦兆表现了士子在科场沉浮中的复杂心态,是宋代"科名前定论"的重要阐释和补充。